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关于念白字的笑话

我自己体会，念白字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跟裤裆爆线差不多，把底儿都露了。听过不少念白字的故事，当事人不是强词夺理，就是气急败坏，极少有“闻过则喜”的。一般来说，敢于纠正别人念白字，往往都有十成的把握，很可能就是自己曾经“失足”过，明知对方可能是对的，却不肯虚心接受，我想就是因为露了“没文化”的馅。

文化虽然不能当饭吃，但人们宁肯被笑话没钱，也不愿意被笑话“没文化”。有些人说自己“肚里墨水少，没文化”，那只是一种自谦，就跟吝啬鬼请客大声嚷嚷埋单一样，你千万别会错意。自己说自己“没文化”可以，别人这样说就成了打脸。真的没有文化固然不想被人揭穿，要是碰巧有那么一点，就更加恼羞成怒了。

念白字觉得丢人现眼，说明文化的确具有遮羞布的功用。四五十年前的荒唐时代，因为害怕“知识越多越反动”——反过来就是“越没文化越光荣”，所以一度很流行自诩“大老粗”，说“大老粗”的人，都透着一种自得，因为他是“大老”，所以他能“粗”。但“大老粗”们并不乏对文化的羡慕。我老家有个文盲青年，每天上衣口袋都别着一支钢笔，却从来没有见他用过，别人要借他总说没有墨水了。有一次有人乘其不备将笔拔出来，发现只有一个笔帽。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却要装蒜有“文化”，这说明当时文化虽然被如火如荼“革”了命，但在人们心目中，它就像高处那串葡萄，种种对文化的荼毒、对文化人的蔑视和仇视，只是因为吃不到的缘故。

一方面瞧不起文化人，另一方面担心没文化被别人瞧不起，怎么会形成这种奇特的社会心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说到瞧不起别人没文化，我自己就有这种毛病。上中学时因为听到有个女同学把“靴子”读成“鞋子”，对她的好感立马烟消云散，那时候我混沌初开，情愫初萌，那个女同学是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那种——当然是在听到她念错那个字之前。不过与一个女生念错字被人瞧不起相比，官员念白字的风险更高。想想，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在大家眼里又威严又高大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常见的字念错，难免让人有“不过尔尔”的感觉。

我有个同学，记性极好，工作20多年，记得许多官员念白字的故事，能有名有姓、“新闻要素”齐全地说出一筐的段子。比如某个市委书记做镇书记的弟弟开大会把“开拓前进”念成“开石前进”，把“熊熊大火”念成“能能大火”。最富于传播性的一个故事是：有位市领导有一次陪大领导到容县视察，给大领导介绍容县的历史文化时，说当地人杰地灵，唐朝的“杨贵己”就是容县人。大领导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好一会才明白他说的是唐朝那个让唐玄宗神魂颠倒的胖美人，虽然忍俊不禁，却没有纠正他。

我不知道那位大领导是否会因为“杨贵己”把这位陪同的官员看扁了。他没有当场纠正，大概是人情练达，为了避免对方的尴尬。人们对于念白字的确很难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那个同学讲述的另一个故事是：有个政法系统的领导有一次把“别墅”念成“别野”，有人提醒他，他却振振有词地辩称：在我们老家（中部某省）就是念“野”的。他为了自圆其说，不惜让老家人也跟着他背黑锅，殊不知越是这样辩解越变成大笑柄。

当官要经常讲话做报告，“上得山多终遇虎”，念白字本来也很正常，“人生自古谁无糗”，虽然现在的官员普遍都有大学甚至研究生学历，但术业有专攻，毕竟不是研究语言文字的专才。笑话归笑话，我想还是宽容些为宜。相比之下，那些本身就是如假包换的文化教育机构的人士，念白字要刺目得多。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个县图书馆馆长问我的学历，说你们大学毕业的学历是“学士”，研究生毕业是不是叫“领士”？当时幸亏没在吃饭，否则可能会喷她一脸。我惊愕之余，“恶毒”地告诉她，“学士”上面不是“领士”，是“领土”，“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领土”。

现在想想，我其实不必那么“激气”，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她不过是县里的图书馆馆长，不认识“硕士”的“硕”字完全可以理解。相比之下，前些年台湾几位政界人物到访大陆，让几家著名学府的校长出的洋相要大得多。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被宋楚瑜赠送的书法作品中“瓠离分裂力谁任”的“瓠”字难住，口嗫嚅将欲言，却不知道该念什么；而另一所南方大学的校长则将连战先生题字中的“巍巍黉宫立东南”的“黉宫”念成“皇宫”，估计他连古时候“学校”叫“黉宫”更加不懂。著名学府的掌门人连续出糗，以至于有人认为台湾政要是特地来砸大陆的文化场子的。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这两个字不常见，大学校长不会念在所难免，但我想，在那么一个庄严的场合，那样一个肃穆的仪式上，自己作为主人的身份又那么特殊，对于对方送书法或题词事前会有所沟通，就算没有沟通也应有所准备，怎么也不该这么儿戏和敷衍。我“上纲上线”地认为，说到底，还是缺乏一点对文化的尊重或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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