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兵入黔与遵义会议·漫话四渡赤水㈠

​​转兵入黔与遵义会议

　　大家好，咱们认识一下，我叫周军，笔名叫双石。我是一个草根学者，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史。在这个方面呢做了一些工作，就是利用我在底层的便利条件搞这个工作，搞了大概三十年，其中二十年的功夫就花在考证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行军路线的问题，现在已经有成果。一个是《红军长征过草地行军路线详考》，一个是《红军长征过雪山行军路线详考》。这两本书已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今天，我们就来讲论一下这个四渡赤水的问题。大概是二零零七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叫做《毛泽东的神来之笔》的书。现在这本书已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名字更名为《非常轨迹——记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

　　这里我有一个看法要跟大家要说明一下，“四渡赤水”的这个称谓，大概是七十年代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一般的称谓是“声东击西”，或者叫“黔滇转战”。但是，没有一个很全面性的、能够高度概括这一段时间这个作战情况的称谓。大概七十年代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毛主席在接见外宾的时候说过：“这个淮海战役呀，或者说其他什么都不算什么，因为那个四渡赤水才是平生得意之笔”，于是就开始用“四渡赤水”来概括这一段时间中央红军的战略机动。

　　但仅仅是以四渡赤水这个来涵盖这一段时间的军事行动，也有问题：

　　四渡赤水并不是以四渡赤水即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个战略行动就算完成了。不是！它实际上是一个一气呵成的一个连续的动作——它是从一渡赤水开始，一直到二渡赤水、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然后西进滇东，最后突破金沙江。直到过了金沙江，这个战略行动才算告一段落。这一时间段战略行动，真正开始让红军长征中从被动变为主动，把尾追的敌军摆脱了，甩开了至少一个星期以上的行程。这个战略机动的全过程，我们叫它“四渡赤水”！原来用那个“转战黔滇”称谓，还不足以描绘它。因为后来红二、六军团也曾经“转战黔滇”来着，那你怎么跟中央红军这一段时间的行动与它区分开来？所以说，后来在战史上就把它称作“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这是一个一气呵成的连续动作。

　　这是一次非常神奇的战略大机动。

　　在这个四渡赤水之前，中央红军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突破四道封锁线，特别是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也就是“湘江之战”，打得非常惨烈。中央红军出发时有八万六千多人的大军，到了1935年1月底统计，还包括在在遵义附近“扩红”增加的数目，大概是三万七千多人，也就是说五万多人已经损失在路上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败。

　　在经历了这场严重失败以后，在湖南通道地区，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空虚的贵州前进。当然，现在史学界对于有没有“通道会议”还存在着争议。但不管有没有吧，就是在湘桂黔边地区，中共中央就接受了毛泽东建议：改变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进入敌人力量空虚的黔东南。据当事人之一的李德回忆，这个建议是在中央红军经过西延山区的行军途中召开的一个“飞行会议”中提出来并被接受的——史学界有一个说法叫做“通道转兵”，至于是不是完全准确无误我们暂时不去追究，但这个时候中央红军改变方向进入黔东南，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进入黔东南以后就是“突破乌江”，中央红军从通道改变前进方向后，又在黔东南的黎平开了黎平会议。黎平会议第一次很正式地把从来就说一不二的洋顾问李德的意见给驳回了！决定：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在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这个决定作出以后，中央红军就开始突破乌江——要赶在国民党中央军之前，突破乌江，进入黔北地区。

　　当时是国共双方的军队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向心并进：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队有八个师，这八个师的兵力就沿湘黔大道从东向西，要赶在红军前头来拦击红军；而红军呢，就赶在他们之前从东南向西北扑到乌江边，很顺利的突破乌江，占领了遵义。这个是1935年1月上旬的事情。

　　这个时候薛岳的中央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鱼和熊掌都想得兼得的状态。蒋介石给他的命令是截击红军，但是他心里边想的、实际上也符合蒋介石的一种意图：就是“掠取黔政”。当时贵州是军阀王家烈的地盘，这位王家烈是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是个小独立王国。蒋介石本来就想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小独立王国一并解决。所以薛岳部队进入贵州后就长驱直入，置中央红军于不顾，直奔贵阳而去。提出的激励军心士气的口号，也是“不管匪窜方向如何，先于桂军进贵阳”——当时桂系部队也想来染指“黔政”，贵阳也是他们的抢占目标。而薛岳把贵阳抢占了以后，就开始打起这个“经营贵阳，掠取黔政”，把王家烈的势力驱除这样一个主意了。

　　于是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获得了一个极其短暂的休整时机。

　　在这个极其短暂的休整时间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遵义的柏辉章公馆召开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会议，这就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长征史上的会议中，绝对的排名第一，肯定是头号重要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改组了党中央，而且初步批判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因此而重登前台，开始走上最高层的领导岗位。

　　我们在了解遵义会议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的及其历史意义的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遵义会议实际上是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只讨论了半天，非常短的时间内讨论：我们到了这儿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按原来的计划——黎平会议的计划，是要在这儿建立根据地，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但真正到了这个地方后发现，这个地方不行，南面和东面都是乌江，北面是长江，两条大江把你给夹住了，没有多少发展和回旋余地。另外这个地方比较穷，贵州原来叫做“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是个很穷很穷的地方。所以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做出另外一个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取得战略上的配合——这是遵义会议的第一个决定。

　　这个建议是由朱老总、聂荣臻和刘伯承提出来的，他们三个都是四川人，都是傍着长江边长大的人。刘伯承还在川军中任过职，也是一员名将，他们对川情比较了解，他们认为川军内部矛盾派系比较多，装备也不行，打仗也不行，反正就比较负面的看法。所以会议就根据他们建议，决定北渡长江，到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与川东川北的红四方面军遥相呼应，取得联系，获得战略上的相互策应与配合。

　　遵义会议通过这个决定只讨论了半天，然后接下来的两天半时间里，大家的劲儿都憋在后来形成那个决议上，那就是初步批判左倾军事路线，批判李德，批判当时第三次左倾路线主导的军事路线。实际上就是一个控诉会，所以大家在会上都群情激昂啊！一致要求不能让这位洋顾问再指挥了。然后周恩来提议，要让在实际斗争中，实际战争中经过检验的同志，让这样的同志来领导战争，当然指的是毛泽东。这个问题大家就附议了，于是决定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他为常委，让他进一步走上前台。

　　但是这个会议并没有决定毛泽东为首。

　　实际上，把毛泽东推入政治局常委以后，接下来还有对于遵义会议决定的补充事项。这就是在四川石坝乡召开了一个“鸡鸣三省会议”决定的事项。“鸡鸣三省会议”主要事项就是党中央的前任总负责向新任总负责张闻天交权，把印啊文件啊都交出来了，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局的分工。政治局的分工是这样的：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就是这个军事行动的最后决心由周恩来来下，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帮助者——以常委的身份帮助周恩来同志。

　　这个决定的前头有很多很多故事，包括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这种提议实际上是第二次提出来了。第一次提出这种格局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要求毛泽东下台，毛泽东不再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离开前线指挥岗位。当时周恩来也是提出这样一个方案：我来负责，然后毛泽东同志协助我，他留在前线协助我；或者，毛泽东同志负责，我在前方监督他执行这个中央路线。当时毛泽东都拒绝了，毛泽东说我既然那么不受信任，我就不在前方呆着了。他实际上就是辞了职，回后方专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而在这次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提出了这种格局，而这一次，毛泽东接受了。

　　因为遵义会议会上会下酝酿讨论的时候，毛泽东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领导不要改变，应该由张闻天同志来负责一段时间。毛泽东认为：六届四中全会中央是共产国际认可的，而现在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由中共中央自主作出了决定，这个可能以后还须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所以他认为自己还不能出来提这个口袋，还是由张闻天同志负责。自己就协助周恩来同志指挥军事。

　　这个时候毛泽东接受了这种领导格局，为什么这个时候接受了呢？

　　这个时候两点不一样：

　　第一点，大家认识不一样。宁都会议的时候毛泽东是少数。大多数人不认可毛泽东的这种方法。但是现在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特别经过湘江失败后，大多数人开始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周恩来他们这些人都意识到了。所以说周恩来后来是心悦诚服的把这个指挥权实际上委托给毛泽东了！原来的“周毛体制”，就逐渐过渡到了“毛周体制”。毛泽东在这次进入最高领导层，到达陕北以后正式走到前台，就是众望所归。“万众欢呼毛主席”那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认为他能挽救危局。

　　第二点，毛泽东自己也在失败和挫折中成长和成熟起来了。越来越善于团结同志，特别是团结与自己意见和主张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阐示和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越来越注意“求大同，存小异”，越来越善于把自己的个人意见，变成大多数人认同的“共同意见”——把“我的意见”，变成“我们的意见”。

　　——这在后来也变成了共产党人的一个特色或者说优良作风：集体永远在个人之上！个人智慧只有在融入团队之中，转化为集体的意志，依靠团队和阶级的力量，才能置换出实现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效果！

　　后来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斯诺曾经写道：

　　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以为，要想他给我谈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不关重要的。他也象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决议案啦、战役啦、战术啦、“措施”啦等等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谈他们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考虑到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与其说是出于上述的原因，而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琐事了。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却造成了报道的困难。

　　遵义会议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军内还没有正式的领导地位，他只是个军委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是他既不是主席，也不是副主席，他在政治局里头就是一名常委。在政治局常委分工里头也没有直接委托他负责军事。但在“鸡鸣三省会议”上明确了：他是周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帮助者，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名义。

　　遵义会议开完以后，马上就决定北渡长江，在宜宾和泸州之间北渡长江，然后穿越这个川西平原地区，到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当时就准备这样干了。会议后对红四方面军也有个指示，就是同意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但这个北渡长江计划很快就被证明它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任何一个计划开始它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在我们什么都还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我们先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对是错，有没有问题？实践来检验。

　　我们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新起点。但具体的说，遵义会议第一个决议在当时来看就不那么正确了，他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决议在后头。但是他的第一个决议看来也不是那么正确，对敌军估量是有错误的。因为提出这个建议的朱德、刘伯承、聂荣臻，他们离开四川已经很久了，他们并不知道现在四川军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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