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谈枕边书
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有哪些？您的枕边书会经常变化吗？
吴承学：很惭愧，我枕边并不放书。我每天大多数时间都是和书一起度过，书本是我的日常必需品，有如工人农民的劳动工具。劳作之人不会抱着工具上床，我也极少在睡觉前看书，以免既影响视力又影响睡眠。有些人看书可以催眠，我则是一看书就兴奋，就无法入睡。如果说，枕边书泛指那些可以比较轻松、随意阅读的书本，那我倒是有的。
近年来，我看得最多的“枕边书”是学界前辈与朋友的赠书。对这些书，本来是应该盥手拜读的，但时间又不允许，所以除了个别书能细读之外，多数只能翻读，其中看得最多最细的是师友赠书的序跋部分。每次收到赠书，第一时间就是看其序跋，所有赠书的序跋我都是经眼的。看熟人的序跋，感觉亲近、亲切。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我读师友序跋，就像和他们相晤，听他们谈治学、聊人生，了解其近况，体会其感情，可谓是见书如面。
中华读书报：您喜欢藏书吗，最重视哪些书？
吴承学：读书人多是对书“贪而无厌”的“书痴”。无论好书坏书，在他们眼中都有独特保存价值，难舍难弃。我们的书已很多了，藏书量仍在不断快速攀升。书痴的书房，就像皇帝的后宫和富翁的存折，明知用不了那么多，可还是在不断积攒着。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有一位教授，曾在国际著名心理学顶级期刊《Psychological Science》发表论文，其研究表明：数钱可以减轻心理和生理的疼痛感。也许，对于爱书人来说，望着书房那一排排、一堆堆的书，颇有点将军阅兵的感觉；时常摸摸书，就能产生心理和生理的快感。我父亲一辈子喜欢看书藏书，晚年高度近视，晚上看不了书，但半夜总是起来腾挪摩挲那些书本，把书柜里的书取出来，又换一个位置重新插放进去。寒暑不易，乐此不疲。以前我总以为这是老年人一种特殊怪癖，现在才慢慢理解他，其实是在摩挲书本的过程中获得某种满足感，或者这些书能唤起生活中的一些回忆。我现在渐渐也出现书房“怪癖”，闲暇时会站在书架前“发呆”，怀想起每本书书内书外的故事。读书人所藏的书籍，其实就隐藏着部分个人的历史。
如果从版本的角度看，我并没有什么珍本，我也从来不去搜罗和收藏珍本。我的藏书以使用为目的，并不讲究版本的收藏价值。但敝帚自珍，我所珍爱的藏书主要两类，都是陪伴过我，和我的生活有密切关系，能激发回忆光阴岁月的书籍。
一类是家传的书。我父亲年轻时钟情文史之学，1945年曾在重庆参加“大足石刻考察团”，当时才25岁，是最年轻的团员，有《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一文传世。解放后回到潮州一中任教导主任兼语文老师。父亲当时的工资八九十元，在潮州属于屈指可数的高薪阶层。他不喜交际，除了抽烟、饮茶之外，最大的兴趣就是购书、看书。父亲每月花了不少钱购书，购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如他购的1962年人民文学版的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至今仍是我的常用书。
一类是师友的赠书。我在中山大学的老师卢叔度、黄海章、王季思、邱世友、苏寰中、刘烈茂等先生，在复旦大学的老师王运熙、顾易生、章培恒等先生，都已仙逝。他们亲笔签名的赠书，对我而言，独一无二、不可再得，是我书房中的珍品。我本科指导老师卢叔度教授是最早引领我进入学术研究的老师，我在本科阶段，他就要我协助他整理《我佛山人文集》。他的为人和他的名字一样，颇有魏晋风度，令人回想。他签名送我的书已有40年了。王运熙先生签名赠我的书最多，有十多本（含合著）。最早一本是1987年齐鲁书社版《中国古代文论管窥》。这一年，我刚到复旦随王先生读博士。最后收到王先生的签名本是2010年9月所赠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版的《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王先生在给我签赠书上的称呼有几种：同志、兄、弟，以“弟”最为亲切。2005年7月，他寄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心雕龙探索》一书，在扉页上用挺逸端庄的小字，写下“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这一段话赠我，并标明是“治学自警语”。每句话都很朴素，但都难以做到。每次看到王先生的手泽，我就会想起他严肃认真的音容，惕然而惧，对于学术绝不敢有轻慢之心。2013年，我收到寄赠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运熙文集》五卷本，当时王先生已住院了，因病重在床，无法在赠书上签名。这是我所藏王先生著作中，唯一没有先生签名的赠书，它总是引起我对于先生的思念。
中华读书报：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本？现在作为中山大学的教授，您会为学生推荐书目吗？
吴承学：很难说哪本印象最深，但可以举一本书为例。我小时候读过叶圣陶《评改两篇文章》，是196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语文小丛书”之一，很薄的小书，名义上是书，其实就是一篇略长的文章。当时阅读，就受到很大的触动。叶圣陶先生以报纸上两篇文章为例，逐字逐句地谈如何修改文章的。我在看叶先生的修订意见之前，根本看不出有任何问题，叶先生对原文章的每句话都加以评点，原文差不多都需要修改，比较之后，感觉修改得很有道理。叶先生通过文章个案，进而谈及文章的字、词、句、段，如何写得更为简练、中肯，精益求精。我读这本书的教益就是好文章是修改出来的，文章的修改永远没有终点。这本书让我养成临文而惧的习惯，对于文字保持一种敬畏之心。我曾经建议学生看看这本书，学习如何修改文章，但发现现在的读者已很少人知道这本书了。
推荐书目是一件很重要而且需要学问的事情，不过，这也是见仁见智的。朱光潜先生曾对年轻人说：“我不能告诉你必读的书，只能告诉你不必读的书。”在这个知识爆炸的网络时代，年轻人获得信息的渠道和速度远超我们。我感觉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无论是必读的书还是不必读的书，都难开出书目来。许多新书，我倒是从学生那里听到，然后再找来读的。这种情况恐怕不仅我一人如此。当然，年轻的老师会好一些。但老师是会老的，学生则永远年轻。我并不觉得要学生介绍新书目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我承认现在看的书要比学生少了。当然，在专业方面的经典文献，我可以也乐意给学生推荐书目。
中华读书报：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吴承学：一般人游览胜景，喜欢集中在“观景台”观览，所处之地相同，所见之景也必相近。特别的观景角度才能看到独特的景色。读书也是如此，读者若按大致相同的路数去读，所得则也大致相近。若别出蹊径，在近远高低处俯瞰、仰视，前瞻、回眸，则必有新的感受。我称之为陌生化读书法。
习书者知道，王羲之《兰亭序》324字,重复的“之”字有20个，各有不同写法。但我们很少会注意到其他重复的字。比如，《兰亭序》反复出现“怀”字,“游目骋怀”、“取诸怀抱”、“犹不能不以之兴怀”、“不能喻之于怀”、“所以兴怀,其致一也”,重复了六次。“俯仰”一词重复了三次,“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魏晋南北朝文章中,“俯仰”一词用得特别多，如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陶渊明《读山海经》“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俯仰”这个词与玄学关系很密切，是从《易经》来的。那个时代的人很喜欢用“俯仰”来表现对天地的观察、对人生的态度、对宇宙的感慨。《兰亭序》中“兴怀”与“俯仰”的重复，比“之”字的重复，意义更丰富。这两个词反复使用，表现出那个时代人们受到玄学影响而具有的特殊眼光和感慨。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古人的读书态度对于今人有什么可借鉴之处吗？
吴承学：我觉得古人的读书态度至少有两方面可以借鉴。一是注重个人道德感，以培养品德作为读书的目的，这就是孔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一是注重社会责任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这就是古人所倡导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两种对己对人的关怀，其实是浑然一体的。中国现代社会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无论是读书人，还是书本的内容与内涵，读书的背景与目标，读书的方法方式，都已截然不同。但古人对于读书人的个人道德感与社会责任感的重视，仍有其积极的意义。今天的读书人面对复杂多变、充满诱惑的现实世界，也许更需要道德自律和社会责任感。当今社会所急需的，绝对不是只有知识的人，而是有知识、有品德、有道义的人。
（栏目主持人：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