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力度是从哪里来的

作者：满堂

特邀编辑：董学仁

汪曾祺有一句名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小说本来就是语言的艺术。

他认为，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语言不只是载体，也是本体；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读者读一篇小说，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我们不能说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支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

有一次，汪曾祺住在一个岛上写小说，开头写道：“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然后他去海边转了转，回来就换了一张稿纸，重新开头：“很多歌消失了。”再后来他说起这件事，没有说他在海边听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感悟了什么，只是说这样开篇更好：“这样不但比较峭拔，而且有更深的感慨。”

峭拔，是指语言的力度，像海边的一柱岩礁。

我特意找到那篇小说看了，主人公是作者的小学国文老师，也是小学校歌的作者。那篇小说就从校歌写起：

很多歌消失了。

许多歌的词、曲的作者没有人知道。

有些歌只有极少数的人唱，别人都不知道。比如一些学校的校歌。

县立第五小学历年毕业了不少学生。他们多数已经是过六十的人了。他们之中不少人还记得母校的校歌，有人能够一字不差地唱出来。

接下来是那首歌的歌词，然后写到学生唱校歌的情形：“全校学生，三百来个孩子，就用玻璃一样脆亮的童音，拼足了力气，高唱起来。好像屋上的瓦片、树上的树叶都在唱。他们接连唱了六年，直到毕业离校，真是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说不定临死的时候还会想起这支歌。”

从这开篇来看，汪曾祺修改后的第一句话，是为了增加语言的力度，不是为了简洁。如果要简洁，前面三段话都可以删去，直接从“县立第五小学历年毕业了不少学生”写起。过于简洁就失了趣味，这也是汪曾祺不愿意的。

文学语言的力度，是锤炼出合适文字的力度。

像铁匠打铁，有轻有重，合适就好。

在前面的例子里，汪曾祺把“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这句话改为“很多歌消失了”，加大了感慨的成分，就有了语言的力度。

有力度的语言往往是简洁的，但也不完全如此。比如前面演唱校歌的场景：“三百来个孩子，就用玻璃一样脆亮的童音，拼足了力气，高唱起来。好像屋上的瓦片、树上的树叶都在唱。”文字不算简洁，但是挺有力度，因为作者找到了合适的描述。好像福楼拜和契诃夫都说过，一个句子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你要找到那个说法才行。

有力度的语言，有时来自民间。汪曾祺就记得一些例子：在甘肃“花儿”的故乡，人们押韵非常巧妙。一个妇女在娘娘庙求子，只说了三句话。她说：“今年来了，我是给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咯咯地笑着哪。”汪曾祺说，这个祷告词，我觉得太漂亮了。还有一个例子，有个老头儿偷吃了生产队一穗青苞米，当天晚上开会批评他。老头儿“噔噔噔”走到台子中间，大声说：“我、老贫农、七十多岁、我饿。”再“噔噔噔”走下台去，没人拦他。这句话只用10个字，说了几层意思，很有力量。汪曾祺曾经感慨地说，中国民间文学真是一个宝库。

有力度的语言，也来自文化传承。《黍离》的作者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陈子昂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张若虚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他们都找到了表达个人情怀的文学语言，那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表达，没人比他们说得更精确和完美。

莫言小说里能看到这种传承。比如古文里有“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说法，到了莫言反过来说，变成了新的相邻关系：“不养鸡犬，人生相闻，时有往来。”

我们看得出来，到了莫言那一代小说家手里，大家都在追求文学语言的力度和美感。

苏童的作品里有一句话，看似平淡：“祖父是苍老的，今年的苍老，不过是重复着去年的苍老。”这样的语言让人印象深刻，就像博尔赫斯描述一个多年中风的老人，“左手搁在右手上面，好像孩子的手放在巨人的手上。”

苏童的短篇《乘滑轮车远去》中写道：

九月的阳光在头顶上噼噼噗噗地奔驰而过。

我的手里抓着一撮兔毛。在阳光下兔毛温暖而柔软，发出雪白的光泽，我举起那撮兔毛仔细地看了看，一边走一边鼓起腮帮把兔毛一根根吹走。我的脸憋得又烫又红。

阳光本是静态，亦无声音，却被作者加上“奔驰而过”这个激烈动作，还加上一个奇怪的拟声词“噼噼噗噗”，于是充满了强大的动感。“我”是小说主人公，一天里无意撞见许多尴尬的事情，引发了猛烈的青春期躁动。小说细致描述了“我”狠狠拔下一撮兔毛之后的动作，却只用了“我的脸憋得又烫又红”一个短句暗示心理。

这样写足够聪明。

“我最终想说的就是九月一日的夜里。那是我学生时代睡觉最晚的一夜。夜里我发烧了，我知道自己烧得很厉害但我不想对父母说。我裹紧了一条旧毯子躺在小床上，听见外面的街道寂静无比，蟋蟀在墙角吟唱，夜雾渐渐弥漫了城市，钻进你的窗子，我的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飞行。如果那真的是思想的话，你用一千把剪子也剪不断那团乱麻。我不知道我是否睡着了，只记得脑子里连续不断地做梦，其中一个梦我羞于启齿。梦中，我的滑轮车正在一条空寂无人的大路上充满激情地呼啸远去……”

这是《乘滑轮车远去》的结尾。

“我”的行动、言语、情绪,都是在“我”的脑海中发生的。有评论者分析说，小说语言捕捉了主人公各种飘忽的感受和体验,叙述人的感觉也渗入其中,语言单纯、干净,语流随着主人公的意绪起伏奔涌。这种句法显然是受了西方现代小说家塞林格等人的影响。这表达出苏童对自己叙述话语和声调的寻找,对一种叙述方式的寻找。我们可以说，苏童小说自身的“语言革命”就是在这个时候静悄悄开始的。

不要忘了，汉语某方面的短处和长处，都体现在这里。

汉语的语词，有点像随意碰撞的粒子。用西方语法的眼光看，汉语的句法控制能力极弱。只要语义条件充分，句法就会让步。这种特点有可能被写作者从语言艺术角度更多地利用。写作者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打破语言常规，拓展汉语言的语法弹性，拓展读者想象的弹性空间。

这次写作练习课，我们换一种方式：

请你用15分钟时间，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为自己拟出3道练习题，然后完成。

我想，当你拟出练习题时，你已经有了差不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