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反抗思想
【人民研究生】小黎：《史记》的反抗思想
小黎 劝学家园 昨天
《史记》的反抗思想及其成因
人民研究生 小黎
作为中国第一部集大成的通史，《史记》宏大而渊深。它兼用先秦史书体例，博采经传，驰骋古今，外延十分广大；同时在有限外延中追求无限，人物塑造入骨三分，辩事析理深刻含蓄。《史记》的内在意蕴，可从文学角度理解，鲁迅先生称赞此书“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也可以从史书本身的角度理解。史在古代具有独特地位，非文学辞章可比。司马迁作书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发愤抒情。“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太史公自序》），担当经书责任，成家立名，是他的追求。所以从史书本身的角度理解此书内在意蕴与作者发愤之情，或许也有意义。
从史书本身的角度看，《史记》的反抗思想魅力独特。《春秋》隐微，褒贬善恶，为国扶正，固然体现了史家之尊严。其中是非判断依据道德伦理，而不太遵重历史逻辑。《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兴衰之道诚可借鉴，但由此也沦为统治者的顾问工具。《史记》的反抗思想，基于作者个人风骨与客观历史规律，在正史中独具一格。所谓“反抗”，是站在历史大势（实际上是人民选择）与儒道价值的立场上，批判统治权威，在书中表现为：注重民心向背对于政权的根本意义，肯定官逼民反的事实；《陈涉世家》，将一位失败的起义领袖列于王侯将相之林；《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为闾巷义士扬名；敢于讽刺政治权威，《高祖本纪》中的刘邦，庸鄙而多疑。《孝武本纪》则将当朝皇帝塑造为倾心鬼神之事的昏君。
推究此种思想的原因，在于司马迁的个人倾向与历史认知。史家自古与权力集团关系微妙，它们与统治者根本一致，又有着权力不可干预的记史原则。司马迁祖辈为“周室之太史”，深谙史家原则；发愤著书，追求身后闻名（“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自然不会顾忌当世利害；身受大辱，更易同情低微之士。个人倾向固然可以影响历史叙述，此书中的反抗思想更多源自历史认知中的内在逻辑。反抗权威、同情人民，不只是个人道德感情的选择。此书力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庞大叙述中，潜藏着一些必然趋势与客观逻辑，它们向读者昭示：历史属于人民，顺势而为的反抗是合理的。
班彪评论《史记》“是非多谬于圣人”，司马迁也承认书中部分人物“不轨于正义”。熟读儒家经典的司马迁，深谙何为“正义”，然而却“谬于”了。他的是非倾向，包含了对儒家的怀疑。《伯夷列传》中有这样几段议论：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天道报施，值得怀疑。司马迁敬仰孔子，《孔子世家》一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不可谓不真诚，但他也深谙儒家思想的理想性，道德之善本身并不会导致幸运。见惯人事翻覆，这位通史之才，倾向于利用道家规律解释历史。太史原出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汉书艺文志》），谬儒也算是“远绍旧业”了。对于历史上的兴衰成败，司马迁一方面秉持儒家道义，褒贬感叹，情感上有所选择，另一方面，又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
因此太史公的笔下有许多并非偶然的历史悲剧。太史公肆意忘情，将悲剧人物塑造得可歌可泣，同时肯定他们悲剧的后面存在着势力必然。《秦始皇本纪》中子婴的悲剧就是一个例子。太史公哀怜子婴“素车婴组，奉其符玺”，倾佩子婴“车裂赵高”的果决。高明的子婴挽救不了秦朝，“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子婴的悲剧是当时客观大势决定的。项羽是《史记》中最可感人的英雄，《项羽本纪》中“军壁垓下”一段，场景描写何其抒情。太史公在本纪末尾评论项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失去人心，进而失去同盟者的势力支持，无论个人如何英勇，失败都是必然的。
客观的势力博弈，决定着人物命运与历史走向。肯定时势的力量，因此能够关注物质基础。《平准书》《货殖列传》以恢宏的笔触，描述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历史。司马迁认为富贵本于人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统治者应该顺性而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肯定经济发展是国家富强人民亲附的重要因素：“太公望封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巧，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衽而往朝焉。”“然其局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以故能使其众。”而所谓历史势力，需要借助物质基础：“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战国四公子之所以能显名诸侯，因为他们是“王者亲属，借于有土卿相之富厚”，好比“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肯定经济力量变化的合理性。“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既然经济力量可以变化，建立在经济之上的势力，当然也可随时而变了。
深谙势力的理据，因而能够反抗势力。闾巷之人，行为廉正，不能扬名，只是因为一时不得势罢了。司马迁秉持传之后世的话语权力，不拘势力，将低微之人载入史册，何其伟大!明了势力的变化，因而能够肯定势力反变，人民反抗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
以上文句，寄寓了作者的风骨，也深隐着势力消长的客观规律。所谓“势”，是一种潜在力量与变化趋向。孙子云“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人心向背，便是潜藏于历史翻复中的伟力。司马迁这位通史之才，将此种伟力揭示出来了。历史属于人民，这并不是一种感情倾向上的选择，而是在兼采事理、贯通古今的过程中寻找到的规律。
正因为顺应了势力消长的客观趋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才能响彻寰宇，垂传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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