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谈《红楼梦》：情悟双行
龚鹏程谈《红楼梦》：情悟双行
龚鹏程
假如一切都是因缘夙定，一切都是命中已有定数了，那么人间一切悲欢离合，岂非白忙一场？是的，所谓“万境皆空”，就是这个意思。金陵十二金钗的命运，早已写在册子上，薛宝钗林黛玉等人无非照着剧本去演罢了。此所以尘世情爱皆为虚幻，钗黛莺燕，盖与土人木偶无异，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土人木偶，本身是无自主性主体意识的。但《红楼梦》所记述的人物却未必无主体意识，像贾宝玉摔玉，说你们讲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就是个鲜明的例证。
在夙缘定数观念底下，人物对夙缘定数只是“不知”。不知者谈不上有没有自主的主体意识，在他以为什么都是由他自己做决定做判断时，其实都早被夙缘所定，故其自以为是自主，恰好彰显了它的不自主。佛家说因缘所生法“空无自性”，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不知者对他的行为既无自主性，自然也就没有责任，此即所谓“不知者不罪”。在伦理上，他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假如这样，则“福善祸淫”云云，便成了矛盾。因为淫乱者并非他自己的过恶，当然无须承担背后道德的惩罚；行善者之善行，也一样没理由获得奖酬。福善祸淫，岂非虚话？福善祸淫，既是虚话，要劝世人戒淫，又从何劝起？
有不少评论者认为《红楼梦》有演“三教合一”之旨。这在表面上看，固然是对的；但三教既三，便有难以合一之处。夙缘前定，尘情俱幻之说，与福善祸淫之论，在理论上就会形成扞格。同理，诸法本于因缘，空无自性，也与自主性主体意识的强调相矛盾。一二〇回，作者针对袭人嫁给蒋玉函的事，跳出来评论道：
看官听说：虽然事有前定，无可奈何；但孽子孤臣，义夫节妇，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诿的。此袭人所以在“又副册”也。正是，前人过那桃花庙的诗上说道：“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袭人嫁给蒋玉函是姻缘前定的。她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没有寻死。这在伦理上不是毫无可议吗？可是，作者偏要于此下一转语，说在事已前定，无可奈何之中，毕竟仍有人自己那个“我”在起作用，不可忽视。孽子孤臣、义夫节妇，并非命中注定了他要当孤臣孽子义夫节妇。而是命中注定了事已不可为，臣不可存国、子不可存家、妇无法有夫、夫无能举事，这些臣子夫妇却偏要以自己的方式来表示对命运不屈从的态度，对已被破亡或消失的家国朋友丈夫尽忠尽孝尽义。这种人，才是作者敬重的。那些在命运之前，以“不得已”三字为自己辩护，或随顺命运安排者，则被他放在较低的位置。他解释袭人之所以列入“又副册”，即本于这一观点。
这样的转语、这样的观点，显然就是强调自主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才有道德意识可说。第一一八回，宝玉和宝钗的论辩亦涉及这个问题：
宝钗道：“论起荣华富贵，原不过是过眼云烟；但自古圣贤，以人品根柢为重”。宝玉微微笑道：“据你说，‘人品根柢’又是什么？‘古圣贤’？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之心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陷溺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说了，不曾提醒一个。既要讲到人品根柢，谁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宝钗道：“你既说‘赤子之心’，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离群、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
宝玉的讲法，就是由聚散浮生、尘缘俱幻这方面说。人生之是陷溺，故重点应在如何跳脱尘网。而人之所以能跳脱，在于他有一个“无执”之心。宝玉对赤子之心的解释，即在无执这一点，强调它的无知无识无贪无忌。宝钗则认为赤子之心不能仅从无执（无关无系）这方面说，应注意它也是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是指他人之痛苦罪失，对我而言，是会形成道德感情及责任的。见孺子之乍入于井，能漠然无知无识无贪无忌吗？自然会觉得救他出来是我的道德责任。若见死不救，则会内疚，形成道德上的负担与亏欠感。
这种道德感，是人在面对伦理抉择时的依凭。国破家亡了，人要漠然无知无识，视为聚散浮生，以跳出对家对国的爱痴；谓其为缘定、为劫数，以知命顺命？还是要选择做孤臣孽子？这就在于他有没有这种道德感。没有，则所谓“赤子之心”实是“空心”。是空无所执之心。用宝钗的话说，就是以“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有，则赤子之心则便是具主体性的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所以宝钗用忠孝之心来概括。
具主体性的道德行为，才能进行道德判断。若是空无所执，便跳出了尘世非的道德判断之外，不涉道德。善也罢、淫也罢，福也好、祸也好，都与之了不相干。宝玉看来事希望能够如此的。但整部书中，宝玉采此立场之时间甚少，大多数情况反而是反对如此。摔玉哭闹那一回最明显。而整部书福善祸淫，凡犯淫者都被写得不堪、其人亦不获佑，更是显而易见的。宝玉之执着于情，谈不上道德意识，与宝钗所说的忠孝之心，若不想干，然其所表现之赤子之心，却正是有恻隐、有羞恶、有辞让、有不忍的，非空无所执之心。
像三十回宝玉在大观园蔷薇花架下瞧见一个女孩在地上画蔷字，心中便想：“这女孩一定有什么说不出的大心事，才这个样儿。外面她既是这个样儿，心里还不知怎么煎熬呢！看她的模样，这么单薄，心里哪还搁得住煎熬呢？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忽一阵凉风过，飘下一阵雨来，宝玉道：“这是下雨了。她这身子，如何禁得骤雨一激？”不禁开口喊她不要写了。这不就是孟子说的“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以及不忍人之心吗？宝玉对人的体贴，都由这里来，所以才显得深于情、痴于情。
也就是，无知无识的心，是超世离情的，亦无善恶可言。不忍人之心，则开有情世界，在有吃有爱有贪有嗔中见是非善恶。《红楼梦》既说万境归空、浮生聚散，也说福善祸淫，就使它整部书既谈空又说有；既要超情悟道，又要深入情海。
《红楼梦》的诠释路向中两大路线之争，即肇于此。有些人认为它旨在警幻悟空。有些人则觉得悟的部分并不重要，其书之感人处不在悟而在情，故乐钧《耳食禄》二编卷八说：“非非子曰：《红楼梦》悟书也，非也，而实情书。其悟也，乃情之穷极而无所复之，至于死而犹不可已，无可奈何而姑托于悟，而愈见其情之真而至。故其言情，乃妙绝今古。”方玉润更指：“宝玉遁入空门一段，文笔虽觉飘渺，而事属荒唐。未免与全书笔墨不称。”他们都认为悟只是门面话，是不得已的假托、习用的套语等，写情之处才是假语尽去真事独存。所以第五回警幻劝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置身于经济之道”，戚蓼生本即由批语云：“说出此二句，警幻亦腐矣。然亦不得不然耳。”所谓不得不然，就是说写小说的人要讲一些面话来做为保护色。
可是，《红楼梦》不是简单的小说，不是一真一假，读者只须拨开它的假叙述就可见着真相的。它同时谈空，又同时证有。顽石以情悟道，历劫归来，回首前尘，固然如梦如幻，但历劫所经，却是“亲见亲闻”，“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毫不失真的。事是真，幻也是真。为了使人能悟万法皆空，故它要说万法皆本因缘，缘散则空；又要说天理福善祸淫，故人应戒除凡情，以归入性天；更应明白人生自有夙缘、自有定分，不必强求。
但是，天理福善祸淫，人间的喜怒哀乐已发之情更有是非对错可言，并不能说是虚幻的；人在此，亦须行善戒淫。这一方面批判了“皮肤滥淫”或“意淫”，另一方面则亦揭出了一种“得性情之正”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及以不忍心救世济民的圣贤人格来。这情淫情正的有情世界，也一样是实而不虚的。宝玉再游太虚幻境时，见着牌坊上写着“真如福地”四个大字，转过来便见一座宫门，上书“福善祸淫”，就是这个道理。《红楼梦》善于利用佛教义理和儒家学说中合而不尽合之处，开创了这种情悟双行的格局，以情悟道，而不舍其情，遂开千古未有之奇，读者须于此善加体会。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