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工写两相宜 ——兼及“写意印风”的粗糙化

工写两相宜

——兼及“写意印风”的粗糙化

文｜薛元明    牛墨王说书原创首发

黄宾虹山水

目前的篆刻创作，在理解“工”与“写”两个范畴方面，存在着绝对化的误区。

篆刻属人文艺术和文人艺术，需要一种综合修养。中国文化是注重“贯通”的文化。社会分工使得隔行如隔山，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书法篆刻也成了“行业”，这是一组无法避免的对立矛盾。古人没有“创作”或“作品”等专业概念。因为创作，就出现了“专门”的意思，“专”有单一之意，亦无法避免刻意。“写意”实是绘画用语，俗称粗笔，与工笔相对，简而言之，即是通过简练放纵的笔致，表现描绘对象的意态风神的画法。书法实无“写意”之说，篆刻更无缘，所以说，“写意篆刻”是通过“强制拆迁”搬来，表示那么一个特定的意思。窃以为，古人的主要区分在风格和技法，侧重于刀法。写意只是相对工稳类而言，简而言之，指风格豪放一类的印风，情感表现为外露型。从形式上来看，其实古已有之，汉印有铸和凿两种，若从今天的视角来理解，即是工稳与写意的差别。很多只是一个概念变化，关键还在于技法和意境。离开了这一点，新名词再多亦是徒劳，只会制造混乱。

文人介入篆刻，出现了实质性变化。文人与“士”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门客”。宋代文官政治出现士大夫阶层。清代有幕僚制度，像赵之谦和黄士陵都曾经有过入幕经历，他们与民国时期的自由文人又有不同。“海派”昌盛之际，出现了迎合消费者的职业印人。总的来看，篆刻家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现今对于文人更不必从狭隘的角度来理解，一定是长袍马褂，或抓个扇子。瞿秋白、郁达夫、闻一多等人即便穿上了西装，一样是传统文人。文人侧重的是修养和风骨，一种内在精神，有文气、文心和文胆。文人身份不断转变的原因非常复杂，与整个社会形态背景变化息息相关。文人刻印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有了正式“署名权”。秦汉印作者现未可知，一般界定为工匠。对于工匠，现在一般的理解是手艺人，如木匠、瓦匠、漆匠等，泛指社会行业，实是戴上了有色眼镜。若从原义上来理解，鬼斧神工、巧夺天工，“工”是一种很高的评价。很多汉印的艺术水准至今难以望其项背。再说“匠”，如今一般指专营技术活之辈，也存在狭隘性，其实在技术或科学方面有突出成就的，才能称为“巨匠”，只是因现在大师喊得太多而贬值，成了“破烂货”。就算是“手艺人”，谁又能说鲁班仅仅只是一个木匠呢？古代称木匠为“梓人”，《旧唐书》云：“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独胜，盖在得其术，则事无后艰。”梓人意为巧匠，鲁班实是一个艺术大师。木匠出身的齐白石，曾刻过数方“木人”、“木居士”印章，便有睥睨群雄之意。

谁能想到柳公权《蒙诏帖》如此随意潇洒？

“工”在风格品评方面，常被理解为工稳，也易被理解成人工安排，进而变成刻板的代名词。事实确实如此，工稳之极，未必是好事。工稳发展到极限，用机器来刻元朱文或满白文，索然寡味。现在风格都为求活、求变、求放而不懈努力。但如果一味强调写意，情感奔放，用刀淋漓，使得整个印面支离破碎，毫无章法，自己找不到方向，这“意”存在于何处？“意”包含三个层次，刀意、笔意、心意，三者合一、缺一不可。刀意和笔意多有论述，不再赘述，心意由人而出，多有变化，非常丰富，但必须有节制。无论如何狂放，只是一种状态。按照人的生理规律来说，人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平常状态，持续兴奋会导致疲劳。一个人无论你兴奋多久或程度激烈，最终都要平静下来。疯子也要睡觉。归结到一句话，“意”是建立在“实”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形”和“质”，前者可视，后者可感。如若失却载体，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王铎柳体楷书《一觉庵铭》

扪心自问，“工”难道不也含有“意”？只是不明显或较隐蔽罢了。好比人的性格，有外向与内向之差别。外向的人也会隐藏自己的情感，内向的人亦可表露心头之喜，方式不同而已。写意不是法度尽失，亦有“工”的部分，实际上就是一种法度，一种规则。任何风格带给人的美感是整体的，不是零星的。真正在工稳或写意方面有成就的印人，处理恰恰不是排斥对立，而是把握好“度”。元朱文要精彩，必须有一种内在的狂放气质。陈巨来印风极工稳，为人性格极为狂放，从他日常的一些言语就能感觉到。所以他的元朱文很活，有流动感。如果真是古板、老实的人刻元朱文，会更加板滞。王铎写柳公权非常活，也是这个道理。一句话，艺术不能简单地公式化。很多印人经营奔放一路印风，同时也有工稳细腻一路的尝试。齐白石便曾用心经营过细朱文，朱耷不也学董其昌书法吗？

中部护军章（汉印）

书法提倡楷书与行书同时经营，“楷不兼行，失之板结；行不兼楷，失之油滑”。通过理解写意印，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元朱文，通过工稳类印风的锤炼，会更为关注写意印风中的一些细节，否则不是粗犷而是粗糙。但对于一个印人来说，最终要决定属于自己的唯一艺术表现形式——也就是个人风格，所以最终必须有侧重，有所提炼，九九归一。现在刻工稳一路近乎板滞，刻写意一路近乎狂野，主要症结在于将二者对立起来，根本分歧在于理解工与意的本质。可以这样来领会：工乃意之一种，意至极致便是工，“不工之工，工之极也”。“工”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四平八稳，“意”也不是用刀随意挥舞，以铁钉在印面上划道道。国人在审美理解上常陷入绝对思维，好像不是就是，好与坏之间没有第三条路。不是工便是意，不是意便是工，言下之意，只能取一端。现实情形并非如此简单。

文桘西疆司寇（古玺）

从历代印章来看，古玺体现了自由精神，即是“意”，见证百家争鸣、群雄争霸时代所呈现出的多元和包容。秦印必须借助内边栏，进行强制性规范，意味着一种秩序。汉印无内栏，印面文字变得更加规范，连字数也有规定，宽博方厚，显现出天朝大国的气派。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措施来统一思想，废止汉初所提倡的黄老治国方略，整个社会秩序严谨。

代马丞印（汉印）

历代中国文化的演进，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表现在官方与民间两条线并行不悖。既有约定俗成的官方规制，也有不拘一格的民间自由形式，如小篆和诏版之间即有不同。就汉印而言，铸印体现了一种工稳，一种秩序，凿印乃至将军印等，有多姿多彩的美，一种自由，一种“意”。所以能够看到，即使在大一统的秩序之下，仍然有各种表现的自由。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天性可以暂时隐藏，但不能抹杀。

隗長 （漢玉印）

需要指出的是，汉玉印乃工与意完美结合的独特范例。玉文化是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玉首先是作为一种珍稀美物受到青睐。古人认为玉集天地之灵气、凝日月之光华、孕万物之丰采，而后在“人化”的过程中，赋予了一种意义、精神、情趣和知觉，具有人格化、道德化的内涵，“君子比德如玉”。玉印制作精良，章法严谨，笔势婉转，粗看笔划平方正直，却全无板滞之意。由于质地坚硬，不易受刀，就产生了特殊技法——平刀直下的“切玉法”。由于玉质不易腐蚀受损，大多传世玉印以光洁劲挺见长，工稳之美发挥到极致，得以保留了本来面目。但也有一些玉印，因各种原因变得残破，在世人眼中，依然无限完美而不可替代。工和意结合在一起，如此妙合无垠！

酸寒尉印（吴昌硕刻）

从整个篆刻史的发展变迁来看，有高潮和低谷。汉代之后，国家分裂，后有隋唐统一，印章创作却一蹶不振。从印章本体角度来看，属于实用功能的转变；从篆刻的角度来看，是审美和技法方面的乖谬、变异。但在今天，已变成一种取法资源，说明艺术观念走向开放，并非一成不变。明清之际，篆刻开始复兴。明清与汉代不同之处在于，因文人介入篆刻而更为注重个人心性的流露和表达。就具体的某个人来讲，亦存多元，有时会是“工”之平稳，有时则是“意”之放浪。既符合人的生理规律，也符合艺术规律。即使就某个大家的创作来说，初期作品一般都很平庸，创作鼎盛期也会有一些庸品，表明艺术追求工稳、秩序、写意、自由，实际上有一个动态过程，从规矩到自由，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静态结果。个人篆刻探索的过程，实际上是篆刻史演进过程的浓缩。

求是室（齐白石刻）

对待传统中的取法资源不能排斥，采取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对立观点。所谓的工或意只是表现形式，意境取决于个人心绪情感。情感有极致，当超越了一定的极限，就不是自己想要的艺术形式。毋庸讳言，当代印坛也存在一些糟粕合法化，死灰复燃的状况，求怪异、做形式，单刀粗放，看起来是“意”，更具有艺术表现力，其实是用各种手段来解构传统，艺术精神匮乏，民族审美淡化。须知“印宗秦汉”，其核心本质在于秦汉精神，也即传统文化精神。

少司马章（黄士陵）

丹青难写是精神。印章何尝不是如此？！“工”与“写”是一对不断反复转化过程。“工”到极点是一种写意，表达一种个性之美，“意”到极致便要寻求一种框架，稳定才能有风格。“工”与“意”只有形式上的区分，并无审美之隔阂，殊归同源。求工而至机器作业，写意放纵到审美疲劳，皆失之偏颇。篆刻创作主要是将胸中之意化为刀意和笔意，把那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技法寻获。写意是在自由中建立规矩，不断积淀的过程，工稳则是在规矩中寻找自由，打破陈规戒律。

但开风气不为师（王福庵刻）

黄士陵印风工稳，何尝不是一种表己之意的方式？王福庵的金文印章，刀法静雅，篆法巧妙变化，内蕴生动。陈巨来一辈子经营元朱文，达到极致，随心所欲，何尝没有自由之趣？黄、王、陈三人皆为工稳风格，但又有不同的“意”。吴齐作品皆谓之“写意”，其实各有千秋。

俞爵之印（陈巨来刻）

说到底，所谓“写意”即写己之意。写意与工稳不存在谁重要谁次要的问题，更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各有优劣，一个不能缺。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写意和工稳，好比男女有别，一为阳刚，一为阴柔，相互依存，但又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评价标准，岂能强行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

作者：薛元明，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