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勇 | 麓川崛起与明初滇西边疆经营
摘要：从元代设置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及元末元朝对金齿地区控制减弱，明初麓川思氏崛起对明初永昌地区局势的影响，以及明朝为加强永昌地区的控制而采取的措施等方面，讨论1390年之前明朝在永昌地区的设置与管理；认为明朝控制永昌初期面临着元代析麓川失败而导致的麓川崛起的威胁;为了应对麓川的威胁，明朝不仅采取了与麓川直接相关的军事行动，对土酋进行羁縻控制,还从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努力，包括设永昌府、设金齿卫所、移民充军、任用重臣、加强军民管理等措施;这些措施对保障明朝初期滇西边疆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明代；麓川；边疆；治理
01
元代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司的设立
1253年蒙哥奉命率军征伐云南，腾冲归附。1254年永昌府酋长归附。1257年设永昌三个千户所，隶属于大理万户府。1274年恢复永平县，设永昌州，改腾冲为腾越州，又立腾越县。1277年改腾越州为腾冲府，寻改腾冲府为腾冲征緬招讨司。次年改永昌州为府，隶属于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所属有永平县。元朝在永昌、腾冲等地设治的同时，还征服了金齿诸蛮。
元朝跟金齿往来，始于1261年。彼时元朝“使人问其来庭之意及国俗、地理等事”。当时元朝认为百夷“言语侏离，重译而后通[1]。此后双方有接触，但文献记载更多的是两者间的战争。1267年九月忽必烈遣云南王忽哥赤镇守大理、鄯阐(又称鸭赤、中庆，今昆明）、茶罕章(今丽江）、赤禿哥儿(今贵州西北普定、水西等地）、金齿(今德宏等傣族分布区)等处，诏谕吏民。1268年爱鲁跟随云南王忽哥赤征金齿诸部，定其租赋，灭火不麻等24寨，得七驯象。1270年征伐金齿、缥国五部，破其二部,其余三部酋长阿慝福、勒丁、阿慝瓜投降。1271年分金齿地区为东西两路安抚使。1275年改西路为建宁路，东路为镇康路。1276年分东西两路为六路，分别是镇康、柔远、镇西、麓川、平缅、茫施，由金齿安抚司统领，相当于今昌宁以西、保山以南，包括潞江坝的地区。
元朝设金齿六路这一年(1276年）,缅甸不满阿禾内附而攻击阿禾，掠南甸，试图在腾越、永昌之间设寨，袭击大理。此外，还有很多部落没有归附元朝，如永昌西部的腾越、蒲缥、阿昌、金齿等。十月招降缅甸木乃、木要、蒙帖、木巨、木秃、磨欲等300余寨。经过几次征服，1278年金齿等地投降，随后改金齿安抚司为宣抚司，设六路总管府，但金齿地区仍有很多部落未投降,且不稳定，元朝不得不派重兵(包括汉军、新附军3,000人和探马赤军、蒙古军2,000人)镇守[2]。1285年合并金齿宣抚司、哈剌章宣抚司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治所在永昌[3]。方国瑜先生说,治所设在永昌，是因为永昌“地当要冲，统率边境各土司”[4]。金齿宣抚司辖原金齿六路(镇康、柔远、镇西、麓川、平缅、茫施)。哈剌章宣抚司即大理路宣抚司，统辖大理路(太和县、永昌府、腾冲府、邓川州、蒙化州、姚州、云南州)。至此合并二司，将治所设在永昌城，使永昌、金齿合为一体，也开始把金齿六路及大理路所辖地区当做一体。
设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后，1286年废建宁路和镇康路二宣抚司,并人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此后出现金齿地区部族内附的情况，元朝因势设为路、府等。如1287年金齿孟定甸官俺嫂、孟缠甸官阿受、夫鲁寨官木拜率民25,000人来降;七月爱鲁汇报金齿酋打奔兄弟内附;1294年十月金齿新附孟爱甸酋长遣其子来朝，即其地立军民总管府;等等[5]。《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载,元朝在金齿诸路设有银沙逻、石甸、柔远路、镇康路、麓川路、孟定路、谋粘路、木连路、木按路、木来路、木朵路、木邦路、孟爱路、南甸路、云龙路、镇西路、茫施路、平緬路、罗卜思庄、歹难路、蒙来路、蒙连路、顺贞路、蒙光路、通西府等。甚至有36路、44个地方、48甸之说[6]，但《元史》只称“金齿六路一赕”[7]。
无论是设金齿六路一赕，还是36路、44个地方、48甸，实际上是不同时期金齿地区归属元朝后，元朝试图分割金齿的设置。但到元后期分割金齿的计划失败，归附元朝的金齿部落的意志并不坚定。如1294年设的金齿木朵路军民总管府很快就被废除;1295年二月也先不花说“金齿亦叛服不常”[8]。不仅设置被废除，元军还遭到金齿的反抗。1301年征緬军队班师，被金齿阻挡且发生战争，大量元军战亡，以至于遣薛超兀尔等率兵征金齿诸国。此后，麓川思氏崛起，统一了金齿诸部。
02
麓川思氏崛起与明初滇西形势
麓川思氏起初居住在今曼德勒附近。1340年思汉法称王，在瑞丽江南岸建城。元朝对思汉法行为不满，一心要征服思汉法,但以失败告终。如1342年十二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不老三珠讨思汉法。1346年六月思汉法扩张领地，河南参政贾敦熙前往讨伐，但因瘴气退兵。1348年思汉法侵扰邻境，搭失把都鲁率军讨伐失利。思汉法乘元军失利而吞并周边地区，“罢土官，以各甸赏有功者”[9]。1355年八月思汉法派莽散朝贡，决定向元朝臣服，以免再遭征伐。而此时元朝遭到红到巾军的反抗，对思汉法的归附也就顺水推舟,设平缅宣抚司，以思汉法为平缅宣抚使，承认了思汉法占据的地域，元朝试图分割金齿地区的计划失败。
自此思汉法兼任麓川宣抚使、平缅宣抚使，“官制礼乐之属皆与中国不侔”[10]，控制了上至永昌、大理，东至果景、刚戛，西南到缅甸北克钦邦葡萄、戛写，南至老挝、泰国等地[11]。思汉法又利用元梁王与段功之间的矛盾，向楚雄西南扩张，以至于到明军进入云南时，思汉法已控制了潞江以西的干崖、南甸、腾冲、潞江、茫施、户撒、腊撒等地，潞江以东的孟定、耿马、孟琏、大侯、湾甸、镇康、威远、镇沅、定边、者乐等地，控制范围已达澜沧江东岸[12]。思汉法死后，昭并袭职。八年后台扁袭职。一年后昭肖法袭职。次年思瓦法袭职。思瓦法年轻好色，遭到大臣反对，10个月后被答鲁方、刀斯郎、刀泼郎等杀死。1382年冬答鲁方、刀斯郎、刀泼郎等拥立思伦法。此时，明军统一永昌地区，与麓川相邻。
随着明朝在内陆统治的稳定，朱元璋着手统一云南，起初采取招抚手段，两次派到云南规劝梁王的使臣都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认识到，梁王与云南土酋势力的复杂性，对云南的策略需有所改变。1374年七月他说:“夫中国之于蛮夷，在制驭之何如。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13]在此认识下，朱元璋决定武力统一云南。1381年朱元璋派军进取云南。1382年闰二月二十三日攻占大理，擒段氏，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今保山市隆阳区），永昌千户阿凤投降，车里、平缅也闻风而降。三月定云南所属府、州、县，设52个府、63个州、54个县，永昌地区设有腾冲府、永昌府和永平县。
明朝尽管统一云南，但在云南掌握的粮食有限，统治也不稳定。1382年闰二月傅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余年，屡经兵燹，图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俱当以今之要害,量宜设卫以守。其税则元司徒平达里麻等尝言，元末土田多为僧道及豪宦隐占。”傅友德建议:“云南、临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乌撒等卫及沾益、盘江等千户所见储粮数一十八万二千有奇，以给军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县所征并故官寺院人官田，及土官供输、盐商中纳、戍兵屯田之人以给之。[14]由于粮饷不足，“云南叛服不常”的局面未改变[15]，永昌地区的统治也不稳定。
明朝统一云南，占领永昌后，与麓川相邻。此时麓川由思瓦法掌权。1382年闰二月十四曰朱元璋派人到云南，任命土酋统领本地。在此政策下，思瓦法为避免与明军发生冲突，向金齿卫指挥使王真投降，被任命为平缅宣慰使。[16]思瓦法并非真心投降，他还占有麓川，扩张到了澜沧江流域，与明军发生摩擦、冲突，明朝未能支配西部边疆地区。
除了麓川对滇西、滇西南的军事威胁外，分散在云南各地的元朝旧势力也威胁着明朝对云南的统治。1382年六月元朝旧势力进攻明朝控制的村寨,扰乱社会稳定。如普颜笃据佛光寨，也先不华陷邓川，大理土官高生等围云南;[17]而金齿土官高大惠、也先、虎都勾结麓川，侵占南甸、腾冲，经上江，屠永昌城，俘获金齿卫指挥王真。这就是王景常所说的“群蛮蠢动，同日煽乱，所在逐官守，图城郭”[18]1382年年底，思瓦法被杀，思伦法袭职。明朝借此机会，派郭均美前往交涉，在合并麓川、平缅为麓川平缅等处军民宣慰使司、以思伦法为宣慰使的条件下,王真被放还。[19]
1390年以前，怒江以西地区被麓川控制。1382年明朝在云南设立的府,只是明朝试图恢复的控制范围，其中有明朝已控制的地区，也有明朝尚未控制的地区。自从思伦法进攻永昌城后，就没有明朝在怒江以西地区活动的记录。方国瑜先生认为，南甸、腾冲在1382年设治及废置之说，亦空有其文而已。[20]《明史·地理志》载:“腾越州元属腾冲府，属大理路。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月属布政司，寻废。”《黄氏源流》载:“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腾冲归附明朝，兴祖继续任职于明军中。后麓川宣慰司思伦发叛明，侵占腾冲。”此后腾冲为麓川所领。洪武末年明朝才控制怒江以西包括腾冲、潞江、南甸在内的地区。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腾冲……元初立千户隶大理万户府，后改为腾冲州，又改为腾冲府。今洪武三十三年（1400年)立腾冲守御千户所，隶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直到明朝协助思伦法夺取政权后，明朝才在腾冲地区设腾冲守御千户所。
名单中在百夷等地设置的府，在1390年以前也有名无实。如潞江，《寰宇通志》载:“潞江安抚司……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始置柔远路军民总管府,以怒江为属甸，后为麓川宣慰司所据。国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内附。”又如南甸，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南甸府,但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南甸宣抚司旧名南宋，元为南甸路军民总管府。今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归附，属腾冲千户所。”实际上，南甸跟腾冲一样，在洪武末年以前，并未受明朝控制，而被麓川占据。
明朝控制永昌初期，麓川控制了怒江以西地区、施甸以南澜沧江以东地区，而麓川进攻景东,甚至攻打定边，则威胁到滇中楚雄、昆明等地的安全。鉴于此明朝加强了滇西的军政建设。
03
明初永昌治理措施
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虽然统一永昌地区，并逐渐展开军政设置，但永昌地区的设置并不稳定。此时统一的麓川政权出现在永昌西南地区，甚至控制了怒江以西区域，威胁到云南西南疆域的稳定，明朝因兵力不足，在滇西南地区恢复土官统领，并府卫兼置，采取了加强对永昌地区军民管理的措施。
任用土酋统领州县。当时朱元璋为使云南稳定，放弃令云南土酋进京参观、学习汉人礼制的计划。闰二月他说:“今思云南新附，人心未定，即令入朝,诸蛮必生疑惧，或遁人山寨，负险不服，若复调兵，损伤必多。”朱元璋认为，云南刚遭遇战祸，应对其施以恩信，故“遣使诣云南，赐各土酋冠带，给以诰敕，使任本州知州等官。”[21]又因百夷远在边徼，自为一区，且“其狙獍之性、险僻之习，要非可以寻常戎狄视也”[22]。因此，明朝随后在麓川、缅甸地区撤府改司，恢复土官统领，设宣慰司等衙门，“置四十府，因兵威暂设流官，土官兼用，后强半从旧，改为司”[23]。如1382年闰二月置平缅宣慰使司，以思伦法为宣慰使;改车里路为车里军民府，以刀坎为知府。
永昌府建设。1382年三月初十日明朝确定云南所属州县。永昌地区有永昌府、腾冲府，永平县隶属于永昌府。永昌府设知府一人、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推官一人。明军统一永昌府的过程中，永昌地区的土官向明军投降，朱元璋则以“赐各土酋冠带，给以诰敕，使任本州知州等官”[24]为政策，给与这些土官一定官职。如永平县回人马锁飞以本县通事投降,拟授本县土官县丞。1382年闰二月底明军占领金齿后，元永昌千户阿凤投降,被任命为永昌府土官通判。1383年年底元永昌州土官申保投降，1384年正月被任命为永昌府同知。四月增设施甸长官司，以蒲人莽氏为正长官，以蒲人土酋阿干为副长官，闰十月颁发永昌府印。以上是土官归附明朝。在此基础上，明朝实现了永昌地区行政设置。1390年因民户较少，废除永昌府，将永昌府所辖居民并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25]
设金齿卫，加强滇西地区的军事力量。其具体设置如下：1382年三月二十八日设，在永昌府治西南。1383年设为左、右二千户所。1385年设金齿卫指挥使司。1386年设中、前、后、左、右五个千户所1387年令卫指挥、同知、佥事分领千户所事。1390年与永昌府合并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其各千户所驻地:天启《滇志》载:“哀牢县址，在府城太和坊之东，为元永昌府。洪武中，以其地为中千户所军营。”又载:“明义军万户府址，在府清宁坊之东，后为左千户所军营”，“爨僰军千户所址，在中正坊西，后为右千户所军营。”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载:“回回千户所在城法明寺东南，改为中所军营。”则明初金齿卫是在元永昌府治(中千户所）、明义军万户(左千户所）、爨僰军千户（右千户所)军营的基础上设置。而金齿卫前、后两个千户所则设在永平。永平守御千户所，1382年设，在永平县治东北，隶属于金齿卫，领有两个千户所，即金齿卫前千户所、后千户所。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永平守御千户所，“每所百户十，镇抚一”。以上各千户所吸纳元朝的军队也是可能的。如康熙《云南通志》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定云南。前永昌万户阿凤率其众诣指挥王真降附。”则阿凤所领军队被编人金齿卫。被纳人金齿卫的元朝的军队，是明代金齿卫的土军。
移民充军。明代永昌地区的卫所建设不仅吸收了土著，而且与移民密切相关。移民包括中土大姓、谪戍官员和免死盗贼等。他们被充军,编人了金齿卫。首先是中土大姓。1384年十月之前曹振开辟建昌新道，向眉州各处置驿站，保证了进入云南道路的畅通和沿途供给，明朝迁移中土大姓充实云南。[26]这是洪武时期的一次大规模移民，其入滇道路经过眉州、建昌，而不是南征大军经过的黔中道。其中有部分移民被安置在永昌地区，加人了当地的户籍，成为定居永昌地区的居民。其次是谪戍官员。《菽园杂记》载卫所军人“皆谪发罪人充之”，“率皆奸民，善于作弊”。金齿卫也不例外。1387年六月朱元璋说，谪戍到金齿地区的人数不少于10,000人,都是奸儒猾吏、累犯不悛之徒,非常难治理;所谪戍的军官、指挥、千百户、镇抚数亦不少，都是恃功放肆之徒。[27]谪戍官员中有相当部分是武职应袭子弟。1370年规定，军功袭职子弟连续两年比试不中者充军[28]。1389年九月命凡是各都督府所辖武官应袭子弟到京参加射箭比赛不能中的,“军移戍云南卷”[29]。1392年朱元璋下令凡是将校以下谪戍云南等地的官员，全部复职。[30]最后是盗贼。1387年沂州卫官军擒获土贼70余人，首恶被杀外，余皆谪戍金齿。[31]1392年刑部报告说有27名金工偷盗内库的黄金，按律当死。朱元璋说“盗内库金固当死,愚民但知爱金，而不顾其身，是以轻蹈刑辟”,下令将他们免除死罪、戍金齿。[32]
加强军民管理。明朝统一永昌地区后，面临着如何管理永昌地区的土著和移民，还面临着如何应对麓川的侵扰。《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己亥,遣使赍敕谕金齿卫指挥储杰、严武、李观等曰:金齿远在边徼，土民不尊礼法，负固守险，人各自保，非中国之人可比。”天启《滇志》也载:“金齿远在边徼，土民不遵礼法，负固守险，人各自保者多，非比中原循五教之民，人皆生拗。”不仅土著难以控制，就连移民也相当难管理。我们前面提到，金齿卫的官军“不下万数，皆奸儒猾吏、累犯罪人，不易制治;遣往指挥、千百户、镇抚，亦多恃功放肆之徒”。而且麓川屠城改变了朱元璋对西南边疆局势的认识。1383年六月朱元璋得知元朝在麓川设的36路都被麓川占据;又得知思汉法乘大理段氏与云南梁王火拼的机会，越过澜沧江，侵占楚雄西南地区。朱元璋因此认为云南必须有足够的兵力防备麓川。[33]1385年年底思伦法进攻景东后，朱元璋派间谍李原名到麓川。1387年五月李原名汇报说:“百夷诡诈万端，虽数千万言，并无一语可信者。”出使麓川地区的军官“皆是贪财好利小人，不知事势轻重，一概张威，贻笑诸夷。尔来靖江不才，用大理印行，令旨前去，去人皆非道理，以致上累朝廷，下被汙辱。”[34]以上因素促使明朝加强对永昌地区卫所官军、土著的管理，加强对麓川的防备。
明朝控制云南后,借鉴元朝“数出朝臣望重者镇之”的经验，任命元朝旧臣统辖永昌。永昌城被洗劫后，朱元璋认识到要任命有威望的元朝旧臣统辖永昌。此时，傅友德将元云南左丞观音保以及永昌地区投降的土官等押送到京师。朱元璋“以为教化未加，罪不在蛮，一置之不问，且即其酋帅而任之”[35],并于1383年二月赐观音保名字为李观，并任命为金齿卫指挥使。李观到任后，加强永昌地区的防御建设，重修永昌城，迁建安边、定远楼。万历《云南通志》也载:“安边、定远楼，在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前。洪武十七年(1385年)指挥佥事李观到后改为外门。”安边、定远楼的意义在于震慑永昌以西南地区，安定永昌地区的民心。[36]思伦法攻打景东后，1387年五月朱元璋通知云南官军，要“昼夜缉垒，金齿、楚雄、品甸及澜沧江中道，务要城高濠深，排栅粗大，每处火铳，收拾一二千条，或数千百条。云南有造火药处，星夜煎熬，以备守御。凡来勿轻战，相机必胜。”[37]又要求沐英“凡云南属卫将校谪戍者，悉听往金齿，分守城邑营垒但能立功，即授旧职，于是英按尺籍，自都督而下指挥七十八，卫镇抚九，千户一百二十二，所镇抚六十三，百户四百十一，听征小校七，共六百九十人，皆处分具实以闻。”[38]
加强对金齿卫官军的管理也是李观的重要任务之一。永昌地区的居民除土著外，还有大量被纳人军籍的谪戍军民。他们不遵规守纪，贪财好利，不改恶习。1387年五月李原名报告，出使麓川地区的军官“不知事势轻重，一概张威，贻笑诸夷……上累朝廷，下被汙辱。”于是朱元璋下令“自今以后,平缅并不许一人差往，静以待之。彼来有文，止答大概数句。若无文,人至毋与较论。其差发之物，并不许取。如此数年，麓川之地可人版图矣。固守此言，毋得轻与往来。若使往来，中彼侮慢，绝迹不交，默然不动。”[39]六月朱元璋令李观等“严加号令而制服之则易，方乃金齿固守;不然，倘失机误事，则储等不得无罪。敕符到日，若如命练军卒，教囚徒，深沟高金，观平缅之动静，庶可守城之道。练囚为兵，验定人数，各守地方，每丁实守地几尺及丈，务要分派精明”。[40]朱元璋要求李观等人“以指挥、千百户、镇抚所统旧军精加训练，使各守分地，以观平缅动静,敢有顽肆不依军律者罪之”。[41]
04
总结与讨论
总之，从1382年到1390年，明朝在永昌地区的设置和管理，如设置永昌府、金齿卫，加强城池建设，严格管理卫所官军和土著等，是明朝根据此时期永昌地区土著和移民的实际情况，以及永昌以西南地区局势的变动而做的调整。在当时永昌府所辖仅有怒江以东地区，设置仅有永平县、施甸长官司，而在居民以土著为主的情况下，土官及其所属土著归附明朝，有利于明朝在怒江以东地区立足，为收复怒江以西地区奠定基础。其中,永昌府和金齿卫的设置是明朝地方军政的常规设置，但永昌地区位于滇西边缘的特殊地位，与麓川接壤，又有元朝旧势力的煽动，且土著还持观望态度，甚至永昌城遭到麓川与元朝旧势力的破坏。因此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对稳定明朝在滇西的控制非常重要。明朝通过移民实边来增强永昌地区的军队建设，又加强对永昌地区的城池建设和对金齿卫官军的管理和约束。这些措施使麓川在进攻景东、挑起定边战役之际不敢侵扰永昌地区，表明这一时期明朝在永昌地区的经营和设置是成功的，起到了威慑麓川、稳定滇西疆域的作用。然而，1390年明朝撤销永昌府，将其与金齿卫合并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其具体设置原因另文叙述。
按:作者罗勇，四川威远人，男，汉族，1981年6月生。副研究员，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原文载《保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8-13页。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本文系云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明代云南永昌军政设置与滇西边疆建设研究”(项目编号:QN2014052)、2014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课题“明朝滇西边疆治理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