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即在胶东半岛的龙口鲁家沟出土有西周铜器，由于文献早有龙口归城为周代莱国都城说，近代以前学者多据文献支持此说。随着胶东半岛东西两侧铜器的不断发现，特别是一些涉及国别的铭文铜器的出土，学界对于胶东西周封国的认识出现分歧，最具代表的是王献唐认为南埠村所出“
”与鲁家沟所出“
”为两个不见于文献的西周封国，归城为
国都城，
国在莒县北部。莱国早期在潍淄一带，纪国在寿光“纪侯台”。另一种观点以王恩田为代表，认为纪、
、莱三国在文献中所记载疆域多有重合，三国铜器杂出又都为姜姓，很可能实为一国。其实，以上争议的出现多与学者将西周时期动态发展的历史做静态化分析有关，而考古学的优势正是可以在不同地区文化序列建立的基础上动态地考察各地文化的发展过程，进而整合铜器铭文和文献，重建地方封国的历史。
从晚商时期开始，潍河以西是商文化覆盖区，这里为商王朝的地方君长苏埠屯大墓墓主所控制，潍河以东则是单纯的夷文化控制区，其物质文化落后并不见任何铜礼器的发现。但是进入西周后，潍河两侧的考古学文化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潍河西侧弥河流域原商文化遗址迅速衰落，继之而起的是等级远低于晚商苏埠屯墓地的周文化遗址，而潍河东侧胶东半岛的夷文化因素陶器开始出现绳纹装饰，随之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的半岛东西两侧同时出现了周式陶器和标识国族信息的铜器群。潍河以西的鲁北地区逐渐演变为周文化所主导；而胶东半岛则是周文化与本土文化共同主导的局面，上层文化与鲁北近似为周文化主导，但下层却是相对单纯的本土文化。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讲，胶东半岛在商周之际的这种变化以及与鲁北地区的差异说明半岛在西周时期存在着一股新形成且与鲁北地区不同的政治力量，这种以周文化和本土文化共同组成的“新力量”的出现只能与周初分封有关，而铜器和铭文材料则是进一步帮助厘清半岛这股新政治力量国属和实控范围的关键。胶东半岛西周时期的铜器可以分为两群，以鲁家沟-归城为中心和以烟台-莱阳为中心的不同器群在整个西周至春秋早期都是相对独立而又互相竞争的两群铜器（图一；图二），应代表莱、纪两个不同的封国。西周早中期胶东半岛西侧以归城为中心的铜器群相对更具优势，甚至可以抗衡潍河以西的齐国；而西周晚期开始半岛东侧铜器群的影响力明显增强并呈向外渗透之势，一度影响至寿光地区。胶东半岛东西两侧两群铜器的衰落则均是在周王室衰微、诸侯并起的春秋时期，与之直接相关的便是潍河以西共同的强邻齐国的崛起。胶东半岛两群铜器阶段性的变化与纪莱两国在不同时期势力的消长，以及强邻齐国的政治力量都有关系。本文主要根据胶东半岛的铜器材料考察纪、莱两国西周时期的封地及空间地理的变化。
一、苏埠屯、寿光铜器与殷墟晚期胶东、弥河流域政治格局殷墟晚期胶东半岛东、西两侧主要以两个典型遗址为代表。东侧是烟台地区的芝水遗址，发掘者称为芝水二期文化。西侧为长岛的珍珠门遗址，发掘者称珍珠门文化。两遗址都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出土遗物丰富且比较单纯，均是典型的夷文化遗存。前者的时代基本在殷墟三、四期，公布的材料中尚不见可进入西周的证据。后者在发掘之初，就有学者据遗址中出土的“瘪裆鬲”，认为时代可跨入西周早期；与之文化面貌一致的还有龙口楼子庄遗址，时代主体在商代晚期，从一些陶器上的绳纹装饰判断时代也进入了周初。整体上看，胶东半岛在殷墟三、四期是典型的夷文化分布区，最西推进到了潍河，以一处单纯的夷文化遗址——会泉庄为代表，也就是说目前尚没有胶东半岛晚商时期出土铜礼乐器的任何直接证据。殷墟三、四期的铜器主要发现在弥河流域的青州、寿光地区，由于这两个地方发现的铜器常被学者认为与纪国和莱国相关，我们有必要先做讨论。青州苏埠屯墓地出土了迄今为止殷墟三、四期东土最重要的一批铜器。这批铜器1931年4月首次被发现，村民掘地得到鼎、爵等10多件，并陆续出售，后购回鼎、爵、觯、觚、勺、戈各1件和镞2件。同年10月又有村民掘得铜器10余件，后追回鼎、盉、觯各1件和觚、角各2件。这些铜器来自两座墓葬。4月掘出的铜鼎、觯、矛、斧上均有族徽“亚醜”，时代为殷墟四期。10月掘出的铜鼎、盉、觚、角上均有“作封从彝”四字铭文，有学者认为时代属西周早期，我们认为时代最晚相当于长子口M1，也就是周初。1965、1966年，山东博物馆调查后发掘了四座墓葬和一座车马坑。M1早年即被盗掘，出土铜容器只有残片，能辨出器形者有鼎、方鼎、斝、爵，兵器出土有钺、戈、矛、镞，工具有斧、锛，此外还有铜铃、兽头饰、蝉纹环等。该墓铜器信息贫乏，但是陶器材料相对丰富，陶觚、盘、器盖都是殷墟四期常见的器形，尤其是陶觚一般被认为是殷墟四期偏早阶段典型器物，结合简报指出该墓东墓道被一座商墓打破的现象看，M1的时代不会晚于殷墟四期。该墓最重要的是等级，殉人达48名，墓道有四条，主墓道长26.1、宽2.6～3.2米，是晚商时期殷墟王陵区以外唯一一处四条墓道的大墓，也是墓葬规格最高的一座。M8是一座甲字形大墓，出土铜礼乐器29件，时代为殷墟四期。铭文比较一致，除一件圆鼎（M8∶17）、一件方鼎（M8∶15）为“册融”外，其余均为族徽“融”。M7是一座竖穴土坑墓，出土有铜礼器8件，同出的陶觚、爵、盘属殷墟四期偏早器形，铜觚（M7∶6）、爵（M7∶7）上均有族徽“亚醜（
）”。另外还有一座甲字形大墓，但遭严重破坏，未见铜器。关于苏埠屯墓地的性质，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殷之彝提出的“亚醜”族墓地，一为黄川田修提出的西周早期齐侯墓地。从文化性质上看，葬式和葬俗上商文化因素浓厚，墓葬均有腰坑和殉人。随葬铜器均有觚、爵的基本组合，陶器也是觚、爵的典型殷墟商文化组合形式。墓主身份虽也有学者提出了地方君长或者王的观点，但是结合鲁北地区商代晚期的整体文化面貌，我们倾向苏埠屯墓主是晚商商王朝在东土任命的具有军事统率权的君长；墓葬等级如此之高可能与抵御胶东半岛的夷人力量，保证莱州湾、渤海湾的盐业生产并供给商王朝中央有关。
在厘清苏埠屯铜器的年代和性质之后，寿光晚商和西周早期两批铜器的性质会容易理解。寿光古城村1983年曾发现一批铜器，其中15件礼器上有“己竝”的复合族徽，1件甗族徽为“妻”，1件刀、2件斧族徽是“己”，包括发掘者都认为是纪国铜器。如能确定以上铜器为一墓所出，我们倾向时代为殷墟四期。但铜器中“己竝”族徽占据绝对优势，特别是铜礼器中除一件甗外，其余15件均是“己竝”。同时，共出陶器有鼎、甗、罍、尊、觚、爵，器形和组合形式都属商文化性质，因此该墓是商系的“己竝”氏墓葬，而非“己”氏。此外，时代、文化属性与其南20多公里处的苏埠屯墓地类似，但等级明显低于有四条墓道大墓的苏埠屯墓地，因此寿光古城村墓葬的作用可能与苏埠屯墓地类似，都是商王朝抵御夷文化西进以及保护莱州湾盐业生产的据点。但由于两墓地距离相近但等级差异明显，寿光古城村墓主更像是苏埠屯大墓墓主的属下，而无法达到方国的地位。故认为是商纪遗址在等级、铭文两方面的证据均不足。同时，该区域进入西周后还未见明确的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材料，而在古城村墓葬以南约15公里的呙宋台遗址发现的铜爵、觯，其时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到中期偏早阶段，因此寿光一带也不可能是齐营丘和西周前期的纪国所在。结合呙宋台遗址西南有调查发现的西周早期大型制骨作坊西屯遗址，而呙宋台遗址西南10公里是殷墟晚期的苏埠屯墓地所在。处于时代及性质相同的寿光古城村墓地和青州苏埠屯墓地中间的呙宋台遗址最可能是齐国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开始，在原商文化鲁北东北边缘地带设置的，与商王朝目的类似的主要抵御夷文化的据点，且该据点从战略位置上相较商王朝时更加主动、并有向前挺进之势。因此，从殷墟三、四期至西周早期的几批铜器看，晚商时期商文化主要盘踞在弥河流域，夷文化主要据守胶东半岛，潍河为商夷文化的对峙前沿地带（图三）。进入西周后，齐国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开始东进，并设立了与晚商商王朝目的类似的呙宋台据点。胶东半岛则出现了纪、莱两个封国，具体可据历年刊布的铜器材料详细论证。
胶东半岛西侧归城遗址东南约10公里的鲁家沟1896年出土过一批西周铜器，其中鼎、甗、盉、卣有铭文。由于出自同一地点，王献唐推测为一墓所出。但从时代判断，这批铜器可归为两个时段。其中，学者多认为旅鼎为康王时期，莱伯鼎铭文字形书体为西周早期，而同一时期的这两件铜器铭文内容还涉及重要的国别内容。莱伯鼎记：“莱伯作旅鼎”，是已知时代最早的一件有明确出土地点且铭文直接标识器主为莱伯的莱国铜器。另一件旅鼎铭文33字，记旅随太保伐夷之事，文末在一般认为是族徽的位置有一字“
（来）”，无疑也指示了器主和莱国的密切关系。鲁家沟发现了出土地点明确且时代最早的莱国铜器，同时被发现的朿卣有铭“公赏贝，朿用作父辛于彝”，字形书体亦为西周早期。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的一件朿觯与该卣铭文相同，该器是标准的椭方觯，器、盖均饰饕餮纹，时代明确为西周早期偏晚。两器时代、铭文相同，应是同一人所作。同铭卣、觯铭文中赏赐器主朿的“公”可能就是莱国首封诸侯“莱公”，即莱伯鼎器主之父。1896年同出于鲁家沟的另外两件铜器鼎、甗的年代要略晚于以上三件，时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此一鼎一甗同时出土，均有长铭。
鼎记
十一月从师雍父至
，
甗记
六月从师雍父然后使于
侯，两器同时出土，记述时间只隔五月且事件均是随师雍父在
或与
侯发生联系，因此
、
两字虽异，却可能是一人的不同写法。鲁家沟贵族随“师雍父”出使也印证这里确有一个诸侯国存在。当然，要充分说明这里的国别，必须综合所有材料分析。在整个西周早期阶段，胶东半岛西侧铜器铭文内容涉及最多的是与莱国相关，“莱”也是所有铜器中唯一标识器主国族的，有莱伯鼎、旅鼎和朿卣。而时代上西周早期偏晚阶段也是莱国在周初建国并与齐国产生“营丘”争端后可以作器的合适时间，因此我们认为鲁家沟与莱国最初的封地有直接关系。
在鲁家沟铜器之后，另外一个集中出土铜器的地点是归城遗址。归城西距鲁家沟仅10余公里，目前发现铜器的时代与鲁家沟铜器的下限相衔接，因此我们倾向两者应该是东、西分布且有着直接关系的两个遗址。1965年，归城曹家村南300米清理过一座残墓（M1），出土铜器中爵柱已接近鋬的位置，卣垂腹明显，鼎柱足内凹，总体上时代已近西周中期偏早阶段。1969年，小刘庄（现已并入曹家村）出土4件铜器，其中3件有铭文，启尊和启卣铭文明确记载“启”随昭王南征之事，而昭王十四年即在南征中命丧汉水，故一般认为两者的作器时代在穆王早期。1965年，姜家在修水库时又发现10件铜容器（M2），其中尊、卣及残器底有作某某三、四字铭文。时代上，由于铜鼎腹部、足部特征已接近十五年趞曹鼎，因此该墓的时代下限在西周中期偏早。以上是目前已知西周早中期之际至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归城遗址内发现的铜器，从中可以注意到两点。其一，曹家村一带是铜礼器发现最集中的地区，除了曹家村M1，小刘庄铜器也位于曹家村范围，这里发现了归城曹家村遗址西周早中期之际至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最多的铜器和两座铜器墓。而这一时段另外一个出土铜器的地点归城姜家，在曹家村以北约1.5公里的位置，基本可归属同一遗址，曹家村一带可能是归城早期的中心区。其二，铜器铭文材料揭示了启尊、启卣器主随昭王伐荆楚之事，能随昭王南征者必是某一诸侯国的大贵族，而在胶东半岛东侧此阶段铜器铭文能确指国别的只有莱国。因此，曹家村一带的性质最可能就是西周中期以来的莱国都邑所在。由于在西周晚期之前，归城遗址并无筑城迹象，也没有形成位于现今和平村的中心区，因此整体上鲁家沟至曹家村一线是莱国西周前期的中心所在，两者在时间上略有前后，但文化上直接联系。归城遗址据传1914年前后有农民打井得4件铜钟以及方鼎，1931年左右村民又掘得5件铜钟，后均出售不存，不知其中是否有西周中晚期的铜器。目前明确的西周中期以后的铜器，主要发现于姜家北侧的和平村。20世纪50年代和平村村民曾挖出30多件铜器，绝大部分被毁掉或卖掉，目前可见有一件铜鬲，铭文为“己侯作□姜鬲，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时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偏早阶段。这是归城遗址首次出现作器者明确非莱国的铜器，但从铭文内容看似为一件媵器，说明归城西周晚期并非己（纪）国所在。1956年，和平村村民在村东建房时，又挖出鼎、矛各1件。铜鼎（HG164）形制与晋侯邦父鼎相比，足更细，但是腹却更深，总体上可能时代比较接近，大致在西周晚期偏晚阶段。1964年，和平村村民在自家院内又挖出两件铜甬钟，一件残断，另一件完整且钲部中间有一个族徽“眉”，该器时代不晚于西周晚期偏早阶段，由于该族徽数量较少，族属不易判断。归城遗址早年还征集有两件铜器，一件是壶（HG70），一件是分体方甗的鬲部（HG13）。贯耳壶殷墟时期开始较多出现，但进入西周后多见的区域是胶东半岛，这里此类形制的铜壶有明确的发展规律可循，归城征集的这件铜壶时代倾向西周晚期。另一件分体方甗的鬲部特征在西周晚期已经出现多例，时代下限不晚于春秋初年。归城此时期另一个出土铜器相对较多的地点是南埠村，1951年村民在平泥沟时发现8件铜器，盨、盘、匜都有铭文，盨有“
伯子
父作征盨……”26字，盘、匜铭文为“
伯
父媵姜无沬盘（匜）”。以上八器同时被掘出，可能属一座墓葬。其中盨、盘、匜从形制看时代接近，大致相当于西周晚期偏晚阶段，鼎、甗（鬲部）的时代可能已经进入春秋，因此该墓的年代下限可能为春秋初年。由于盨、盘、匜都是
伯
父作器，且后两者明确为媵器，因此可能均是
国所来铜器，归城春秋初年也不是
国所在。此外，1969年董家村村民在村东南临近河岸的土台上挖出4件铜器，甗、盘为一坑所出。鼎、盘的时代特征比较明确，鼎蹄形足细高、腹较浅，为春秋早期常见器形；盘的形制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甗的足部已变得细高不似西周形制。因此董家村4件铜器的时代属于春秋早期。此外，1973年和平村西清理了一座车马坑，由于该坑此前就被扰动，马骨位置零散，可以确认的有2匹马（马头2个），发现铜马衔、车軎等车马器13件。从铜车马器看，该车马坑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早中期。综上，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归城遗址的铜器材料呈连续发展之势，只是中心区从此前的曹家村移至以北的和平村，但是两者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而董家村西南距和平村不到1公里。从已知铜器出土的地点及等级判断，中心区仅从西周早中期的鲁家沟-曹家村一带向东北转移至和平村-董家村一线。归城遗址的内城城垣围绕和平村向南至姜家，其内发现17座夯土基址，1座在和平村内，其余16座在和平村南，内城环绕夯土建筑和和平村铜器墓、车马坑的迹象明显，说明和平村一线确是一个中心区，另据这批铜器的时代推测夯土建筑和内城城垣的时代可能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归城遗址发现的“己”或“
”国铜器都是媵器，且归城遗址春秋中期的时代下限明显超出了纪国的存续时间。归城从西周中期发展延续至春秋早期，并且开始围绕遗址修筑内、外城垣，加强对整个遗址和中心区的保护，据筑城这一重大事件和铜器材料综合判断，归城遗址在西周中期至春秋早中期均是莱国的中心都邑所在，当然以外城墙为边界的遗址范围的形成是在西周晚期。
在归城的周围，还有其他铜器的发现，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以归城遗址为中心确实存在一个西周早中期之际至春秋中期的莱国。1964年龙口芦头镇韩栾村发现一件铜鼎，有铭文“句监作宝尊彝”。从器形看，三柱足相对细高，腹已变浅，时代肯定进入了西周，我们倾向是西周早期偏晚阶段。高青陈庄遗址M35引簋出土后，齐国两监国“国氏”、“高氏”（《左传·僖公十二年》记管仲言齐国“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引发学界关注。龙口韩栾村在鲁家沟以西20余公里，处于两者中间的正是西周早中期之际兴起的归城遗址，“句监”的设立当然与莱国西周早期在胶东半岛西侧的出现有关，其很可能就是西周国家指派至莱国的监国“句氏”，这也反向印证鲁家沟-曹家村中心的出现确与胶东半岛西侧西周封国的建立紧密相关。同时，1983年归城西北约7公里的龙口中村镇徐家村出土铜簋、鬲各1件，两器时代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晚或略晚。1958年，归城西南40多公里的招远东曲城发现一批铜器，由于时代差异较大，可能分属两个墓葬。其中，伯鼎、齐仲簋时代接近，前者大致相当于西周中期，后者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晚阶段或略晚。两器从称谓看分属两人，齐仲簋在莱州以北招远地区的出现可能是齐、莱两国早期的交流产物，也可能说明齐国在经历了建国初期与莱国“争营丘”后逐渐有能力向莱国扩大影响，潍河西侧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几批铜器的发现也是证据。1981年，归城遗址以北约13公里的庄头村清理了一座残墓，簋、卣、壶均有铭文。由于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发掘，已基本确定陕西韩城梁带村为芮国所在，庄头村所出芮公簋无疑是一件远距离交流的重要铜器。所出熊奚壶，有学者据《逸周书·作雒篇》：“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认为“熊”是商周东夷古国。金文涉及周初征东国的材料较多，《逸周书·作雒篇》还记载“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熊奚”可能就是周王朝东征灭国后被迁的一支。1982年秋在蓬莱黄家发现1件顾龙纹甗（KW174），时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早。蓬莱黄家在归城遗址东北近40公里处，是目前所知莱国在西周前期最东的一个点。在此之后，蓬莱市还发现过一件西周晚期的蔡姞簋（《集成》04198）。在西周晚期之后，蓬莱地区逐渐变得重要，在归城以东约20公里的柳格庄、村里集和辛旺集发现多座春秋早中期的高等级墓葬。另一个从春秋早期开始变得比较重要的地点是栖霞地区。1956年，在归城遗址东南40余公里的栖霞大北庄村出土1件
生鼎（《集成》02524），时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偏晚。而春秋早中期栖霞吕家埠、春秋晚期的栖霞杏家庄均发现有高等级的铜器墓。此外，在归城以东10余公里的东营周家1985～1986年发现一座铜器墓，出土形制相同的2件铜簋。铜簋时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偏早阶段，铭文最后一字表明器主为“单氏”。招远东曲城出土的盘、盆、壶、甗甑部4件铜器时代接近，大致相当于西周晚期偏晚至春秋初年。归城东北10公里左右的大王家村1983年出土有弦纹铜鼎（KW113），时代相当于春秋早期。总体上，胶东半岛西侧其他地点出土的铜器围绕归城遗址并以之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现象比较明显，西南最远地点是招远东曲城，东北最远地点为蓬莱黄家，东南最远地点为栖霞大北庄。在春秋早中期邻近鲁家沟的蓬莱村里集一带再次变得重要，春秋中晚期转而是栖霞地区重要起来，春秋晚期的栖霞杏家庄东距归城达到了60多公里，以上遗迹可能与公元前571年齐侯伐莱、公元前567年莱被齐灭国等历史事件引发的莱国势力东撤有关（图四）。
作宝钟”。己侯钟显然不能用媵器来解释，那么西周晚期以前与己（纪）国无关的寿光地区缘何出现一件己（纪）侯铜器？关于这点，可能与文献记载的一个历史事件有关。己（纪）国第一次出现在传世文献中，就与齐国有关。《史记·姜太公世家》云：“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该事件可谓西周中期偏晚阶段的一件大事，春秋三传也有提及。该事件直接造成了齐国政局的动荡，而获益一方无疑是纪国。己（纪）不仅第一次活跃于文献，考古材料也显示其在西周晚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西周早中期铜器材料显示己（纪）国主要活动于东端的烟台至荣成一线，布局呈守势，但是西周晚期明显向莱阳一带扩张。1974年，莱阳县前河前村平整土地时发现8件铜礼器，壶有铭文“己侯乍铸壶，使小臣以汲，永宝用”。甗铭文为“作旅彝”。该墓铜礼器数量较多，从鼎、盘、匜等形制看时代明确为西周晚期，己（纪）侯壶是胶东半岛相对多见而其他地区少见的器形。应该说西周晚期己（纪）国已经明确控制莱阳一带。另外在东南一侧还扩张到了海阳市上尚都村一带。1959年，在东南距海阳市30多公里的上尚都村发现一批铜器，流失后文物部门追缴回7件。从形制及纹饰看，铜盘内蟠龙身体上鳞片呈重环形，简报指出盘沿面纹饰是窃曲纹，以上都是西周晚期的特点，甬钟形制和钮钟双头龙纹也是西周晚期特点，总体上我们倾向这几件铜器属西周晚期偏晚阶段。而铜盘、壶圈足均有方形镂空，铸造手法古朴，以上特点在胶东以外少见。也就是说上尚都铜器也呈现出了较多的本地特色。莱阳前河前和海阳上尚都两个地点的两批铜器，可以明确说明己（纪）国势力较西周早中期有明显的增强且在西周晚期呈扩张状态。西周晚期纪侯台己（纪）侯
钟的出现可能与此时期己（纪）国的强大且向外影响有关，而相反齐国在哀公被烹杀后政治上呈弱势不得不采取退让政策。但这并不能说己（纪）就控制了寿光一带，只能说明势力影响到了这里，相关材料显示西周晚期其掌控的南端还是在莱阳-海阳一线。而在传统的势力控制区威海，1978年在威海南郊村东开挖河道时发现一批铜器，后收回35件。铜鼎时代相对明确，属西周晚期偏晚阶段或略晚，贵族铜器墓的存在说明此时期己（纪）国在向南扩张的同时并未放松传统北端近海地区的控制。
当然在西周末期，胶东半岛东段还有其他明确的己（纪）国铜器的发现。1969年，己（纪）国腹心的烟台上夼村发现一座墓葬，出土铜器10件，其中两件鼎有铭文，一件为“己华父作宝鼎，子子孙孙永用”，另一件为“
侯锡弟叟司
，弟叟作宝鼎，子子孙孙永宝用”。墓葬等级属高级贵族，包括己华父鼎在内的多数铜器时代都属西周晚期，只有匜的兽蹄形足部简化明显，显示时代略晚，所以我们倾向墓葬的时代是西周末期，不排除可能晚到与归城南埠村铜器墓同样的春秋初年。标识有国别信息的两件铜鼎中，己华父明确属己（纪）国，弟叟身份则需推论。以上两器形制近同但己华父鼎体量明显大于另一件弟叟鼎，弟叟鼎是受
侯赏作器。两器器主如非一人，其形制接近却体量差别明显，且体量小的反而铭文内容与侯相关，这显然不好理解。故我们推测己华父和弟叟是一人，两者可能是一名一字的称谓差异。如以上认识成立，则无疑说“己”、“
”是一国，墓葬国别是明确的纪国，“己”、“
”只是写法的差异。当然，此论搁置，我们还可另外寻求解释。从整个西周时期出土地点明确的“己”国铜器看，时代最早的在烟台市，西周中期和晚期偏早阶段分别出现在归城和平村和寿光纪侯台的都是媵器。而随着西周晚期“己”国势力的强大，“己”国铜器从烟台向南侧扩展到了莱阳，影响到了寿光。这种势力的动态变化与纪国在文献中的活跃时间相当，而胶东半岛东侧从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直接表明器主国别的多是“己”器，特别是西周早中期只有“己”器，因此我们首先认为铜器铭文的“己”就是文献中的“纪”，己侯即是纪侯，胶东半岛东侧是纪国的主要控制区域。但是西周末期烟台上夼铜器墓所引出学术问题由于涉及较多，还需单独讨论。
首先，师
簋（《集成》04313）是一件西周晚期偏早阶段的铜器，铭文记周王命令
师率领齐师、
、莱等征淮夷，同一器上
、莱并列，一般认为
、莱应该是两个国家。这也可以解释归城遗址南埠村出现的6件
伯铜器的问题。4件征盨是否与
、莱并肩征淮夷有关无法确知，但是盘、匜均是媵器，说明此地不是
国，而6件
器出现的地点虽在归城外城以内，但并不在西周晚期以来的归城中心区和平村及以南的内城范围，这也说明
、莱确为两国，归城遗址从西周早中期之际至春秋早中期都是莱国的中心都邑所在。所以，余下需要说明的是“己”和“
”的关系问题。“
”铭文铜器西周时期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除了上文论及外，就只有北京顺义牛栏山一个中心区以及其他零散的几件，且时代都集中在西周早期，至晚不过西周中期偏早阶段。1982年北京顺义牛栏山出土的尊、卣、觚、觯上均为族徽“亚
”。1973年辽宁喀左县北洞村笔架山二号窖藏坑出土的
方鼎上是族徽“亚
侯疑”，相传1897年出土于北京卢沟桥的盉上也是族徽“亚
侯疑”。可见，燕文化分布区是西周早期此类族徽铜器出土最集中的地点。“
”、“
侯”，帝乙、帝辛卜辞中就有出现，但在金文中都加了“亚”形。关于族氏铭文中“亚”的解释，有学者对亚形族徽统计后认为多是与商王有密切联系的国族，有的可确指为商之异姓，并被学界普遍接受。西周早期的“亚
”与西周末期、春秋初年出现在胶东半岛的不带“亚”字框的“
”没有关系是显然的。对于不带“亚”字框的“
”铭文铜器，虽然很多缺乏明确的出土地点，但是传世材料也能揭示一些问题，通过梳理我们确也发现了一些线索。
传世的“
”铭文铜器，明确时代比较早的有一件公贸鼎（《集成》02719），铭文提到“叔氏使布安
伯”，从器形拓片看，时代可能在恭王前后。另一件就是
仲饮壶（《集成》06511），为
仲自作之器，时代一般认为是恭王时期。繁簋也记“公令繁伐于
伯，
伯蔑繁历”（《集成》04146），但因为只残存底部及铭文拓片，时代难以定论，但是据相关铭文内容的时代看，可能也与以上两器相当。西周晚期的
国铜器相对清楚，如
侯簋盖以及
孟姜匜（《集成》10240）。到了春秋早期，还出现了自称“公”的
公壶（《集成》09704）以及同时期的
甫人匜（《集成》10261）等，但是时代下限都没有超出春秋早期。再来看西周其他传世的“己”铭文铜器。叔鼏鬲铭文“叔鼏作己伯父丁宝尊彝”（《集成》00614），时代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己侯貉子簋盖（《集成》03977）为己侯貉子自作之器，盖面垂冠大鸟纹揭示时代为西周中期偏早。器主与之同名为“貉子”的还有一件貉子卣，铭文记“王令士道馈貉子鹿三，貉子对扬王休”（《集成》05409），该器器形已开始矮胖，腹部倾垂的特点显示时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际或略晚。以上两器时代接近，器主应为同一人，只是貉子卣铭文记述的时代可能相对略早，此时貉子尚未继承侯位。从以上传世铜器及铭文情况看，“己”的时代明显更早，在西周早期至中期偏早阶段。国名“
”从恭王前后才出现，并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多了起来。“
”出现的时代是在另一个商系的“亚
”灭亡之后，而消失时间是在春秋早期，不晚于文献所记的纪国灭亡时间。即《左传·庄公三年》云：“纪季以酅入于齐，纪於是乎始判”。杨伯峻注：“纪分为二，纪侯居纪，纪季以酅入齐而为附庸”。也就是鲁庄公三年、齐襄公七年（公元前691年）（春秋早期偏晚）纪国已一分为二。《左传·庄公四年》又云：“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即是说鲁庄公四年、齐襄公八年（公元前690年）纪侯为齐所迫，大去其国。因此，从“己”、“
”铭文铜器的动态发展、己（纪）国的势力扩张以及文献记载的纪国历史综合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己”、“
”是一个国家，在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只用“己”字，在商系“亚
”消亡不存在混淆情况下，恭王前后开始并用比较复古的书写方法“
”，并且两种写法共存至纪国灭亡。而包括烟台上夼墓发掘者也认为“己”、“
”铭文的两器同出一墓，从而证明
、己本系一国之称。据此再回头看，考古所见西周晚期纪国势力的明显增强和向外扩张，铜器铭文中西周晚期师
簋记周王借助纪国力量伐淮夷、
孟姜匜的称谓前缀是“王妇”等都是周夷王前后纪国活跃于传世文献的重要原因。
此前学者的认识，多受传世文献影响，特别涉及莱、纪甚至与齐国发生联系的文献都不是孤证，这让学者很难舍弃旧说。我们并不否定传世文献的一些记载，只是问题可能出在将一系列动态的历史事件作静态化处理，于是纪、莱、齐国出现了空间地理上的重叠。第一个矛盾是学者多视寿光纪侯台一带为纪国所在，我们重新检视后发现寿光古城村发现的是一座殷墟四期墓葬，且族氏铭文主要为“己竝”，与西周纪国并无直接联系，那么“齐国边莱”的记载正与考古所见晚商以来的政治格局相同，两国大致以潍河为界。第二个矛盾是归城遗址“己”、“
”媵器的出现。纪国为姜姓，铜器铭文资料比较明确。莱国尚无铭文的直接证据，学者多据《路史》和《春秋大事表》分持子姓、姜姓两说。归城出现的均为媵器，但是媵器的问题十分复杂，一般只能说明此地非媵嫁者之国，因此子姓、姜姓争议可以暂存，并不影响对于两国属地的判断。第三个矛盾是寿光纪侯台西周中晚期己侯铜器的出现。首先西周中期的己侯簋可能为媵器，而西周晚期偏早阶段的己侯
钟出现表明此时纪国谮齐致哀公被烹后齐国政局动荡而纪国向南扩张明显，该器的出现可用纪国影响力向齐地渗透解释。第四个矛盾是“己”、“
”是否一国的问题。从考古发现看，西周时期己国分布在胶东半岛东侧最东端的烟台-荣成一线至莱阳前河前-海阳上尚都一带，与
国相关铜器与明确的己（纪）国铜器发生同墓并存的现象是在纪国最强盛的时期。如坚持两者金文写法有异分属两国，纪国的控制范围是清晰的，将
国单置仅是不明其封国具体所在，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但是，分布上“
”器在莱国、纪国的出现都与“己”器有前后关系或并存现象，而
器所记最显赫的西周晚期偏早阶段助周王伐淮夷、春秋早期有女嫁为王妇等都是纪国的强盛时期，且
器的存续时代范围也与纪国基本相当，因此我们还是倾向“己”、“
”是一国。如是，上述矛盾基本化解，并动态地解释了纪、莱两国的发展，而以上结论也与考古学文化角度的研究结论一致。即西周的前半段莱国强盛，与齐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竞争关系；西周后半段纪国获得显著发展，继之而起与齐国竞争并向齐地扩大影响。但是在周王实力衰微之后，纪、莱两国均被强大的近邻齐国所灭。
附记：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早期国家的商周模式研究” （批准号18YJC780001）的成果。
（作者：曹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原文刊于《考古》2021年第1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