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佩瑶 | 父亲这一生
往期回顾
作者：杜佩瑶
我的父亲杜葆彝，生于1907年10月12日，小时候在孝义兑镇高小、汾阳河汾中学上学，二十岁河汾中学毕业，毕业后在家管理农事。
1925年，我母亲让拉骆驼相面的相面，相面的说:“你遭的男人是好念书，没功名，士农工商都不行。”我父亲听后，就发奋要学习士、农、工、商以外的做人本事，从此在家发奋学习士、农、工、商以外的法律知识和练武功。早晨练武功，上午、下午在家学习法律。他把民国大理院的判案全部买了回来，在家学习。1933年，他算了一卦，卦象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当时正值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国难当头。但孝义县以高锦春为首的士绅们向老百姓摊派上钱，油漆彩画城隍庙。我父亲认为，现在国人应该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抗击日寇侵略，不应该拿老百姓的钱去油漆彩画城隍庙，美化死人。于是写了一纸状子，呈到阎锡山名下，阎锡山批示让他们立即停止这一行为。这些士绅只得把他们已经刻在城隍庙牌匾上的名字全部刮掉。这一事，让上柱濮村杜葆彝的名字全县闻名，应了卦象所说。
我的老爷爷杜秀成是走榆林的生意人，为人忠厚、老实。他从当相公伙计开始，升成掌柜，后来又领了北姚村雷锡武的本钱成为领本掌柜，最后又成了连东代掌。1900年60岁时告老还家，榆林义胜号每年给他2000大洋养老，直至78岁去世。因此我们家的财产大部分是我老爷爷熬赚下的。
我的爷爷杜唐鉴生于1882年，卒于1920年，是孝义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是由英国人李提摩泰任校长的山西太原西学专斋毕业举人，任过河曲县县佐、宁乡县（中阳县）知事、长芦盐大使等职。我爷爷生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我父亲是长子，我爷爷去世时，我父亲十四岁。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秋天，我父亲在汾阳开了天玉公面铺，冬天日本人打进汾阳城。1938年春天，我父亲不愿在鬼子占领下做生意，从汾阳回到孝义。当时我母亲在智峪里住，已有一个儿子、五个女儿，我哥哥15岁，大姐12岁，二姐九岁，三姐七岁，四姐五岁，五姐刚生下。我父亲是学法律的文化人，深知当亡国奴的耻辱，为了不当亡国奴、抗击侵略者，毅然抛妻撇子，扔下小家，按他的话就是若别人赶走日本鬼子，自己不去，以后胜利了无颜在世上活人。
1938年夏天，父亲在我们村上柱濮参加了曹诚任团长的抗日決死二纵队三团三营，任文书上士。当时決死队三大队（三营）、九中队（九连）在上柱濮村住。营部在东院窑房上的杜秀杰家东窑里住，营长是李国祯，九连部在我母亲的楼院窑房上住，九连长李子玉是孝义西巷瞎树根的儿子。两个月后，八路军六八五团从铺头一带换防到柱濮，团部在下柱濮，营营部住在我母亲窑房上，营长周长胜还和我八姑定亲。我父亲跟上决死队三营营长李国祯离开上柱濮到大窳村一带活动。1939年12月政変后，他们到交城山一带打日本，走上抗日的道路。我父亲在决死队任文书上士时，孝义南营里薛振声是采买上士。解放后，我父亲曾在孝义碰上薛振声，他还记得我父亲是红胡子。薛振声任过北京市人事局局长。
在决死队，我父亲办过几件好事：
有一次，日本人来扫荡，部队匆匆转移。我父亲爱抽烟，没走多远，想起他的一包烟忘带了，就返回驻地取烟，发现油印机没带走。他想到油印机是部队的重要工具，不能丟掉，就把油印机扛上去追赶部队。他刚走到村东，就听到村西头响起枪声，日本人已经从村西进村了。我父亲安全地把油印机交到营部。
又有一次，我父亲和一个排长，带四个战士出去活动，在路上发现前面鬼子来了。在怎样撒离的问题上，我父亲和排长发生分歧:排长要从沟里走，我父亲不同意，要爬山头。我父亲说咱们大部队发现鬼子还是爬山头，现在人少，更应该爬山头。又说，愿意爬山头的跟我走，愿意走沟里的跟排长。其中两个人愿意跟我父亲走，他们爬上山头没多远，就听到沟里有枪声，排长他们遭遇到了日本鬼子。最后我父亲平安地把两个战土带回了部队。
还有一次，营长派我父亲跟另一人去领军饷，领上军饷后，一人一半带在身上。那人见钱眼开，让我父亲和他一起开小差，我父亲不干，最后那人开了小差，我父亲把军饷带回了部队。
我父亲在决死队做了几件好事，领导就找他谈话，让他参加共产党。我父亲说，我这一运犯“截路空亡”，来决死队是躲难来了。说了这话，领导以后再没有和他谈话。后来父亲告我们，他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受约束。
1939年冬天，决死二纵队在介休净化村的一次行动中，我父亲和一部分战友被日本人俘虏。当时是夜晚，我父亲解手，发现日本人来了，回到住处告诉战友们，大家马上转移。我父亲来不及跑就藏到房顶上，把身上的文件、材料都藏在房顶的脊里，到天亮被日本人发现而被俘。
被俘后，晚上日本人让他们睡在冻人房里，不给生火，只给几个草袋子，冷得无法入睡。我父亲提议大家互相摔跤，用这一办法，度过了寒冷的夜晚。
白天，日本人来了，在门外架起两排刺刀，让决死队员出去，有些人不出去，马上就被刺刀捅死了。我父亲心想迟死早死反正是个死，就从鬼子的刺刀下走出去。后来好多人都出来了。日本鬼子枪上亮着刺刀，押上俘虏上路。我父亲心里思谋鬼子肯定要枪毙我们了，一边走一边猜测要去哪里。他估计的地方没有被处决，又到了一个地方还未执行，最后又到了一处，才知道是日本人换防带上他们走。
日本人把俘虏来的难友们，抓到太原附近修铁路。干活休息的时候，日本兵让劳工和他们比赛摔跤，日本兵在地上划一个圆圈，他站在圈里，让劳工们一个一个和他摔跤，如能把他摔出圈外者，奖两盒纸烟。我父亲在家练过铁砂掌，是站好骑马式，两手掌交换往绿豆缸里插掌。一开始，日本兵抱住了我父亲的腰，我父亲处于不利的姿态。他提起两掌，猛一下从日本兵的两臂中间插了下去，往外一分，把日本兵两臂分了开来。然后，站好骑马式，两掌交换往外推，没有几掌就把日本兵推出圈外。我父亲赢了日本兵两盒烟。
每天的饭是日本人吃剩的冷大米，不给菜。当劳工不到半年，我父亲得了夜盲症。1940年春天，难友们和他商量逃跑出去，我父亲晚上看不见路，难友们说我们拉上你走。于是大家利用晚上解手的机会逃跑了出来，重新回到决死队。可是，跑回来的人决死队不重用了，让我父亲去开荒地磨豆腐。我父亲对此想不通，被俘前领导很重用，营长干什么都带上他，书写东西，因营长李国祯是老红军不识字。我父亲想，我家好多地扔下不管来打日本，抗日抗的开了荒地了，还不如回家种自己的地。1942年秋天，他从晋西北决死队逃跑回家。由于汾阳、孝义沟子军还占着，所以我父亲白天在树林里休息，晚上往回跑，饿了吃地里的生玉米，渴了喝河水，走了七八天才从交城山回到孝义。村里有人听说我父亲从决死队回来了，就报告沟子军说“叛军”回来了。沟子军骑兵军一师在孝义驻扎，闻讯把我父亲抓去，师长常春生审问时，才知道原来认识，因常春生在梧桐村我舅父家院里住过。我八姑当时是沟子军县妇联主席，她告了县委书记邸如斗，邸如斗又说上话，我父亲才没事了。
我父亲认为不赶走日本人就不能安生过日子。所以1942年秋天，从决死队回来没几天，他又当了沟子军骑一师师部的文书上士。1943年春天，我四姐得了糠锁死了，夏天我父亲辞职回到上柱濮家中。骑兵军军长沈瑞到我家，看到我父亲整理书籍，就借了他的一套《武经三子传》。日本投降后，骑兵军从孝义回到太原，此书就没有归还。我父亲认为，一军之长，怎能借老百姓的东西不还？就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阎锡山让沈军长“迅速归还所借之书”。当时沈军长在上马街住，让我哥哥去他那里取书，说我父亲把他告下了。
一般人认为，好多人想巴结军长也巴结不上，我父亲却为区区一套书状告人家，不可理喻。但父亲就这样，对不合理合法的事情，就是要去管去碰，从不权衡利害得失。八年学法，使他钻了这一窍。
1943年冬天，阎锡山为了抗击日寇，制定了兵农合一政策，规定农户每三家编为一组，一家出人当兵，两家种地供养当兵这一家的生活，每年五担小麦、十斤棉花。当时我家和李竹明家、李承基家编为一组。我父亲由于已当兵多年，有文化，所以愿意去当兵，实际是两家出钱雇佣他。只是头一年吃了这两家的优待粮，以后再没有吃过他们的粮食。阎锡山征常备兵，我父亲又当了常备兵，在连部任文书上士，在太谷、太原、陕西等地驻扎，至1945年日本人投降。
在这期间，我父亲根据司务长开小差时交给他的连长贪污的一本账，写了一纸公文，告到阎锡山名下，把马上要升营长的连长判了一个“准备自裁”，就是说再犯错误就自己枪毙自己。
从日本人七七事变侵略华北至1945年投降，我父亲毛算八年（1938年夏天至1945年秋天）都在抗日的队伍里从军，尽到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文化人应该做的一切。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父亲不当常备兵了，回到家中，考虑去榆林经手我们家义胜号的生意。可是，内战又开始了，孝义去榆林的交通受阻。拿了二两金子当盘费，花完也没去成，1946年春天回到孝义南关居住。
我的舅父梧桐村张子光是法政大学毕业（山西法政专科毕业后，又上了当时省长赵戴文任馆长的山西省育才馆毕业），1946年后半年，在灵石“沟子军”县政府司法处任司法官，我父亲就又当了灵石司法处的书记官，还是用笔杆子干录供这一类工作。
1947年正月初二，解放军打进灵石县城我父亲，还有我舅父、我大哥都当了俘虏，遣往太岳军区的阳城。
当时解放军把俘虏来的旧政府人员，以一路纵队行进，隔十几个插一个解放军战士，路过清源山开往阳城。我哥哥是教员，所以带到清源山后让他回灵石。在灵石东许村，我哥哥逃跑回家。
我父亲在阳城有一年多，当时解放军让我父亲参军，我父亲说再不想做俘虏了。后来他上火胸脯上生了七个窟窿（脯胸疮），成了部队的负担。所以1948年春天，解放军从晋东南阳城一村倒一村把他送回上柱濮原籍。这一路当时已解放。
上柱濮1947年土改，我们家被定为地主，我父亲定为地主分子。一家人被扫地出门，我父亲送回上柱濮后没有住处，住到楼院西面的西院和奶奶、五姑住在一起。
1948年后半年，梧桐村解放了，我父亲去了梧桐和我母亲一块住。1949年3月，我三姐参加了新政府的县财政科工作。1949年后半年，我三姐又介绍我大姐到柱濮大窊村当教员我父亲也同去大窊，一边养病，一边给孩子们打仿，教珠算等。1949年腊月回到梧桐。
1950年我父亲学了共产党《土地法大纲》文件。土地法中明文规定了地主分子的条件:“当地解放前三年，连续过满三年不劳而获剥削人生活的才能算地主成份。”我们上柱濮是1947年土改的，我父亲在1947年前三年，即1944年、1945年，是常备兵文书上士，1946年是灵石县政府司法处书记员。当常备兵是一般农民都不想干的事情，是两家农民出粮雇我父亲，而且也是抗战，当书记员是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赚钱，连一天不劳而获的生活也未过，且比一般农民受了更多的苦。所以我父亲认为把他定为地主分子是错误的，是违反《土地法大纲》的。
当时上柱濮土改工作队队长是仝云，后来成了我三姐夫的侯正勇是工作队员。2006年腊月我去北京见到侯正勇说起此事，他还很不以为然，他有极左思想。
当时，下边有干部执行极左路线，扩大打击面，所以中央定出《土地法大纲》，就是让基层有法可依。1948，上柱濮也纠正过一次土改的错误，进行了二次土改，给我们家分了新院的两孔窑洞。
我们家发财致富，是我老爷爷杜秀成一生的心血。他一生在榆林做生意，从十多岁当相公伙计，最后升成东家，到六十岁退休，又吃了十八年养老金。他积累下的财富，是正当经商的合法收入。
再说，我父亲从1938年从军到1945日本投降，抗战八年，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因为他有文化，又是专门学法律的，知道做亡国奴的耻辱，他为国家、为民族尽到了自己能尽的责任。在这点上我父亲是问心无愧的。我父亲在世前，经常教导我们孟子所说的人生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三乐的中心是不愧天、不怍人。我父亲是这样做的，教育后代也应该这样做。从前人们说我们家是“书香门第”，是实在话。
1950年我父亲在梧桐养病，夏天到太原治疗他胸上的疮，大小医院都走遍，都说是吃药打针白花钱回家养去吧！我父亲回到梧桐，心想还能等死？就在集市上买了两个葫芦，从根部削平，留出小口，煮到开水锅内，倒出开水后马上合到伤口上，两个葫芦轮流往出拔毒。刚开始是花红脓血，后来拔出黑血，黑血完了是红血，这样把毒气拔出来，从里往外，慢慢长出好肉，最后痊愈，留下七个伤疤。
从太原看完病回来，1951年春天我们搬到孝义西巷一号我大姐家居住，方便父亲养病。记得那时，我四五岁，父亲教我唱的歌是《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枪，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父亲打上拍子，教我唱。现在回想起来，说明我父亲在决死队受共产党教育，从自发的不愿做亡国奴到抗战到底，接受了建立新中国的思想。
养病期间，我父亲开始和北姚村我姨夫雷明烈以及他二儿子雷同天打官司。
1933年，我大姨生病，雷明烈向孝义万聚昌借钱，没借到，就改向我父亲借。我父亲说雷明烈是“两腮无肉，剐骨无情”之人，不愿和他共金钱事。后来雷明烈找我大舅张子光为保人，我大舅说服我父亲“亲戚相保，亲戚相助”，我父亲借给雷家二百银元，借据写的债方保人是张子光，月利二分五，写明归还七钱二的现大洋。1933年至1950年，共十八年，每年利息六十元，十八年共计一千余元。榆林义胜号雷明烈有四厘生意，我父亲则五厘生意，由于他当兵抗日，雷同天在榆林经手生意，把我们家的生意全部坑完。因此，我父亲写状子起诉到孝义司法科。郭巨保是科长，丁云峰是助理员。
第一次开庭丁云峰主审，雷明烈做假账，我父亲胜诉，丁云峰要求雷明烈下次开庭把真账带来。第二次开庭郭巨保亲自审理，说我父亲放高利贷，地主向农民逼债，还有破坏土改等罪名。赵家庄人那春景是法警，那春景每一星期往上送一次要重判我父亲的公文，让上级审批。连续三次，上级都不批准，最后判我父亲劳改八年。先在黑坡沟煤矿劳改，每天温水滚稀饭，担上柿子卖还把秤丢了。后到平遥火柴加工厂服刑，1959年刑满回到柱濮。
我父亲不服，上诉没有结果。但判决书和《土地法大纲》小册子等他一直保存，在上柱濮新院里我家，我还见过。我母亲反对我父亲上诉，说他惹是生非，还偷偷地把用布包的材料全部烧掉。我父亲发现后，大发脾气，把一个瓷碗摔在我母亲面部，流血不止。我记忆里父母亲一直不和，后来在上柱濮分居而住。我父亲一生维护法律的尊严，已经养成一种嫉恶如仇的性格，在上柱濮村也不断向政府反映向题。他说是要做党中央毛主席的耳目。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反映过干部收回老百姓开的小块地，重新分配，占有老百姓开的好地。中央有政策规定小块地谁开谁占有。文件传达到村里，制止了干部这一行为，保护了老百姓利益。
有一次我父亲在南河里小块地栽烟，在孝义检察院工作的小清河村大亮的儿子，从县城骑自行车回家路过，专门下车和我父亲聊天，说我父亲给党中央的信转到检察院后，他们还组织学习过。
后来的《柱濮镇志》上有记录，1963年上柱濮村有十一位贫下中农联名给卫恒省长写信，反映以徐李生为首的上柱濮村干部多吃多占，瞒产私分。卫恒省长责令孝义县委派纪委书记赵修纪组成工作组，到上柱濮专门处理此事。这封联名上告信就是我父亲执笔的。贫下中农为首的是贫协主任李承英。最后签名时我父亲也主动要签，李承英说你不怕报复？我父亲说不怕，他说他们当兵的一上战场就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了，认准要干的事就啥也不怕。
赵修纪处理完这一案件，给全村人都按人口发了麻油、小麦，又按卫恒省长要求上报省委。
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写的材料就不管事了。
后来，我父亲就逃跑出来，讨吃要饭，去过晋南，去过成都。一次在饭馆讨要，有一个人买了包子，吃的时候一会掉下一个，我父亲拾的吃了，一会又掉下一个，我父亲又拾的吃了。后来那人干脆不吃剩下的了，走了。我父亲说好像有神灵在给他往下拨拉。估计是这个人看到七十多岁的老头可怜，故意掉到地上，最后又故意剩下。
我父亲在寺家庄我二姐家住过几天，后来在孝义西巷一号我大姐家角房定居下来，靠儿女们救济维生。我是农村的，没钱，给干点活。
我父亲虽然生在财主家庭，但从青年到老年，受了无数艰苦。他在任何苦难中，都有乐观向上的精神，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努力，这和他在晋西北决死队的艰苦锻炼有关。当时正值抗战的困难时期，决死队不发衣物，尤其是鞋，因队伍经常行军走路，鞋磨得最快。我父亲在决死队学会了自己用麻秆上的麻来捻麻绳，自己缝补鞋。我父亲的鞋是补丁上摞补丁，鞋底上摞鞋底，捡上别人扔掉的鞋底，缝到破了的鞋底上再穿，一双鞋能穿好几年。在上柱濮村住时，我父亲还给村民们钉补鞋，赚点吃的。
三年困难时期，搞食堂化，吃不饱，别人偷集体的粮食，我父亲不会。饿得没办法，下工后身上藏两个玉茭棒子回来，都高兴得很。当时，我父亲在柱濮李国森家磨豆腐房住，他把粮食在豆腐磨上自己人力拉磨成面，也不罗就或煮或蒸了吃。他还捡别人扔掉的胡萝卜屁股，洗干净了和他磨下的粗面一块煮了吃。我三姐在北京把全国粮票、钱寄回来，给我父亲。我大姐在晋西北兴县往回寄油茶、钱等。我哥哥、我二姐也救济。
我父亲在孝义西巷住的那几年，正是平田整地学大寨的时候。柱濮乡有名的工程是孟柱河工程，副书记XX是工程总指挥。他强迫民工不分昼夜干活，不让休息，民工们抬上土筐跌到就睡着了，还派打手拷打民工。他的行为引起了民愤，在工地指挥部窑里，被人从烟囱里吊进窑里炸药炸死了。我五姑从柱濮来西巷看我父亲，说了此事，并说干部们怀疑是如来村一家的儿子炸的，公安局把这一家人都抓到孝义，但母子们拒不承认。我父亲听说后，认为这是XXX“结冤于民，民冤沸腾”的结果，不应该处理如来村这一家儿子，就写了材料寄到党中央，反映此事。后来破案，是河南的一个民工做的案，孟柱河工程不了了之。
我们嫌父亲多管闲事，他说:“救人命，胜造七级浮屠。”因此事，1976年“打三反”运动中，我父亲又被抓了起来，带上纸牌子，站在汽车上全县游街。游街的汽车还专门从我在梧桐住的门前经过。我出去看到父亲，心里难受，看了一眼就转身回家，自己流泪。
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我父亲五年劳改，到阳泉荫营煤矿服刑。我认为这是冤案，在彭真当中央政法委书记后，就写成上诉材料，我哥哥修改后，寄到北京我三姐那儿，我三姐把材料送给彭真。三年多后，我父亲被无罪释放，赔偿了一百八十元钱。
我在梧桐盖了三间瓦房后，父亲和我一块居住，直到1990年正月十六日84岁无疾而终。
我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积财有益子孙，子孙未必能享；积书有益子孙，子孙未必能读；积德有益子孙，子孙オ能享受上。所以 活成人要给社会给人们办好事积德。
我父亲还说过，他让测字先生测字，他写了ー个“九”字。他用毛笔写九字时，在拐弯 的时候，一点一点没有连起来，最后往起挑钩时，很清晰地挑了上去。測字先生说:“你这生好像唐僧取经一样，要受够九九八十一难，方成正果，必然达到目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渐渐转型，走向依法治国。这就是父亲一生追求的梦想吧？我想，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