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城厢 浅谈咸宜堂建筑的历史变化 ——读《2000上海文化六大发现始末》之咸宜堂
浅谈咸宜堂建筑的历史变化
——读《2000上海文化六大发现始末》之咸宜堂
文 黄俊飞
这是最近查阅到的，由东方新闻网于2001年1月29日独家报道的《2000上海文化六大发现》一文中有关咸宜堂的文字，全文转引于下：
咸宜堂——元代民居将整体易地保护
某花苑二期工程2000年动迁，至中华路705弄10号至12号地块时，有关部门收到居民来信，信中疾呼：大锤面对的是目前上海仅存的元代民居———咸宜堂。
原南市区文物管理处领导接到市文管会转达的居民信后，火速赶到咸宜堂一看，大吃一惊，认为这样保存完好的有700来年历史的元代古建筑在上海堪称绝无仅有。之后有关领导亲临中华路705弄开现场会，终于给了咸宜堂居民一个满意的答复——咸宜堂将整体易地保护。
咸宜堂早在元末明初由李深之父、官至王府长史的李伯屿所建。当年门前有宽阔之广场，场中竖起大王旗，咸宜堂直对老城厢的大南门城门，威风八面。走进大屋正厅，高大空间即有威严耸立之感。但见房梁之上，雕琢出来的祥云环绕，依稀可见的彩绘民间图案，散至斗拱、月牙板、雕花牙板、檐椽之上，无不古韵十足。老百姓习惯称大屋叫楠木厅，原因在于该屋全由珍贵的楠木建成。七梁七柱，楠木柱有一人环抱之粗，屋内散发着淡淡的幽雅清香。居住在11号房的老伯介绍说，此屋冬暖夏凉，空气清爽，让人心旷神怡，“根本不需装空调”。令人生奇的是，大屋高大的房梁结构之间，从未结过蜘蛛网，爬虫等更是从未发现，居民认为大概是楠木清香所为。
记者不久前再次走访咸宜堂，发现拆迁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居民大多已搬走，只剩下老屋的“嫡系传人”一家驻守。（剑华《2000上海文化六大发现始末》，东方新闻网2001年1月29日。）
坦率讲，这是一篇感性文字。为了凸显其“大发现”，不惜尽其“大吃一惊”之夸张描述，这反映了作者对咸宜堂的历史是不了解的。
关于咸宜堂，笔者以为其建造的年代是在明代中期。详见拙文《关于“元末明初”咸宜堂的初步辩正》，在此无需赘言。我们也不讨论咸宜堂是否属于2000年新的大“发现”，这毫无意义。这里仅依据一些文献资料来谈谈咸宜堂是否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在上海堪称绝无仅有”的原始建筑。
咸宜堂内部概貌
咸宜堂最初称为保定堂，是淮王府长史李柏玙为其子李深建造的仪宾府。其最早的文字记录出自生活在明末清初时人叶梦珠的《阅世编》“尊德堂”条，叶这样记录说：尊德堂（保定堂）建造时“此时尚未有城门，宇堂前犹在城外也。嘉靖中，以倭警筑城。故撤去前堂以外，而移墙门于内，故门内为中堂。”仪宾子孙式微，售于叶梦珠的外高祖礼部侍郎张电，后张之子再“售于潘氏，改其堂曰'尊德’。越三传，充庵之孙，元典中翰，清宦中落，其堂遂毁。今城下门宇巍然者，乃堂之东偏佐室也。崇祯之季归于乔明怀仪部，今为曹藁城绿岩居第。规制虽称宏丽，然不及尊德堂远矣。”
从这段记载，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该建筑逐渐衰落的一个过程。
保定堂在上海县城向南位置，占地甚广，当时上海县城还没有城墙，保定堂前堂以外的一部分建筑就像在城外。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因防御倭寇而筑城墙，拆除了地处城外的前堂以外部分建筑，将宅第围墙大门收缩至新筑成的城门之内。这座城门就是上海县的跨龙门（大南门），此时该堂位置也就处在了跨龙门（大南门）的“城南之东偏”方向。由于拆除了前堂以外的建筑，所以新建的宅第大门直接面对的就是中堂，也即“门内为中堂”。按照这样的描述，上海县筑城墙首先破坏了该堂宇的建筑格局。
到了明末时，该堂宇破败于潘恩次子潘允端之孙辈。潘允端，字仲履，号充庵。其父潘恩嘉靖二年进士及第即任祁州知州，长子允哲、次子允端就出生在祁州。潘恩于嘉靖五年调任他州，以后潘恩官途显达，累官至尚书，于嘉靖四十二年六十八岁致仕归上海。允端于嘉靖三十八年会试不中，返家着手打造豫园。几年后于嘉靖四十一年中进士任职刑部主事，后官至四川布政使。万历五年去官回家侍奉老父，一面继续精心经营豫园。潘恩长子，允端之兄允哲亦于嘉靖四十四年登进士第。由此潘氏一家父子三进士，门庭荣耀，嘉靖、万历间是潘氏家族最为鼎盛时期，上海地区其他大家望族难以望项其背。据载，允端有子五人，孙子九人。长子云骥、次子云龙先后任内阁中书舍人及武英殿中书舍人，（明申时行《中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潘公墓志铭》，《赐闲堂稿》卷三十一。）官位不高，从七品，但是在皇帝身边执掌书写诰敕、制敕等文字秘书事务，所以当属显耀了，当时有称呼中书舍人为“中翰”。允端之孙辈中，惟有一位名“桓”的见于记载，在天启七年（1627年）考中举人，（《康熙上海县志》卷十《潘允端传》）其他孙辈们则不知所踪。潘允端的孙辈们仕途堰塞，家道随之中落，尊德堂因而也逐步毁坏。这就是叶梦珠说的“越三传，充庵之孙，元典中翰，清宦中落，其堂遂毁”。
崇祯中，该堂又转为董其昌的姻亲乔明怀所有。约在清初顺治年间，归属于上海另一望族曹氏曹垂璨名下。曹垂璨，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及第，先后令直隶真定府藳城县及浙江严州府遂安县，不久即罢官归乡。从“今城下门宇巍然者，乃堂之东偏佐室也”所言，可知此时也就是“东偏佐室”仍保持着雄伟的原样，而其他如中堂等建筑物大致已今非昔比，故有“规制虽称宏丽，然不及尊德堂远矣。”
嘉庆年间，褚华在《沪城备考》中称该堂宇“今厅已圮，而西南隅太湖数峰亦折去矣”。而《嘉庆上海县志》记载的更明确，说保定堂“今存西偏一堂”。从嘉庆志所言，清初时还是“巍然者”的“东偏佐室”也不见了。《同治上海县志》亦有曰：“西偏一堂，为曹太史骅所世居。（原注：垂璨七世孙）仍旧额曰：'永怡’，其叔父耀翔重书之。”可知嘉庆年留存的西偏堂到同治年间仍还保留着原貌，为曹垂璨第七代孙曹骅世居。这“西偏一堂”原来有明代书画家孙克弘题额的“永怡”匾，也由曹骅的叔父曹耀翔重新题额。
综上，可见这个所谓的“驸马府”，经过三百余年的历史流变至清嘉庆年间，不论其名“尊德堂”也好，“咸宜堂”也罢，最初的保定堂早已面目全非，真正保存原貌的大概也只有被称为“永怡堂”的“西偏一堂”。
当初曹垂璨买下该堂，不是一户居住，而是聚族而居。以后该堂所处的位置被称作为“同仁里”，《嘉庆上海县志》卷六有记：“同仁里，在南门内，东通小南门，曹氏聚族于此。”这个“同仁里”一直沿称至2000年该地段动迁，面对这座年岁已久破落不堪而又要承受一个大家族居住，曹氏势必要为之进行翻修、重建。
笔者在此提供一份参考资料，由上海市土地局编制的1933年上海《沪南地籍册》有如下记载：
图 圩 号 丘 业主 土地面积：百十亩分厘克 每亩估价十万千百十元
2 宇 28 19 曹咸宜堂 1 0 4 1 0 0 0 0
2 宙 13 3 曹永怡堂 4 7 7 1 3 0 0 0
虽然现在无从知道当时的测量情况，但从地籍册中可以看出，民国时这座整体称为咸宜堂的建筑，已被分拆成不同的地籍编号以及若干独立的单元。
上海《沪南地籍册》书影
1998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住宅建设志》所描述的咸宜堂，实际上就是曹氏几代人利用保定堂原有的一些建筑元素进行翻修、改建以后延续至拆迁时的大致概貌：
该宅第占地面积950平方米，建筑面积533平方米，呈横列长条形。大门开在东南角上，内有坐南朝北的平屋一排4间，建筑面积133平方米，为门房和轿夫、侍从用房；后排坐北朝南的一排（楠木厅）为堂宇建筑，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共5楹（即5开间），正中3间为正房，供会客和举行礼仪之用；东西两侧各有一次间，为寐间。屋宇高敞宏伟，后堂为7梁7柱，梁柱皆为楠木，极为粗壮，柱础为宋代式样的青石墩。整个建筑为砖墙立柱，抬梁式木构架，榫卯组合。房间分隔均装木塞板，堂前设落地长门、长窗，嵌透明蛤蜊壳，梁枋及斗拱上均镂刻有山雾云等花饰。正方形大青砖地坪，墙面以大青砖砌成，粉白色石灰，人字形两披顶，上盖小青瓦，屋脊两端翘起，厅前设廊檐作通道，屋檐伸出较长。
该宅第产权清初转至曹垂璨（顺治四年丁亥科进士）名下，房屋因年久失修，破损严重。清乾隆年间曾翻修过一次，仍采用原楠木梁架、圆柱，圆柱脚下仍垫青石墩，造型基本上保持原貌，前廊枋下增设了清代式样的坐凳鹅顶靠。民国初期仍为曹氏后裔居住，50年代曹氏后裔将房屋交南市区房管局管理。60年代初，房管部门发现该房屋出现白蚁蛀蚀，便着手大修，拆去廊桁，移作他用：原分割房间的木塞板改用砖墙，青石柱墩和落地长窗均撤走，屋内搭建了阁楼，建筑装饰的斗拱、山雾云等已残缺不全，长屋檐被锯短，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所题“咸宜堂”匾额，也被搬走，室内形状失去原貌，仅楠木梁架、圆柱仍为原物，从外形仍可领略宅第当年的风貌。该宅第的居民除曹氏后裔外，又陆续迁入14户。
咸宜堂在大南门的位置图示，《上海行号路图录》，福利营业股份有限公司1949年版
如果在动迁前能实地去咸宜堂，观察到的应该就是《上海住宅建设志》所描述的现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2000年动迁前的咸宜堂基本就是混合着明清两代元素的建筑。
这就是咸宜堂几百年来的变化，无从论定所谓的“保存完好”，更遑论“在上海堪称绝无仅有”！
至于什么“大王旗”、“威风八面”之类，只能说是不了解历史，而对明朝仪宾制度的完全无知。由于该话题不在本文范畴之内，故略。
2021年4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