龚鹏程丨一命
一命
龚鹏程
有回去重庆，在机场买了本《叶隐闻书》解闷。旅中读毕，有些感触，略说一二。
此书为日人山本常朝口述，十一卷，谈的是日本武士道。日本武士道，思想内涵十分复杂，有儒教之武士道，讲究仁者之勇；有兵学者之武士道，讲究谋定而后动，以战争代替复仇。山本常朝谈的，却不是这些。他的书，形式上类似《论语》，故又被称为《叶隐论语》，或《叶隐论语摘抄》，但其实与儒家所说大相径庭。
分歧最大的，是鼓吹极端忠君。生命之价值，只在尽忠于主君，随时准备为主君奉献生命，以死报主殉主。我国人整天批评儒家倡言忠君，实则儒家并不主张尊君忠君。后世在帝制底下，由皇帝提倡的国家君王意识形态才鼓吹忠君，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类话。孔盂荀何曾有这等妄语？但就是“君要臣死， 臣不敢不死”跟山本常朝所鼓吹的忠君思想比起来，仍是小巫见大巫的。那是君不见得会叫臣死，臣却拼了老命要为君去死，时时以忠君为生命唯一之价值，以为君去死为唯一之意义。一切精神锻炼、行为规范，均以此为鹄的。忠君至此，真令人叹为观止矣。
如此忠君，已近于宗教式之虔诚，死亡成了奉献的仪式，故讲究美感。
武士平时就要勤于照镜梳妆，怀中且需常带胭脂。晨起立刻沐浴，剃净顶门中央，整理发型、喷上香水。还要修剪指甲，用浮石打磨平滑，再用金色草抹上指甲油。战盔战甲也要熏香，有时还得插一枝梅花出征。牙齿上染的黑色更不可脱落，汗毛要常刮，等等。临死时，尤其要讲究。要从容、要有仪度。有时切腹时还要听能剧、看歌舞，要死得优雅。
但此种从容雅度，与儒者就义赴死时所显示的大义凛然，如文天祥颜真卿，实在是两回事；跟侠客慷慨悲歌，如荆轲之风萧萧兮易水寒，也是两回事。
儒与侠有生命的悲剧感，壮烈刚大之气，喷薄而出。山本常朝所歌颂的武士道却只是媚。是对这个生命的祭仪，作出一些姿态来，有以媚之。是有如孔子所批评王孙贾说：“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八佾篇》）的媚。其美感亦只是媚态。
在献祭生命时，武士所显示的轻生，或如山本常朝所提倡的：不要想那么多，先死了再说的所谓狂者精神，当然也与儒家的中道思想迥异。就是儒家所说的狂，也与之异趣。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有所不为就是舍。武士之舍生取死，乃是狷，不是狂。舍生是舍，取死一样是舍生，并没有进取到什么，也没有得到进取本身。
乐府诗，公无渡河，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那渡河前进的白发狂夫是死了，但他渡河本身这个行动，却彰显了他的生命是自主进取的，不听人言。武士之狂以取死，则是归依于他者的。该书卷十引了一首和歌，唱道：“在事事皆伪的世上，唯有死才真实”，又说：“若与真道拥抱，即使不祈祷，神佑依然。”此种以死为真道的想法，不就是信徒式的吗？日本真理教的信众，因相信死亡才能永生，而集体自杀，没有人会说他们勇敢。认为死亡可获神佑，可与道合一的武士，又怎能说他们是狂者或勇者呢？这连孔子所批评的“暴虎冯河”都及不上呀！
死亡既是献祭，自己取死固为一种献祭，自然也还要杀人为祭。宗教中本有 “牺牲”一词，为了成就这宗教性，人命遂不值一提，是随时要杀了人去献祭的。
卷七载：“山本吉左卫门武弘，在父亲神右卫门重澄的命令下，五岁时杀狗， 十五岁时杀死刑罪犯。过去的人更是如此，一到十四五岁，就被迫累积杀人的经验。胜茂公年轻时，也被直茂公命令练习杀人，听说一次要连续杀十多个人。”又载一人乘船，看船上人不顺眼，就把那人杀了。然后命船夫摇到僻静处把尸体埋了。埋妥后，又竟把船家也杀了。杀毕，他本带一男妓上船，说：“好歹你也是个男的，年轻时候体味一下杀人比较好。”故也让他在尸体上刺了一刀。诸如此类，皆不以人当人，把杀人当玩儿，或当成人生必须的训练。
这不能说是日本人特别无肺肝，只能说在一种杀牲献祭似的情境中，杀人被当成从事这种宗教性的仪式过程。
杀人，当然也包含着自杀。自杀也是要练习的，届时才能从容不迫，完成此种祭仪。书中对此，着墨甚多。
当然，贪生怕死，乃人之常情，要叫人忠君赴死并不那么容易。故皈依死道、效命主君，仍有待于教育。要强化人求死之信念，山本常朝辄乞灵于佛教。
卷八云：“在日本，佛法广为流行，连世俗人都称道佛法。可这些人多半都是胆小鬼，贪生怕死，与佛法背道而驰。因为佛法讲究‘生死事大’、‘断念生死’、‘聪离生死’。尚未开悟，就要直面生死，难免以生死为头等大事。原本没有比死更为轻松的事了。”卷十一又说：“武士，若不离生死，则无用。所谓万能一心，并非无心，是说离开生死，一心任事。”这都是用佛法来去除武士的怕死之心的话。
但佛教之说生死，固然有叫人勘破我执、勿迷恋其生这个部分，更重要的，却是由生死流转说无常、空、苦。武士道有取于佛教者，仅为其偏义而已。
讲到此，不由得想起《佛之主事们：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Curators of the Buddha :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5 )中两篇文章。
其一是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Robert H.Sharf教授的《日本民族主义之禅》。此文认为日本铃木大拙的禅学，是日本殖民主义与西洋东方主义结合成的怪物。为了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过程中塑造日本民族精神，铃木倡言一种日本式的、经验性的禅。禅在铃木的宣传中，并不是佛教一个教派，甚至也不是一种宗教，而是超越历史的、直接的体悟。通过对禅的这种解释，铃木等人把禅与“日本人”结合起来。佛教或禅，成为日本拥有的独特精神。宣扬这种日本精神，又恰好与日本对亚洲的殖民扩张同步、同构。
另一篇是意大利Gustavo Benavides教授的《Giuseppe Tucci与法西斯时代的佛教学》。讨论世界著名西藏学及佛教学者Tucci在墨索里尼主政时期的演讲与随笔。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年间，Tucci为了加强日本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合作，在《大和》（Yamto)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他借助于铃木大拙的论著，显示了他对现代主义的质疑、对禅的向往和对受禅学影响的曰本武士道之着迷。这些文章中，科学式的观察，跟怀旧式的浪漫东方主义论断交织为一，由批评现代性，去武装法西斯。他从铃木大拙那里学到的，正是日本民族主义意识型态中那种超越时间、当下即是、死生如一的态度。
这两篇文章谈的，都是后来的事，离一七〇〇年左右成书的《叶隐闻书》已有不少时日。但文中所谈到的问题恐怕不能说与该书没有关系。佛教，一般都觉得它慈悲、不杀、护生、出世、寂静，但在日本武士道的运用中，却完全两样。那是要杀人、要自杀、教人死生一如而实际上是叫人去死而不重生的；是曾与殖民主义、法西斯、东方主义相联结的。铃木之禅，和武士道之禅，内在或许有其一脉相承的关系。
此种武士禅，本质上只是借禅以巩固人赴死之心，故亦无禅者之其它修养，故武士之好色、好货，皆颇异于修行人。
好色，尤其是好男色，乃日本武士之一大特征。卷一引述井原西鹤之名句：“没有契兄的少年，跟没有丈夫的女人一样。”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日本佛教，本有不禁色的宗派，婚娶如常人；吃肉，甚至吃鹤也不在话下。但如此普遍的男风现象，恐为佛教教义所不容，然而似乎也没看见当时佛教界对此有何批评、有何纠正。大概在彼此利益相关的结构中，和尚们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啦！
说了这么多，全是恶评，似乎没一句好话。但其实书还是很好看的。文字素美，李冬君的译笔颇有松秀清婉之致。书中论武士心性及行事法则、说锅岛藩家族史及武士言行，亦皆均可以备史考，也可以见风俗。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