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猪”事
离村里的宗祠不远处有条水沟,水沟上架着两根木头架成的一条桥,桥那头是一间土砖房,房子墙上有四个红字:一人一猪。
字是我父亲写的,用的是一种叫“朱砂石”的材料,它们产自离村子三四公里外的一处河沟。父亲在村小学当老师,无师自通,能写会画,村里的许多墙壁都有他抄写的这种褚红色的语录,整个村子俨然变成了一个课堂,它们则成了我上学前的识字板,不少字就是从语录上认识的。
最早认得“猪”字,是在这条“一人一猪”的语录上。我吃过猪肉——供销社给当老师的父母每人每月配一斤猪肉,也经常见到猪跑,村里的猪鸡牛狗鸭全是放养的,它们自由自在,到处乱窜。但我并不认得这个“猪”字。父亲写标语时告诉我,古时候,“家”指的就是屋顶下有一头猪。
大概是为了更像个“家”吧,父母也养起了猪。别人养猪很正常,但他们身为老师,养猪属于“跨界”,显得有些“另类”。所以听说我家里养猪,父母的同事都有些惊讶,虽然没到“友邦惊诧”的程度。
那时候的人都很本分,工人做工,农民种地,老师就是教书育人。父亲养猪是迫不得已,一家三代七“口”人,七张嘴巴要吃饭,我一直认为用“口”作为人的量词恰如其分。我和妺妺、弟弟要读书,家里的老房子摇摇欲坠,说不定哪天就会倒下来,要预备不时之需。
但挣钱没有别的路数。养鸡收入少,种果树要好几年才有收成,也不可能去贩运砖头瓦片,既不耽误上课,又能一次性多挣一些的,养猪就成了父母的“华山一条路”。
父亲当过兵,经常讲一句话:不打无准备之仗。养猪像他做几乎所有的事情一样,按部就班,虑细思微。他在小本子上记满各种养猪知识,像“饲料分为能量料、蛋白料、矿物质”,“能量料有玉米、稻谷、小麦、木薯,蛋白料如豆饼、花生夫、芝麻饼、鱼粉,矿物质如骨粉、贝壳粉、石粉”……
父亲崇尚科学,认为凡事应该找到科学解释,解释不了就不能迷信。养猪的过程,就是他从事“科学实验”的过程。他的本子里充斥着数字、表格、公式,比如体重10公斤、20公斤……到100公斤的猪,每天“维持”和“增加”一公斤体重,分别要消耗多少能量、多少蛋白;玉米、稻谷、花生麸……的热能、蛋白、微量元素含量几何,市场价格多少;此外,还有猪得病怎样治疗,母猪怎样配种,生崽注意什么,遇到难产怎么办,等等等等,都巨细无遗记录在册。父亲还经常“偷师学艺”,道听途说哪个村里谁养猪长得快,就登门求教,把种种“秘笈”抄录回来。
家里养的是土猪,黑背,白肚,短腿,个头较小,其貌不扬,走起路像一只移动的马鞍,它们一般只能长到一百三四十斤,但瘦肉率高,吃饲料少,性价比好。它的长相我实在不敢恭维。
从“美学”角度,我更喜欢白猪。它们高脚长腰,皮肤白净,从身材来说,白猪堪称猪中的“美男子”,特别是猪郎公赶着进村入户配种的公猪,走起路来脑袋一摇一晃,“高视阔步”,有一种占尽春光、舍我其谁的独特风度。后来读到王小波《一头特立独行的猪》,他笔下的那位“猪兄”又黑又瘦,我猜他可能记错了,这么有性格的猪,应该是一头白猪才对。
我基本没有干过喂猪的活,除了有时晚上在猪栏熏蚊子。今非昔比,那时候的蚊子远比现在厉害,每天晚上咬得猪嗷嗷叫,不知道的人以为在半夜杀猪。村里有人养一窝小猪,竟然被蚊子活活咬死。
熏蚊子有技巧,先用干草点着火,再用生草盖在上头,让它阴燃,这样才会浓烟滚滚。我一边用力搧扇子,不让它熄灭,看着一团白烟缭绕而起,那时候正是抗美援越时期,我虽然人在猪圈,却心怀世界,想象无数的蚊子就像美国飞机在越南被打下来。每天晚上这样想入非非,成为我热爱这项劳动的动力。
但我对猪实在没有好印象。我喜欢家里养的狗和猫,甚至连鸡也不讨厌。猪太脏,丝毫不讲卫生。人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猪却是圈有多大,拉屎的世界就多大。它们不分时辰、不分场合地乱拉乱撒,似乎把屎拉得到处都是,就是它们表达不满的方式。要是谁家养的猪每天在角落里拉屎,简直就成了一只“灵猪”,主人会到处传播它的这种善解人意的“光辉事迹”。尤其可恶的是,猪不仅到处拉屎,还会躺在臭哄哄的粪便上哼哼,悠然自得,仿佛那是它的“席梦丝”。
那时候人吃不饱,喂猪基本没有剩菜剩饭,但饲料的品种繁多,红薯藤、芋头秆、水葫芦、浮萍,还有一种人畜共吃的“猪乸菜”,大杂烩煮熟再加一瓢米糠,成为猪的主食。我家有个芭蕉园,记得砍了香蕉后,有人把芭蕉秆剁碎煮熟了喂猪。只有生仔的母猪能享受特别的优待,吃到用白米煮的粥。
父亲喂猪特别讲究营养,像捡中药一样,严格按照配方购买各种饲料混合到一起。科学真的是好东西,猪吃得油光水滑,脑满肠肥,红光满面。但妺妺把猪的富态归功于我,认为与我每天放学后钓蛤咩(一种长不大的小青蛙)喂养有很大关系。她回忆起养猪往事,说当时家里养的猪,脸胖得像是肿起来。
养猪很累人,最担心的是猪得病,比侍候人还用心。“有钱能使鬼推磨”,要靠它挣钱,明明知道是个畜牲,却要像宝贝一样宠着。人吃不下饭不当一回事,猪不吃东西,人会急得上火。好不容易把猪养大了,卖猪还要折腾,要把一头成年猪弄进猪笼,就是一件令人发怵的难事。
用竹子编织的猪笼是一种充满封建主义色彩的用具,在万恶的旧社会,它的一个特殊用途是用来把“通奸”的妇女装在里头沉塘。猪笼一头大,一头小,刚好容得下猪的身体。父亲指挥着帮忙的人,像围山打猎一样,把猪往口子大开的猪笼赶。
猪虽然蠢,却也知道那笼子进不得,目露凶光,东躲西闪,看着步步紧逼的人们,眼睛里露出绝望的神情。有道是“狗急跳墙”,猪急了也一样,大多数最后会一头撞进笼子,但遇上个别富于反抗精神的猪,会硬生生地冲破人墙,甚至能从围栏一跃而过。虽然我没有见到过像王小波笔下能爬到猪圈房顶的猪,但猪的跳高本领的确很强,能跳过比它高得多的猪栏,而且根本不用助跑,要不是亲眼所见,你甚至怀疑它们会“撑竿跳”。
猪在历史上一直名声不佳,《西游记》中的八戒,又懒惰又好色,动不动就打退堂鼓。与吴承恩差不多同时代的李时珍,对猪也没有好感,评价它是“吃不择食,卧不择埠,目不观天,行如病夫,其性淫,形象至丑陋,动物莫劣於此”,人食之“恐染其性”。民间也有“猪肉寒毒”的说法。但苏东坡不信这个邪,借着发明的“东坡肉”,他成为古往今来天字第一号的“吃猪肉达人”。
养猪使我家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善,父亲的本子上记录着每茬养猪的成本和收益。父母月工资只有30来元,小本子上的账目,多的却有数百元,甚至一千多。1989年弟弟考上上海交大时,留有“宰猪两头”的记录。要不是家里养猪,真不知道当时如何招待得起络绎不断前来赴“状元宴”的亲朋戚友。
猪与人们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人们虽然经常吃猪肉,但很少见到猪跑。曾经看到一个新闻:有家电视台“曝光”某地农民“竟然”用剩菜剩饭喂猪。网友的评论让人忍俊不禁,简直要“笑出猪叫声”:有人气愤地谴责这种行径“丧尽天良”,并对食品卫生问题忧心忡忡。
想想也不奇怪,现在的“二师兄”已经成为宠物,人们忘了它前世吃什么了。
(摘自我的近作《我的动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