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峥：鲁迅·《文学月报》·左联

刘峥

鲁迅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左联是中国左翼文学的有力推动者，左联刊物为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言说空间和理论建树，鲁迅与左联的紧密关系可以从鲁迅与左联刊物、鲁迅与左联领导人之关系两个角度展开。《文学月报》是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从鲁迅日记中对该刊物的有关记载可见鲁迅对左联刊物的重视;从鲁迅日记中关于《文学月报》两位主编姚蓬子、周起应的记载对比中，可洞悉鲁迅与左联不同领导人的亲疏关系，进而探寻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从鲁迅日记中有关左联领导人冯雪峰的记载可以发现冯雪峰在左联与鲁迅两者之间发挥的巨大作用，左联领导人与鲁迅关系之亲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鲁迅与左联的关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左联今后的走向。

一、鲁迅与《文学月报》

《文学月报》是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1932年6月10日创刊，共出版六期五册，于1932年12月15日终刊，由姚蓬子、周起应主编，上海光华书局发行。《文学月报》是左联众多机关刊物中最能与《北斗》（丁玲主编）相媲美的文学刊物，登载的文学作品数量丰富、质量优异，撰稿者群体庞大，包括茅盾、鲁迅、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巴金、白薇、田汉、洪深等多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著名作家。《文学月报》是左联发展史和左翼刊物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学月报》的进一步研究也将在某种层面上推进左翼文学的研究。

鲁迅日记中关于《文学月报》的记载有三处：分别是1932年10月16日、1932年12月15日和1933年1月10日。在1932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鲁迅说“下午得起应信并《文学月报》两本”，《文学月报》自第一卷第三期“9月号”起由周扬主编，据此可推断周扬当天送给鲁迅的两本《文学月报》（至少有一本）应是1932年10月15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三期，这是由周扬主编的第一本《文学月报》，在出版的第二天由编辑本人亲自送来两本，足见《文学月报》编辑对鲁迅的尊重，也可见左联对鲁迅的尊重和重视。与此同时，由此看见鲁迅对左联工作的支持，对左联刊物发展情况的关注。

鲁迅在1932年12月15日日记中记载“下午寄靖华《文学月报》二本”，《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出版于1932年11月15日，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出版于1932年12月15日，据此记载暂不可知晓鲁迅于当日寄给曹靖华的两本《文学月报》究竟是哪一期。此处即存疑。1933年1月10日，鲁迅在日记中说“寄增田君《文学月报》三本”，由此也不可知这三本《文学月报》究竟是哪几期。此又存一疑。

根据鲁迅日记中第二处和第三处关于《文学月报》的记载，人们虽不能知晓鲁迅送给友人的《文学月报》具体是哪几期，却可以看出鲁迅对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重视。《文学月报》仅出五本，出版时间也仅仅是1932年6月至12月，鲁迅却在1932年12月和1933年1月分别将其送给中国友人两本和日本友人三本，现虽不可知晓所赠究竟为哪几期，但鲁迅对《文学月报》的关注和重视之态度显而易见。由鲁迅日记中关于《文学月报》的三处记载，可以看出《文学月报》主编和左联领导对鲁迅之尊重（周扬曾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和文委书记），同时也可发现鲁迅对《文学月报》的关注与重视和鲁迅对左联刊物及左翼文学发展的关注。

二、鲁迅与《文学月报》的两位主编

姚蓬子和周扬是《文学月报》的两位主编。关于周扬，鲁迅日记中共有四处记载，分别是1932年10月16日、1933年2月3日、6月11日和1935年11月26日。第一处记载正是上文所提的周起应赠送鲁迅由自己所主编的第一本《文学月报》（即第一卷第三期）。其他三处记载分别是：1933年2月3日的日记提到“致起应信并《竖琴》两本”;同年6月11日记“起应见赠《新俄文学中的男女》一本”;1935年11月26日日记中“得周扬信，即复”。据这四处记载可知，周扬曾拜访过鲁迅两次，鲁迅与周扬通过两次信，两人互赠过书籍刊物：周扬赠送过鲁迅《文学月报》和《新俄文学中的男女》，鲁迅赠送过周扬《竖琴》。

虽然根据以上四处记载并不能明确判定鲁迅与周起应之间的深层关系，但人们结合史料也能发现某些端倪：关于左联组织的发展和关于左翼文学的发展，鲁迅与周扬两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最终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两者的分歧和矛盾也到达顶峰，鲁迅由最终不同意左联解散到勉强同意解散但要求必须发布声明再到发布左联解散的小宣言再到最终连一个声明也没有就不了了之。在鲁迅看来左联并非“解散”，而只能称之为“溃散”，鲁迅同意解散左联的前提是组织必须公开向社会发布一个宣言。周扬等人本来答应了鲁迅的要求，最終却因所谓各种原因而连一个声明都没有，这种出尔反尔的言行彻底惹恼了鲁迅，两者的关系也自然难以修复。与《文学月报》姚蓬子在鲁迅日记中出现的记载情况相比，周起应和鲁迅的关系自然更一目了然。

相比周扬，姚蓬子在鲁迅日记中的记载就较多，共计十五处。时间跨度由1924年6月起至1932年3月，大致历时八年，而周起应则只出现于鲁迅日记中的1932年一次、1933年两次和1935年一次。从鲁迅日记中可以发现，姚蓬子与鲁迅的结缘始于1924年6月的通信：鲁迅在1924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夜得姚梦生信并小说稿一篇”，6月16日鲁迅“复姚梦生信”，这是进步青年作家向老作家鲁迅的诚恳请教，也是鲁迅对进步晚辈们的关爱和指导。姚蓬子正式拜访鲁迅则是在1924年9月，鲁迅1924年9月5日日记记载“下午姚梦生来，字曰裸人”，自此姚蓬子与鲁迅的交往开始频繁起来.据鲁迅日记记载，自1924年9月5日姚蓬子初次拜访鲁迅后，姚蓬子又拜访鲁迅十次，在这十次拜访中，有七次是“夜……来”，有两次是与冯雪峰一起来拜访鲁迅，由此可推断姚蓬子与鲁迅的关系与鲁迅与周起应的关系相比更为亲密一些。据鲁迅日记记载，姚蓬子多次于夜间拜访鲁迅，这足见鲁迅对其信任，若非关系较为密切，怎会多次拜访，又怎会多次于夜间去鲁迅家中。与此同时，冯雪峰与鲁迅关系更是密切，而姚蓬子曾两次与冯雪峰一同去拜访鲁迅，也可见出鲁迅与《文学月报》主编姚蓬子的融洽关系。

此外，鲁迅对姚蓬子的关心也可从以下两处日记中发现端倪。在1930年4月24日的日记中，鲁迅说“上午得小峰信并书五本，即转赠侍桁、柔石、雪峰、蓬子、广平”，鲁迅当日收得李小峰的信件并且于当日就写了五份分别转给五人，韩侍桁、柔石、冯雪峰、许广平都是与鲁迅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由此自然也可看出此时姚蓬子在鲁迅心中的地位。在1932年3月31日的日记中，鲁迅又为姚蓬子写了一首诗，即后来收入《集外集拾遗》的《赠蓬子》一诗，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又为蓬子书一幅云：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西北风”，由此也可见当时鲁迅与姚蓬子的交往之深。

关于这首诗，因为姚蓬子之后的叛变行为和其子姚文元的篡党阴谋（对《赠蓬子》一诗的恶意曲解，将自己标榜为诗中的“天才”“灵童”）等史实，加上历史政治意识形态和主观情感等因素的制约，研究者都倾向于从政治立场解读该诗，认为鲁迅是在讽刺姚蓬子的浪荡和不靠谱，认为鲁迅在该诗中已经暗示并披露了姚蓬子的软弱性和其叛党的必然性。此外，在楼适夷先生和许广平先生对该诗进行解释后，研究者又趋向于认为该诗讽刺了姚蓬子不愿帮助麦广德寻找丈夫穆木天，也将其主旨归结为鲁迅对姚蓬子品性的批判和讽刺。但当把视线集中于鲁迅1932年3月31日的日记文字时，可知该诗是鲁迅应友人姚蓬子的邀请而作的，楼适夷先生也曾特别指出该诗的最后一句并非鲁迅对姚蓬子的讽刺和批判，这不能被看作是姚蓬子品质低劣的说辞，楼适夷指出姚蓬子不愿插入他人夫妇纠纷的行为是人之常情的、可被理解的，认为这“恐不足表现蓬子的品质”，而且“后来蓬子实际上还是替麦找到了穆木天的”。抛开政治形态意识和历史规约等因素而站在文学艺术的角度再读《赠蓬子》一诗，人们会发现这其实就是鲁迅对友人尴尬处境的一种并无恶意的调笑，是朋友之间的打趣和游戏，从这里也可看出当时的姚蓬子与鲁迅之间的确存有良好的关系，这是不能被否认的事实同时也是研究者所不能忽视的。

虽然以上提到的更能体现两者关系的信件尚且缺失，但从鲁迅日记对姚蓬子的这十五处记载中也可浮现出某些事实。姚蓬子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叛变”行为而成为历史中的“多余人”，目前学界对姚蓬子的评价也多以其叛变后，当时文坛内的著名作家如丁玲、鲁迅等人的评价来为其定性，姚蓬子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成就和刊物编辑历史也被一笔带过，成为其政治叛变污点之下难以被发现的小印记。当姚蓬子脱离共产党的宣言公开发表后，正义的左翼作家自然会对其叛变行为严重厌恶和排斥，鲁迅和丁玲当时关于姚蓬子的评语也不失其真实性、客观性，但是从鲁迅日记中人们可以发现，在姚蓬子叛变之前，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鲁迅和姚蓬子还是有密切来往的，这是事实，但也是易被研究者所忽視的事实，因为其关注点仅仅聚焦于姚蓬子叛节后鲁迅对其的评语，放大了姚蓬子自1932年3月31日后再未出现于鲁迅日记中的事实。

其实，《文学月报》从第三期起改由周起应主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姚蓬子的“叛节”，相反，姚蓬子当时正是受潘汉年的委托而去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才消失于公众视线之中。姚蓬子于1933年年底被捕，1934年5月发表脱离共产党的个人宣言。鲁迅日记从1932年3月31日后就没有出现过姚蓬子，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姚蓬子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这才断了与鲁迅的交往，因此不能笼统地将其消失于鲁迅日记的直接原因完全归结于姚蓬子的叛变行为。

从上文对鲁迅日记关于姚蓬子的记载分析中可以发现，姚蓬子当时与鲁迅的关系应该是很亲密的，鲁迅与姚蓬子当时是很熟悉的，当时的姚蓬子也必然受鲁迅的欣赏和信任，否则姚蓬子不会多次在夜间独自拜访鲁迅，鲁迅也不会把李小峰的信书写一份转给姚蓬子。鲁迅日记中虽未提及姚蓬子主编《文学月报》时，鲁迅是否对其提供了建议和指导，但是从鲁迅日记对周起应的记载则可以发现鲁迅对《文学月报》的关注，鲁迅还特意将《文学月报》寄给中国友人和日本友人，《文学月报》仅出版了五本（六期）且经历了两位主编的编辑，鲁迅自然也曾关注过姚蓬子所主编的创刊号和第二号，这也可从《文学月报》的编辑后记中得到印证，鲁迅曾批评过周起应主编的第二本《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认为该期与之前的《文学月报》相比内容并不充实，其中自然包括由姚蓬子主编的前两期《文学月报》。

此外，鲁迅不仅为《文学月报》提供了自己的作品，还对刊物的编辑提出了建议。例如，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期中，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就赞扬该期多登载了新进作家的创作，为新作家提供了发表文章的机会，认为其打破了已印有书的作家独占文坛的局面，同时鲁迅在该文中还批评了《文学月报》前期登载的诗歌《汉奸的供状》。可见，鲁迅不仅为《文学月报》撰稿，还仔细阅读《文学月报》并对其刊载作品内容和刊物的编辑进行点评和提出建议，这也是鲁迅对左联进行直接领导的实际行动。

在鲁迅日记关于冯雪峰的记载中，人们也可看到鲁迅对左联刊物的关注和指导。鲁迅日记中1931年4月20日这一天下午，鲁迅一家三口和冯雪峰一家人去相馆拍照，这其实是为了纪念鲁迅与冯雪峰前一天通宵编印完《前哨》创刊号，这也是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由此也可见证，鲁迅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名副其实的盟主，他不仅关注着左联的刊物，还亲力亲为地编辑、付印，这足见鲁迅与左联的紧密关系。

三、鲁迅与冯雪峰

冯雪峰是左联组织党团领导者，他与鲁迅的密切交往也体现出左联对鲁迅的尊重，展现了鲁迅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地位。据鲁迅日记所载，冯雪峰与鲁迅的交往起于1926年8月，二人关系的密切则开始于1928年底。鲁迅日记中涉及冯雪峰的记载有89次之多，其中1929年和1930年的记载较多，在鲁迅1929年的日记中每个月中冯雪峰都至少有一天（至多有五天）的记载。

从鲁迅日记中这八十多次记载可知，冯雪峰拜访鲁迅大概53次，鲁迅更是多次邀请冯雪峰来家中吃饭：1930年3月15日“因有绍酒越鸡，遂邀广湘、侍桁、雪峰、柔石夜饭”，1930年9月27日“今日为海婴生后一周年，晚治面买肴，邀雪峰、平甫及三弟共饮”，1930年10月6日“是日为旧历中秋，煮一鸭及火腿，治面邀平甫、雪峰及其夫人于夜间同食”，1931年10月15日“夜邀方璧、文英及三弟食蟹”，1932年12月11日“治馔六种邀乐扬、维宁及其夫人夜饭，三弟亦至”，1933年1月25日“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1933年9月22日“是日旧历八月三日，为我五十三岁生日，广平治肴数种，约雪方及其孩子午餐，雪方见赠万年笔一枝”。由此可见，鲁迅主动邀请冯雪峰至家中吃饭大概七次，其中除了平日的请客吃饭和因家中有好吃的食材（如蟹、如好酒）而邀请的三次外，鲁迅更是在一些特殊节日中邀请冯雪峰至家中吃饭，如生日（海婴一周岁、鲁迅五十三岁）、除夕、中秋等中国传统重大节日，这足见冯雪峰与鲁迅关系之亲密。

与此同时，鲁迅还多次与冯雪峰一起出席其他宴会聚餐，鲁迅与冯雪峰也曾一同去戏院观看电影、与冯雪峰等人一起去郑振铎寓所看画，鲁迅一家三口还与冯雪峰一家人合过影：1931年4月20日，鲁迅“下午同广平、海婴、文英及其夫人并孩子往阳春馆照相”，这也可见出鲁迅与冯雪峰关系之紧密。关于这次照相，其具体原因是这一天鲁迅和冯雪峰通宵编印好了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创刊号，在冯雪峰的建议下，两家人才去相馆合影留念，由此也可看出鲁迅对左联刊物的支持和指导，看出鲁迅对左翼文学发展的帮助。鲁迅与冯雪峰也多次通信，当冯雪峰赴江西中央根据地时也依然给鲁迅写信，冯雪峰在左联与鲁迅的关系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看作是鲁迅与左联之间的情感纽带和桥梁，当冯雪峰因政治原因调离后，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也就没有那么紧密了。

冯雪峰1933年年底后便消失于鲁迅日记，在最后一次记载中，鲁迅1933年12月23日收到了冯雪峰赴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途中所写信件。在左联与鲁迅关系的紧密发展中發挥作用的左联领导人除了冯雪峰外，还有一位便是瞿秋白，当冯雪峰因政治任务调离后，瞿秋白就成了鲁迅与左联的情感纽带。但是，当瞿秋白于1934年初也因政治任务调离之后，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便越来疏远，周扬作为左联当时的领导人，并未与鲁迅保持亲密的联系，鲁迅也变成左联“有名无实”的盟主。据相关记载，当时左联的刊物出版后也没有人再去送给鲁迅，左联的一些内部会议（内容、章程等具体情况）也并未通知鲁迅，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之疏远显露无疑。鲁迅在1935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记“得周扬信，即复”，信件的具体内容现无从得知，但从称呼的变化也看见两者关系的疏远。

左联领导人在左联与鲁迅的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二者关系的亲疏直接决定了鲁迅对左联指导的展开和效果，也决定了左联今后发展的走向。正如茅盾曾说的，当冯雪峰未调离时，鲁迅通过冯雪峰对左联进行了紧密的领导，当冯雪峰调离后，作为左联秘书长的胡风经常向鲁迅报告左联情况并请求相关指示，这也延续了鲁迅对左联的领导，但是后来的左联领导人并未与鲁迅建立亲密关系，左联工作情况和刊物出版等都不告知鲁迅，这就在某种意义上中断了鲁迅对左联的直接领导。与此同时，鲁迅对左联的领导也可从其对左联刊物的关注和引导的角度展开，鲁迅对《文学月报》《前哨》等左联机关刊物的精心指导和亲力亲为是鲁迅对左联领导的直接体现，从鲁迅日记对《文学月报》的记载中可清楚地看到鲁迅对左联刊物的重视，这也是鲁迅与左联紧密联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