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子飞舞的大学

我怀揣五十块钱，来到散发着古城气息的绍兴，开始读我的大学。那是1987年的9月。五十块钱对于我家来说，是个沉甸甸的数字，它背后的画面是：当我张口向父亲要这笔钱的时候，他的脑袋有些发涨，这从他揪头皮像揪乱稻草这个动作里可以看出。父亲只好又拉了满满一车早谷去粮站，回来后他把钞票一张一张数给我，几张五块面值的纸币，被他数得极其复杂和令我讨厌。

压得我抬不起头来的，还有大学的名字——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四个词语，无论联合还是分散，叫起来都是底气不足的。“绍兴”注定了我不能远走高飞，它离我家才五十里路，这个一贯被我们叫做酱缸、酒缸、水缸的地方，它的上空打个天雷，就能震着我家的屋顶。“师范”在当年被人们另眼相看，当时师范学校招生时，是降低十分分数来诱惑我们的；“专科”是分数不够的证明，那么它自然只能戴上一顶令人头痛的“学校”帽子，明显透露低人一等的寒伧。从小学到大学，“学校”竟至死不渝地与我形影相随。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除非我敢打破这只好不容易捡到的“铁饭碗”，可是，我们一家的希望全装在这只碗里。

大学确是大了些。然而她再大，也掩盖不了我心头的缺憾。还记得，高中时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年轻教师，是刚从大学镀了“金子”回来的，他把课讲得满堂生辉，在课堂上不时鼓吹大学生活。他说大学真是个好地方，想谈恋爱就可以谈恋爱，他说大学生舒服啊，想睡懒觉就可以睡懒觉。恰好那时爱情的种子已在我心底萌芽，而睡懒觉又是我一惯的爱好。他说得我们满堂欢笑，像赶蚊子似地赶走了我们身上的疲倦。他最后归纳大学生都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说得我们心旌摇，拚命苦读，立志非要考上大学不可。

事实面前，大学天堂般的神秘，肥皂泡一样不攻自破。当时义务教育已全面普及，而乡镇中学师资面临严重缺乏。于是，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因时制宜，将学制从三年缩短到两年。我们碰到了这个节骨眼，不得不接受强化训练，然后像撒豆子一样遍播于乡镇初中。这么说来，我们是师范教育的速成品。

我们一贯在农村土生土长，像刚分蘖的瓜秧，身上还沾着破土时的泥巴。初进大学的我们，身上不仅冒着土气，还透着一股傻气。好在我们已牵出了户口，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大米和干菜上学了。因为两年后就要冲向教育的最前沿，所以国家对师范生有特别的照顾。学校每月发给学生三十斤饭票。这数字也算可观了，但相对于我们当时的胃口，特别是男同学不断增长的饭量，依然是个虚空的概念。我们每餐都要吃四量米的饭，倘遇着外地同学打着访友的名义前来打秋风，那就得寅吃卯粮了，所以我们的饭票始终跟不上日子的脚步。

饭票断档的日子里，倒也感觉不到多少痛苦，因为我们男生大多瞄准了饭量小的女生，她们每个月都能省下不少余粮。于是有男同学厚着脸皮向女同学讨饭票，也有女同学乐善好施主动送男同学饭票。以饭票为纽带，由物质上升到精神，男女同学就慢慢开始谈情说爱了。那时候，学校对学生谈恋爱睁只眼闭只眼，但学生恋爱速成的最大好处，是达到了男女同学间饭票的平衡。虽然毕业时大多收获了失恋的苦果，许多爱情在分别后淡化为友情，但比起成长，比起身体和观念的蜕变，吃一个苦果又何足挂齿。

饭票之外，学校还定期发给生活费，虽然数目远没有父母供给的多，但我们穿着校服在大街上飘荡时，脸上呈现的俨然是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那股神气。我们自以为是，我们得意洋洋，倘有人问我们的身份，“绍师专”三个字扔过去，颇有点像后来流行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子。最让人得意的是过年，学校竟发给我们烟票和油票，让我们提前享受教师待遇。烟是“大重九”，油是“芝麻油”，尽管购买还需要自己掏钱，然而这却是居民与非居民的区别，师范与非师范的不同。这就是那时候的师范生，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师范的教育，似乎并没有从中学教育脱胎换骨出来，因为要速成，只能用复合肥料。那些曾经教过中学生的讲师或教授，也依然改不掉他们严厉认真的教育思想，唯一可爱的是，他们对课堂上学生的心不在焉往往视而不见，且对枯燥乏味的课程讲得那么怡然自得，这着实感动了我们，这需要多么强大的毅力和意志啊。感叹之余，我们在课堂上摸索出打瞌睡、看小说、聊闲天等等小动作，百无聊赖的时候，神经质地在笔记本上翻来覆去涂写“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教心理学的老师后来曾以此为例，分析出我们内心深处的大片空虚。

我的那位萧山同学有一次是真的撞枪口上了。那天是临近中午的时候，他难敌瞌睡虫的袭击，老师在上面一开讲，他就伏在桌子上呼呼睡着了。老师肯定看到了，只是不说。然而偏偏上课不久，他的父亲前来探望。他的父亲就站在后门外，头和脸试图从琉璃框里挤进来，他就那么一直朝里盯着，看着儿子投入的睡觉，看着老师投入的讲课，全班同学看到这一幕，都替这位兄弟捏着一把汗，好在他的父亲终究没有冲进教室来……

考试其实并不可怕，我们从来没有为考试犯过愁，因为总有女同学会认真地把课堂笔记整理得一字不漏，临考前两三天，大不了通宵灯火通明，大抵会收获一个有惊无险的圆满结局。

学校的许多设想往往是一厢情愿，比如晨跑。大冬天我们恋上了那张床，学校却规定每生每周需跑四天，并进行考核，由班干部在半路分发跑步券，超过时间不再恭候。为了一周四张跑步券，我们真是挖空了心思，先是坚持跑了一周，后来终于懒得起不来了，便麻烦坚持跑着的同学，在发券的时候弄几个来回，骗完班干部手中的券。再后来，班干部也懒得起来，干脆在寝室里把券直接发给了我们。最后，我们足不出户就有了跑步券，而薄雾弥漫的马路上，晨跑的除了城市里锻炼的老头老太，已见不到几个学生了，学校的强身健体计划终于被我们的狡猾粉碎。

我们的梦想总是与现实发生碰撞，到现在就凝结成心里的一个个缺憾。学校从我们进入校园的那天起，就号召我们报名参加各种选修，我竟心血来潮报了个舞蹈班。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能学会跳舞，那么以后在学生面前也多个资本。第一次参加选修课，女同学打扮得花枝招展，而当她们邀请我们一起跳舞的时候，我们的屁股却钉在凳子上提不起来了。我终于被拉进舞池，却感觉像是被拉上了刑场。我很快就找到了退怯的理由，认为自己是从田畈里出来的，自己的脚习惯于走田塍路，这舞蹈学下去肯定是邯郸学步的下场。于是，倾刻间，下里巴人战胜了阳春白雪，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舞池。

“有始无终”四个字，像一条绳子，贯穿了两年师范。比如读英语，比如练书法，比如学摄影，大多半途而废，半生不熟，有良好的开端，没有成功的结局。那时候流行一首歌叫《三百六十五里路》，“有多少三百六十五里路呀，有多少春夏秋冬”，这歌词深深地刻在脑子里。当初喜欢是因为它的旋律，现在回味，徒留青春远逝的伤感。

后来终于发现了一个严峻的事实，丑小鸭终究成不了白天鹅。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一门心思研究起我的头皮来，我的头皮从来没有那么痒过，尽管从踏进大学校门就一直在痒，但它现在已达到奇痒无比的程度。于是，我决定洗头，宿舍楼下就有水井。我用兰溪牌肥皂搓出大堆的泡沫，泡沫在面盆里漂浮，漂浮，漂浮……泡沫破灭，露出脏水，水面上活跃着细细点点的小生灵，它们跳跃着，它们挣扎着，它们竟是虱子。虱子，我曾经深受其苦的虱子，已经消声匿迹的虱子，代表肮脏的虱子，它们竟然卷土重来了。这是倒霉的，这事要传散，怕要笑掉同学的大牙。我虽不是阿Q，但虱子分明是虱子。此刻，我的头顶是千丝万缕的惭愧。还好，当我察看同学的脸盆时，发现里面漂浮的也是虱子。我终于舒出一口气，因为不仅阿Q有虱子，王胡也有虱子，小D也有虱子，我们都有虱子。

两年大学，在一个个瞌睡中混过去了，在一场场电影里划过去了，在一本本小说里流过去了。还没告别虱子，我就上了大学。意识到自己要认真读点书的时候，学校已经无情地将我们推出了校门。如今，当我趴在记忆的窗口，回望师范生涯时，看到的依然是“潦草”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