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静如丨文本的遞衍、闡釋與經典化——以辛棄疾《摸魚兒》(更能消)為例

文本的遞衍、闡釋與經典化
——以辛棄疾《摸魚兒》(更能消)為例
潘静如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內容提要: 《摸魚兒》(更能消)是辛詞精品。此詞的波瀾,胎息自晁補之的《摸魚兒》(買陂塘),而其開創的“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一格,則在後世詞人那裡形成了不計其數的互文本。文本的遞衍不息既見證也參與了《摸魚兒》(更能消)的經典化歷程。這一歷程同時還倚賴于對原文本的批評、闡釋。推崇者將此詞尊為“稼軒本色”,有意去矯正對辛詞的定勢性“誤判”,並進而形成獨特的出入於身世、家國的闡釋路徑。與文本遞衍時的擴散性不同,文本闡釋表現為局部分歧外表下的整體“凝結”。分歧保證了闡釋的活力、張力,凝結保證了闡釋的根基,使它看上去顯得極可信賴。這種凝結態勢可能源自相關闡釋有潛在的難以證偽的共同源頭,但更可能暗藏了經典化的一個重要機制:被賦予獨特的意義,是植根於“經典”的一種“召喚”。

關鍵字: 辛棄疾 遞衍 闡釋 經典化 互文性

在宋詞研究領域,辛詞研究一直堪稱顯學。其中,辛詞在古代的接受史,已經有了幾種專門論著[1]。歸納起來,這些論著主要考察歷代詞選、詞評中的接受情況和歷代重要詞家對稼軒詞的批評史[2]。它們勾勒出了從南宋至近代八百年間辛詞接受的廣闊圖景。選本統計和批評史當然是接受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環節,但辛詞的接受還應該包括了辛詞文本本身。雖然相關論著也對後世詞家學習辛詞的情況有所論述,但大多是就人論人,很少以特定的文本為中心,展開歷時性的深入探討。為此,本文以辛棄疾《摸魚兒》(更能消)一詞的文本為中心,通過建立該文本與後世文本之間的關係網,來展示辛詞在宋元明清歷朝的接受、遞衍,並進而以此詞的闡釋史為例來論述作品經典化的一個重要環節。

一、作為源文本的《摸魚兒》:以“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一格為例

辛詞一直是後人學習的對象,不管是風格,還是句法。比如《鷓鴣天》“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一句,被楊慎仿作“漢江遊女愁多路,春在昭陽日影中”[3];《賀新郎》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一句,被姚椿仿作“買得青山仍未穩,被青山笑我耽塵土”[4]。這樣的例子很多。但披覽歷代詞集,《摸魚兒》(更能消)下闋的“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可能是辛詞中被後人效仿最多的一句。因此,考察其源流始末,頗有意義。

《摸魚兒》全詞為: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5]

清末沈澤棠《懺庵詞話》謂:“辛稼軒《摸魚兒》上闋云:‘……’起二句入題飄忽,‘惜春’二句深一層跌出,‘春且住’一頓作開,下三句托筆作合,真一波三折,開後人無限法門。”[6]品題甚精,但真正“開後人無限法門”的,還數下闋“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一格。後世激賞之餘,紛紛效仿。

考之宋詞,第一個效仿這一句格的很可能是非常推崇辛詞的劉克莊。其《摸魚兒》(怪新年)有云:“千載後,君試看、拔山扛鼎俱烏有。”[7]不論在句法,還是在意境上,都與辛棄疾原句相近。其他宋人,如柴望《摸魚兒》:“君莫訴。君試按、秦箏未必如鐘呂。”[8]朱嗣發《摸魚兒》:“君且醉。君不見、長門青草春風淚。”[9]都是例子。金、元時期,也迭有效仿之什。元好問的“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10]、“春已暮,君不見、錦城花重驚風雨”[11]很明顯是脫胎辛詞。此外,如李治“霜魂苦,算猶勝、王薔青塚貞娘墓”[12]、王惲“私自語,君不見、仙家玉井無今古”[13]、張翥“君不見,歌舞地、青蕪滿目成秋苑”[14]諸句,也頗露痕跡,不像是暗合。有明一代,詞學算不得特別繁榮,然而即便如此,仍可考見辛詞在這一時期被接受、效仿的痕跡。譬如,宋玨“君今悟,君不見、一經鹽豉如甘露”[15]、周拱辰“巫莫舞,君試看、蝸牛不穡蟲機索”[16]、余懷“真遲暮,君不見、通天台表江南賦”[17]、沈謙“誰最劣?君不見、景升兒子皆煙滅”[18]、顧貞立“君聽取,君不見、紛紛今古只如此”[19]、史可程“情偏逗,君不見、鮫珠紅印湓城袖”[20]、郭廷序“君知否?君不見、朱顏綠鬢都非舊”[21]、陶奭齡“拼醉舞,君不見、秦關漢塞喧鼙鼓”[22]、朱芾煌“君莫誤,且試望、斜陽芳草天將暮”“還自苦,空嗟悼、唐陵漢寢無千古”[23]等句都是可見的例子。

但最值得矚目的還是明初瞿佑、明末王夫之兩人的反復仿擬、前後輝映。瞿佑寄調《摸魚兒》十闋,詠西湖十景,諸如“君莫問,君不見、繁華易覺光陰迅”“君莫惜,君不見、坡仙樂事俱塵跡”“君莫訴,君不見、酒樽誰酹逋仙墓”[24]等句,都是對“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一格的有意仿擬。王夫之的仿擬明確受到瞿佑的啟發,他在詠“瀟湘小八景”組詞的小序中說:

國初瞿宗吉詠西湖景,效辛稼軒“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體,詞意淒絕。乃宗吉時當西子湖洗會稽之恥,苧蘿人得所托矣。乙未春,余寓形晉寧山中,聊取其體,仍寄調《摸魚兒》,詠瀟湘小八景。[25]

王夫之明確將“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標為一體。不知道所謂體,是就《摸魚兒》(更能消)全詞而言,還是指“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這一句格。結合語境與“瀟湘小八景”組詞來看,王夫之所謂“體”當是指這一獨特的句格、句法。驗之文學史,“君不見”一詞在鮑照《擬行路難》中出現之後,廣泛應用於樂府、歌行等詩體中,唐宋詩歌中非常習見。因此,這一用法滲透到詞中大概是前已有之的事,譬如蘇軾《滿江紅》(東武南城)就有云:“君不見蘭亭修禊事,當時坐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滿山陰,空陳跡。”[26]不過,像“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這樣獨特的句法卻是《摸魚兒》一調中此前沒有出現過的,用語命意上也極為驚豔,後世詞人競相仿擬,故王夫之標為一“體”。

當“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被標為一體時,其影響力之大不言而喻。上舉諸例的句法,雖然都出於辛詞,但頗有區別:像“君今悟,君不見、一經鹽豉如甘露”一類僅僅是取其句法,而“千載後,君試看、拔山扛鼎俱烏有”“還自苦,空嗟悼、唐陵漢寢無千古”一類則另有寓意。可見,同樣受辛詞影響,但情況各有不同,需要作具體分析。鑒於清代詞作繁富,現根據不同情況,粗略地分為以下三組:

甲組的句法、詞語、韻腳等都較為忠實于辛詞原句,只是往往剝離了原有語境的含義,而聚焦於“塵土”意象,指向一切美好或繁華的慘澹結局。辛詞“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原句承上文“娥眉曾有人妒”而來,指向“讒毀”者,意謂當年受寵一世的趙飛燕、楊玉環不也都化作了塵土,“你(們)”有什麼好得意的呢?用意上的差別是比較明顯的。乙組與甲組最大的不同,是擺脫了“塵土”意象的束縛,在詞語、韻腳各隨其變。論其用意,則與甲組極為相近,同樣寫美人、英雄、事業、功名、繁華乃至萬物的凋零、微茫與不可憑恃,統統逃脫不了“萬事前定”或“萬事轉頭空”的命運,彌滿著宿命感和悲劇美學;惟其如此,有的詞人反而收穫了豁達。丙組主要在句法結構上學習辛詞,用詞、用意則變化繁多,無可歸納。但不論是哪種情況,都與辛詞原句“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構成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關係。互文性理論宣示這樣一種觀點:“任何一篇文本的寫成如同一幅語錄彩圖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轉換了別的文本。”[81]這個理論的啟發性毋庸置疑,只是有時候過猶不及,過於強調文本的符號性,將作者、歷史與邏輯貶抑為次要甚至極不重要的東西,反而又有所遮蔽。

後世的諸多文本雖然千差萬別,卻都是以“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為藍本的“遞衍”。這顯示了後世文本與源文本之間的淵源關係。古人所謂“脫胎”“本自”“點化”“偷語”大都屬於此類情形。遞衍的手段或路徑異常豐富,往往綜合運用了複製、補綴、排列、替換、嫁接等文本處理藝術。我們甚至可以借著文本的遞衍痕跡,游溯于作者的靈光一閃之間。這就好像是對“經典”的致敬。對後世作者而言,辛詞是饋贈,也是挑戰,他們被辛詞所長久籠罩著,在有限的空間中騰挪躲閃;這種騰挪躲閃即是創造性之所在,儘管這個案例中的創造性顯得微不足道。可以想像,後世詞作者之于辛詞《摸魚兒》(更能消)不一定都念茲在茲,但確乎存在著不經意間受其影響的可能。這種暗示或誘導,在互文性意義上,非同小可。羅蘭·巴特曾說過:“我們當然不能把互文性僅僅歸結為起源和影響的問題;互文是由這樣一些內容構成的普遍範疇:已無從查考出自何人所言的模式,下意識的引用和未加標注的參考資料。”[82]循此而言,《摸魚兒》(更能消)就仿佛在無形中轉為化了一種“普遍範疇”,在後人那裡流而為“下意識的引用”“未加標注的參考資料”,正如“(君)□□,(君)□□,□□□□□□□”一格已經昭示的那樣。這幾乎構成了對“淵源”關係的一種超越。

二、《摸魚兒》前的另一個經典:從“買陂塘”到《買陂塘》

上文指出了《摸魚兒》“(君)□□,(君)□□,□□□□□□□”一格在後世的遞衍情形。按照前引互文性理論,“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轉換了別的文本”,那麼辛棄疾的《摸魚兒》就不會只是“源文本”或“潛文本”。換言之,《摸魚兒》也是潛在的遞衍者,會有自己的藍本。理論上,我們可以從語源、立意、題材等方面為它找到很多的源文本。現在的問題是:有沒有一個最直接的或影響最大的源文本?驗之文獻,辛棄疾《摸魚兒》一詞確有所本。後世詞人或批評家雖然都對此詞激賞有加,但似乎直到晚清的劉熙載才道破這一點,他在《藝概》中說:“無咎詞堂廡頗大,人知稼軒《摸魚兒》一闋,為後來名家所競仿。其實辛詞所本,即無咎《摸魚兒》‘買陂塘、旋栽楊柳’之波瀾也。”[83]現在,不妨看一下晁補之的原詞:

買陂塘、旋栽楊栁,依俙淮岸江浦。東皋嘉雨新㾗漲,沙觜鷺來鷗聚。堪愛處,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無人獨舞。任翠幄張天,柔茵藉地,酒盡未能去。 青綾被,莫憶金閨故步。儒冠曾把身誤。弓刀千騎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試覷,滿青鏡、星星鬢影今如許。功名浪語。便似得、班超封侯,萬里歸計恐遲暮。[84]

此詞在古代也很有影響。陳廷敬等人《欽定詞譜》云:“《摸魚兒》,一名《摸魚子》,唐教坊曲名。晁補之詞有‘買陂塘、旋栽楊柳’句,更名《買陂塘》,又名《陂塘柳》,或名《邁陂塘》。”[85]據龍榆生考察,晁補之恰是第一個填寫《摸魚兒》詞牌的詞人[86]。《摸魚兒》又名《買陂塘》《邁陂塘》或《陂塘柳》,證明了晁補之此詞的經典性。那麼,《藝概》稱“辛詞所本,即無咎《摸魚兒》‘買陂塘、旋栽楊柳’之波瀾也”該如何理解?劉熙載指的並非僅僅是遣詞上的效仿或立意上的承襲,而是別有所謂,應當作更妥帖、更細緻的解會。其關鍵全在“波瀾”二字。

晁詞題作《東皋寓居》,作于崇寧二年(1103),時晁補之在金鄉家居。陳鵠《耆舊續聞》云:“晁無咎閒居濟州金鄉,葺東皋歸去來園,樓觀堂亭,位置極蕭灑,盡用陶語名目之。自畫為大圖,書記其上,書尤妙。始,無咎請開封解,蔡儋州以魁送,又葉夢得舅也,故比諸人獨獲安便。嘗以長短句曰《摸魚兒》者寄蔡,蔡賞歎,每自歌。”[87]晁補之“嘗以長短句曰《摸魚兒》者寄蔡”,顯示了對自己作品的滿意。晁補之號“歸來子”,出自《歸去來辭》,“東皋寓居”的“東皋”二字則來自《歸去來辭》的“登東皋以舒嘯”。故而,晁補之這時的心情頗為閒適,此詞也正如其東皋歸去來園一樣,“極蕭灑”。詞中雖然有“星星鬢影今如許”這樣的表達,似有哀傷之感,但就全詞來說,正相反,這是為了警醒自己生命有限,不應荒廢在功名利祿上。全詞主要寫無官一身輕的從容與蕭灑,上闋結尾“堪愛處,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無人獨舞。任翠幄張天,柔茵藉地,酒盡未能去”曲盡其中妙處。惟其如此,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才說:“《摸魚兒》一詞,晁無咎所作也;《滿江紅》一詞,呂居仁所作也。余性樂閑退,一丘一壑,蓋將老焉,二詞能具道阿堵中事,每一歌之,未嘗不擊節也。”[88]這樣看來,晁補之此詞為人激賞,主要在其“蕭灑”“閑退”的一面。

現在,進一步就《藝概》“辛詞所本,即無咎《摸魚兒》‘買陂塘、旋栽楊柳’之波瀾也”一句加以解會。辛詞題作“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可知此詞作於淳熙六年(1179)。劉熙載說此詞與晁詞有關係,是基於他的藝術感覺。細加考察,這一說法是有道理的。首先,晁補之是第一個寄調《摸魚兒》的人[89],辛棄疾只比他晚出生九十多年,作詞時間晚六十多年。其次,檢閱《全宋詞》,在晁補之到辛棄疾之間,只有張繼先有一首寄調《摸魚兒》的詞[90]。考察《全宋詞》,正是在辛棄疾之後,《摸魚兒》一調才被大量使用。這很可能意味著《摸魚兒》一調的推廣,辛棄疾比晁補之的作用要大。晁補之《摸魚兒》(買陂塘)的即時影響,並未見於時人記載,言及此詞的胡仔、陳鵠都是晚他好幾輩的人。最後,再從晁、辛兩詞的整體風貌來比較。晁詞上闋寫閒居之樂,極為澹蕩,下闋忽然轉開一筆,先從“金閨故步”引入“儒冠曾把身誤”之說,自悔“荒了邵平瓜圃”,進而寫自己“星星鬢影今如許”,至此意猶未盡,正面將蓄積已久的意蘊通過“功名浪語”一句宣洩出來,最後再結以“便似得、班超封侯,萬里歸計恐遲暮”,既映照“星星鬢影今如許”之語,又為“功名浪語”作了一個長言詠歎的注解。全詞不但主題極寓瀟灑之意,風格亦收放自如。由此可以推知,劉熙載所謂“波瀾”主要是指風格、主題上的繼承;辛詞在瀟灑跌宕中,還筆力、鬱有奇恨,則是辛棄疾個人創造力的體現,非晁詞軌範所能限制。總之,說“辛詞所本,即無咎《摸魚兒》‘買陂塘、旋栽楊柳’之波瀾也”基本可以確認。

剛才已經指出《摸魚兒》一調是在辛棄疾之後才被大量使用的,這很可能意味著辛詞作為範本的作用極大。那麼,晁詞呢?考清人張德瀛《詞徵》云:“晁無咎《摸魚兒》,蘇子瞻《酹江月》,姜堯章《暗香》《疏影》,此數詞後人和韻最夥。”[91]此處“和韻”二字,不知何指;從語境來看,不像是一般性的和作,而是指宋代以來極為流行的步韻之作。但檢閱宋、元、明、清歷朝的詞作,結果是令人失望的;真正次韻晁作的寥寥可數,比如明代茅維有《摸魚兒·閑況和晁無咎韻》[92],完全比不上蘇軾《念奴嬌》、薑夔《暗香》《疏影》被追和的盛況。倒是辛詞,在當時就有趙善括的次韻和作[93]。明清時,像陳鐸[94]、王鴻儒[95]、王夫之[96]、譚獻[97]、王闓運[98]等人也迭有步韻之作。張德瀛的說法,有點想當然了。推尋其所以有此印象,可能與元人唱和集《圭塘欸乃集》相關。

《圭塘欸乃集》收錄了許有壬、許有孚、許禎、馬熙等人的詩詞酬唱作品。許有壬官至集賢大學士、中書左丞,元至正八年致仕,修葺廢園,作為退閑之所。其弟許有孚、其友馬熙、其子許禎遂為文酒之會。《圭塘欸乃集》許有孚的引言說:

至正戊子秋,吾兄中丞公,以賜金得康氏廢園於相城之西。池陻亭圯,垣垝卉木伐,唯雙古檜在庭。徒具畚鍤,從事疏鑿……公杖屨,或氅衣,或宮錦,招佳賓,挈子弟,觴詠其間。香山獨樂,不是過也。公嘗謂:池成,當用晁補之《摸魚子》首句“買陂塘、旋栽楊柳”為樂府。未幾,明初馬先生先摭此以為公壽。公歡然即席和之,命有孚同賦,得二首。池既成,載賡八韻,通為十闋,以成初意,且以為同聲唱和。張本公因題之曰“圭塘欸乃”,是池得佳名矣。然園石亭台,命名紀實,則必待公為記焉。[99]

此集收錄許有壬、許有孚、馬熙《摸魚兒》各十闋,加上許禎兩闋,計三十二闋,都以“買陂塘、旋栽楊柳”開頭。許有壬之所以說“池成,當用晁補之《摸魚子》首句‘買陂塘、旋栽楊柳’為樂府”,大概是因為晁補之此詞寫退閑之樂,與致仕燕居的情境相符。不過,考諸詞內容,並非追和晁詞,只是以“買陂塘、旋栽楊柳”作為發句而已;四人之中,馬熙是首先寄調《摸魚兒》作為許有壬壽詞的,因而此後諸人的三十闋都是步馬熙新韻。雖然許有壬等人之于晁詞並非“和韻”,但致仕燕居、修葺廢園之餘,第一時間想到以晁詞“買陂塘、旋栽楊柳”作為詞作的首句,也足見晁詞的魅力之所在。

晁詞在宋詞中自有地位,但與辛詞相較,仍有差距。據王兆鵬、郁玉英的考察,在宋詞經典名篇前一百名中,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位居第9,而晁補之的《摸魚兒》(買陂塘)只排第95名[100];從名次上看,似乎差距不算特別大,但從指標和影響係數來看,差了好幾個量級。在宋詞領域,辛棄疾名氣遠大于晁補之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還應當歸結到作品本身的魅力和影響。如上所述,晁、辛二詞的藝術特色比較接近。但辛棄疾之才,若有天授,他將自己的風格發揮到了極致。清人江順詒在《詞學集成》中曾引宋征壁的話說:“黃魯直之蒼老,而或傷於頹;王介甫之劖削,而或傷於抝;晁無咎之規檢,而或傷于樸。”[101]宋征壁對晁補之詞的月旦是“規檢”與“樸”。在晁詞中,這首《摸魚兒》(買陂塘)已經頗有跌宕之美,蕭灑中別有奇趣,但在同一“波瀾”的辛詞映襯之下,確實顯得有點“規檢”或“傷于朴”。

由於晁詞的成就,《摸魚兒》又被好奇的詞家稱作《買陂塘》《邁陂塘》,但就晁詞的風格、筆力及影響而言,它的光芒在某種意義上被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所“遮掩”了。“遮掩”絕不是“取代”,然而從此有了高低或顯隱之分。換言之,雖然兩首詞同居於經典的地位,但辛詞反客為主、後來居上,從而造成二者在接受與影響層面的差距:後人一再模仿的藍本也主要是辛詞,而不是晁詞。應該說,文學史上的這種現象並不罕見。

三、《摸魚兒》(更能消)的批評、闡釋與辛詞經典化

《摸魚兒》(更能消)吸收了《摸魚兒》(買陂塘)的“波瀾”,成為後世遞衍文本的藍本。事實上,從選本統計結果看,在21世紀初互聯網興盛以前,《摸魚兒》(更能消)一直是入選率最高的辛詞作品。現據雷雯對宋、明、清三代22種著名選本的統計,製作下表[102]:

在宋、明、清三代的著名選本中,《摸魚兒》(更能消)雄踞榜首,入選率高達19/22。進入20至21世紀,這一情況才有所變化。在王兆鵬、郁玉英綜合了20世紀學界研究、21世紀互聯網資料的統計中,《永遇樂》(千古江山)位於全部宋詞的第6位,而《摸魚兒》(更能消)則位居第9。這與統計權重、統計方式的差異有關。然而,從大的變化趨勢來看,《永遇樂》(千古江山)的入選率超過《摸魚兒》(更能消)似乎是21世紀或20世紀以後的事。就宋、明、清三朝而言,如果只推舉一首辛詞代表作,那麼《摸魚兒》(更能消)的入選率不會低於《永遇樂》(千古江山)。

《摸魚兒》(更能消)是不折不扣的宋詞經典。“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一格,在後世形成了複製、補綴、排列、替換、嫁接等不同形式的文本,體現了《摸魚兒》(更能消)一詞在被接受和經典化歷程中的遞衍性。但文本“遞衍”遠不是經典化的全部效應。在這之外,還有一條伏線,那就是批評、闡釋層面上的不斷“凝結”。雖然總是伴隨著局部的分歧,但總的趨勢是穩定於某個框架之中,直到仿佛這是天然如此的。分歧保證了批評與闡釋的活力、張力,“凝結”則使批評與闡釋不致墮入虛無、氾濫,變得不可信賴。最終受益的是作品本身。去考察或審視這個歷程,頗為耐人尋味。

前文已經提到,《摸魚兒》(更能消)作於淳熙六年己亥(1179),當時辛棄疾奉命從湖北轉運副使改調湖南轉運副使。正是這一時期,辛棄疾的個人詞風得以深化,並且進入以此種風格為核心的風格多樣化時期,也就是劉揚忠先生所拈出的“帶湖十年”[103]。《摸魚兒》(更能消)無疑又是“帶湖十年”時期的傑作,後世評論甚多。評論與原作品文本構成了不折不扣的互文關係[104];這種關係的重要性有時要甚于其他文本與作品文本之間的關係。後人對此詞評說的歧異與嬗變,有跡可循,應首先對宋人評說予以考察。

張侃《拙軒詞話》云:

康伯可《曲遊春》詞頭句云:“臉薄難藏淚,恨春風不與,吹斷行色。”惜別之意已盡。辛幼安《摸魚兒》詞頭句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之意亦盡。二公才調絕人,不被腔律拘縛。至“但掩袖,轉面啼紅,掩袖應得”與“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其惜別、惜春之意愈無窮。[105]

在張侃這裡,《摸魚兒》(更能消)是一首典型的送春之作,在將“惜春之意”似乎說盡以後,又出色地通過“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波瀾再起,從而“其惜別、惜春之意愈無窮”。要注意的是,張侃只是就詞論詞,別無發揮。沈義父《樂府指迷》云:

近世作詞者,不曉音律,乃故為豪放不羈之語,遂借東坡、稼軒諸賢自諉。諸賢之詞,固豪放矣,不豪放處,未嘗不葉律也。如東坡之《哨變》、楊花《水龍吟》,稼軒之《摸魚兒》之類,則知諸賢非不能也。[106]

在沈義父這裡,辛棄疾詞風“固豪放矣,不豪放處,未嘗不葉音律也”,亦即《摸魚兒》(更能消)一詞正是辛棄疾的“不豪放處”,非常“葉律”。沈義府意在指責南宋詞人的“豪放不羈之語”。反過來說,在沈義父生活的年代,辛詞已漸漸成為“豪放不羈”風格的典型,這首《摸魚兒》(更能消)代表了辛詞的另一種風格。

張侃、沈義父兩家均是就詞論詞,只是前者重其作為送春題材的謀篇佈局,後者重其風格、音律。後世批評家大多亦就此立論。如陳廷焯云:“姿態飛動,極沉鬱頓挫之致。起處‘更能消’三字,是從千回萬轉後倒折出來,真是有力如虎。”[107]又云:“‘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多少曲折。驚雷怒濤中,時見和風暖日。所以獨絕千古,不容人學步。”[108]譚獻云:“權奇倜儻,純用太白樂府詩法。”[109]梁啟超云:“迴腸盪氣,至於此極。前無古人,後無來者。”[110]陳洵云:“如此開合,全自龍門得來,為詞家獨辟之境……寓幽咽怨斷於渾灝流轉中,此境亦惟公有之,他人不能為也。”[111]陳匪石云:“此在稼軒亦摧剛為柔,纏綿悱惻,然時複英英露爽,且淒怨處略逾分寸,則稼軒本色,譚氏所謂‘權奇倜儻’,固周、秦所未有也。”[112]這裡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抄錄各家評語,是希望集中展現後世針對此詞的風格批評。陳廷焯、譚獻、梁啟超、陳洵、陳匪石的用語雖有差異,但均推尊此詞的風格,視其為“稼軒本色”。

那麼,此詞的寄託說是如何出現的呢?很可能始於羅大經。羅氏《鶴林玉露》云: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與其“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甯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至德也已。[113]

所謂“壽皇見此詞,頗不悅”,實際上等於間接將“寄託說”引入了此詞。一經開啟,便影響深遠。後世論者,踵事增華,逐漸形成了自足的辛詞闡釋路徑。明代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詞統》評此詞云:“稼軒中年被劾凡十,此章自況。”[114]《摸魚兒》(更能消)變成了辛棄疾的自況詞,充滿了關於時事、身世的隱喻。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譬如許昂霄“結句即義山‘斜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意。斜陽以喻君也”[115]、黃蓼園“辭意似過於激切。第南渡之初,危如累卵。‘斜陽’句,亦危言聳聽之意耳。持重者多危詞,赤心人少甘語,亦可以諒其志哉”[116]、張祥齡“詞主譎諫,與詩同流。稼軒《摸魚兒》……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此固有之”[117]、王闓運“是張俊、秦檜一班人。亡國之音,不為諷刺”[118]、梁啟勳“時金世宗正大舉南征,稼軒屢有建議而不行。君臣泄遝,得過且過。已知朝廷無意雪恥,故一種憤慨之氣溢於言表”[119]、俞陛云“幼安自負天下才,今薄宦流轉,乃借晚春以寄慨”[120],均是對寄託說的發揮。許昂霄、張祥齡、俞陛云等人點到即止,黃蓼園、王闓運、梁啟勳等且征及具體時事、身世。實際上,他們所說的時事、身世之間互有出入,不盡相同。這暗示了寄託說的危機。

寄託的本事與本志也許很難證偽,可是一旦它們不安本分,越了界,對寄託的解說過於具體,在實證上表現出極強的侵略性,就會受到致命的質疑。前文提到明人《古今詞統》謂“稼軒中年被劾凡十,此章自況”。這一說法,實有所本。南宋謝枋得注解《唐詩選》,在李涉的《春晚游鶴林寺》一詩下評說云:“此詩有愛惜人才之意……辛稼軒中年被劾凡一十六章,不堪讒譣,遂賦《摸魚兒》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常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正得此詩遺義。”[121]在批評、闡釋者的筆下,無意間,李涉的《春晚游鶴林寺》與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構成了新型的互文關係。這正符合裡法特爾對“互文”的定義,互文是“讀者對一部作品與其他作品之間的關係的領會,無論其他作品是先於還是後於該作品存在”[122]。也就是說,互文關係的存在,不僅取決於文本發出的信號,還“同等程度地取決於讀者的記憶和素養”[123]。可惜的是,作為讀者,謝枋得忽略了一些事實。鄧廣銘在箋注辛詞時就注意到了謝枋得《唐詩選》的這一細節,並加按語反駁道:“謝說非也。稼軒於淳熙己亥之前,宦於各地,雖大都未能久于其任,而其遷轉更調則非遭人彈劾所致。迨淳熙八年之後方屢為言路所論列。此詞題中既已明著作年,知與被劾事毫無干涉。”[124]鄧廣銘利用了此詞的標題或小序——“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標題或小序都屬於“副文本”(paratext),帶有導向作用,因此,鄧廣銘的駁議顯得理直氣壯,從而對闡發與評論作了限制。雖然如此,它仍然提醒我們,文本的闡釋並不總是穩定、客觀的,它往往“同等程度地取決於讀者的記憶和素養”;假如沒有切實的證偽(事實上大多數情況是如此),那麼這種互文關係便將伴隨作品的全部經典化歷程。後世持寄託說的人當然並非沒有意識到文本闡釋的危險。因此,劉永濟評此詞時又補充道:“然則此處之意,實可作雙關身、世觀,但只可以抽象聯繫,而不當作機械比附。”[125]經過這種修正,寄託說不但未被消除,恰恰得到了維持與保護,得以同風格一道成為此詞經典化過程的關鍵。

檢視起來,作為一種闡釋路徑,寄託說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羅大經的“發明”。比他早的張侃、沈義父從沒提到這首詞有什麼寄託,只是純粹論述了這首詞的題材、寫法與風格。仔細回味寄託說的發明也極有趣。在《鶴林玉露》中,羅大經只是拋下一句“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至德也已”。這個“聞”字下得很有分寸,也很藝術。“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終不加罪”這三個環節當然可能都是真實發生的,但“愚聞”二字表明,羅大經並不對它的真實性負有責任。這句話在文學史上造成的結果是,《摸魚兒》(更能消)從此有了自己的闡釋路徑,在其經典化歷程中,寄託說與之相始終。就像前文已經分析到的,愈到近代,這種闡釋就愈加詳盡,而且緊緊依附在此詞的風格之上,仿佛每一意象、每一轉折都能找到相應的本事或因之而起的情感及思想變化。儘管這一過程中,寄託說並非沒有危機,譬如不同的闡釋者給出的“寄託”或本事會大相徑庭——這是一種容易見到的破綻或“隱患”;再譬如,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就有力批駁了謝枋得“辛稼軒中年被劾凡一十六章,不堪讒譣,遂賦《摸魚兒》”之說。但這種破綻、“隱患”或批駁總是輕而易舉地被放過去,大部分時候顯得相安無事。劉永濟先生《唐五代兩宋詞簡析》的那個穩健而豁達的說法看似讓步,實則是以退為進,從根底上肯定、鞏固了寄託說。就是說,後世的闡釋仍然處於一種不斷“凝結”而非崩離的態勢,儘管局部分歧是存在的。這也許並不難理解,畢竟這些闡釋很可能有著共同的源頭:“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幾乎可以這樣說,這個源頭被預設為是認識《摸魚兒》(更能消)的開端。作為“經典”,它必須或最好被賦予意義。在這個意義上,《摸魚兒》的經典化是從這裡開始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摸魚兒》(更能消)闡釋上的寄託說是一個錯誤或一種虛構;這既無法確證,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早已與《摸魚兒》(更能消)的源文本構成互文性關係,是作品經典化的一環,而且是極重要的一環。

結 

正像前些年西方學界《雪萊在他人之間》一書所揭示的:理解雪萊詩歌的關鍵在於理解雪萊與西方文學史的互文性對話(intertextualconversation);這種對話在某些細節上其實早就被“討論”上千遍了,廣泛存在于其他詩人或作家的偶然閱讀之中,——這些詩人或作家既被雪萊所徵引,也被雪萊的評論者們所徵引[126]。每一個詩人總是置身于巨大的鏈條和網路上,他們在這裡標識自己,對話“他人”。生活在12世紀的辛棄疾,同樣是中國文學史的一個節點,也是整個中國詞史的關鍵節點之一。辛詞的經典化歷程是漫長而又交錯的,《摸魚兒》(更能消)文本的誕生、遞衍與闡釋提供了一個具體而微的精彩個案。《摸魚兒》(更能消)一詞脫胎于晁補之的《摸魚兒》(買陂塘),但它被辛棄疾運用無與倫比的天才提升到了另一個層次,成為無數後人選評與效仿的“經典”。在全部辛詞中,《摸魚兒》(更能消)處於這樣一個位置:它誕生於“帶湖十年”,這十年正是辛棄疾個人風格的確立期。這樣,《摸魚兒》(更能消)的意義得以進一步凸顯。隨著辛詞在南宋以後的廣為傳播,其豪放的一面深受推重,但流弊是逐漸淪為“叫囂”一派。《摸魚兒》(更能消)的存在及其“摧剛為柔”的風格,恰好為辛詞推崇者和辛詞評論家們提供了一個“以正視聽”的機會。追溯此詞的闡釋史,張侃《拙軒詞話》、沈義父《樂府指迷》還都只說是惜春送春之詞,一直到羅大經《鶴林玉露》才引入寄託說,最終,原詞因其比興特質具有極大的可闡釋性,在評論家筆下得以與辛棄疾的家國、身世、人格相統一。與後世遞衍文本呈現出的無限性不同,闡釋層面的寄託說雖然經歷過局部的調整或反思,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卻反而愈加穩定、牢靠、凝結,近乎不言而喻。這可能是因為被賦予獨特的意義,是植根於“經典”靈魂深處的一種“召喚”。這些既是辛詞經典化過程的一個體現,也是後世推崇者的有意選擇。在某種意義上,辛詞如何“經典化”以及呈現為怎樣的面貌是辛棄疾與後世共謀的結果:辛棄疾完成了與中國文學史的互文性對話。


[1]除了半個世紀以來的辛詞專著時常涉及這一問題外,專門致力於辛詞接受史研究的重要論著有程繼紅:《辛詞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李春英《宋元時期稼軒詞接受研究》,山東大學2007年博士論文;余業成《明代稼軒詞的接受》,南昌大學2010年碩士論文;雷雯《稼軒詞歷代傳播與接受專題研究》,蘇州大學2015年碩士論文。特別是程繼紅的《辛詞接受史研究》,考察的跨度很廣,涵蓋了從南宋到近現代的八百年間的接受情況,既是奠基之作,也是典範之作。不論是在方法上,還是在內容上,後來的辛詞接受研究都深受程著的影響。

[2]以整個宋詞為研究物件的專著同樣實踐了統計學理念,在辛詞的統計和接受研究上也具有重大創獲,比如:王兆鵬、郁玉英、郭紅欣合著《宋詞排行榜》,中華書局2012年版;劉尊明、王兆鵬合著《唐宋詞的定量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郁玉英《宋詞經典的生成及嬗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

[3]楊慎《鷓鴣天》,王文才輯校《楊慎詞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頁。

[4]姚椿《金縷曲》,嚴迪昌編《近代詞鈔》,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頁。

[5]辛棄疾著,鄧廣銘箋《稼軒詞編年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頁。

[6]沈澤裳著,劉慶雲整理《懺庵詞話》,《中國韻文學刊》1995年1期。

[7]劉克莊著,歐陽代發、王兆鵬輯評《劉克莊詞新釋輯評》,中國書店2001年版,第357頁。

[8]唐圭璋編《全宋詞》,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833頁。

[9]唐圭璋編《全宋詞》,第4179頁。

[10]元好問《摸魚兒》(恨人間),《元好問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87頁。

[11]元好問《摸魚兒》(問樓桑),《元好問全集》,第989頁。

[12]唐圭璋編《全金元詞》,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604頁。

[13]唐圭璋編《全金元詞》,第668頁。

[14]唐圭璋編《全金元詞》,第1000頁。

[15]饒宗頤、張璋編《全明詞》,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396頁。

[16]饒宗頤、張璋編《全明詞》,第1494頁。

[17]饒宗頤、張璋編《全明詞》,第2422頁。

[18]饒宗頤、張璋編《全明詞》,第2658頁。

[19]饒宗頤、張璋編《全明詞》,第2834頁。

[20]饒宗頤、張璋編《全明詞》,第3036頁。

[21]周明初、葉曄編《全明詞補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頁。

[22]周明初、葉曄編《全明詞補編》,第689頁。

[23]周明初、葉曄編《全明詞補編》,第823頁。

[24]饒宗頤、張璋編《全明詞》,第184-187頁。

[25]王夫之著,彭靖編《王船山詞編年箋注》,嶽麓書社2004年版,第325頁。

[26]蘇軾著,鄒同慶、王宗堂注《蘇軾詞編年校注》,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68頁。

[27]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228頁。

[28]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1484頁。

[29]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5503頁。

[30]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9398頁。

[31]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9734頁。

[32]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4262頁。

[33]張宏生編《全清詞(順康卷補編)》,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頁。

[34]張宏生編《全清詞(順康卷補編)》,第1042頁。

[35]張宏生編《全清詞(順康卷補編)》,第2360頁。

[36]林葆恒編《詞綜補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6頁。

[37]嚴迪昌編《近代詞鈔》,第41頁。

[38]嚴迪昌編《近代詞鈔》,第821頁。

[39]嚴迪昌編《近代詞鈔》,第1364頁。

[40]葉恭綽編《全清詞鈔》,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343頁。

[41]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909頁。

[42]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1946頁。

[43]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1966頁。

[44]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3369-3370頁。

[45]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6015頁。

[46]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6145頁。

[47]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6523頁。

[48]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6789頁。

[49]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9628頁。

[50]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10357頁。

[51]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10494頁。

[52]葉恭綽編《全清詞鈔》,第724頁。

[53]林葆恒編《詞綜補遺》,第2248頁。

[54]林葆恒編《詞綜補遺》,第2373頁。

[55]林葆恒編《詞綜補遺》,第2515頁。

[56]嚴迪昌編《近代詞鈔》,第737頁。

[57]嚴迪昌編《近代詞鈔》,第1574頁。

[58]王國維著,陳永正箋注《王國維詩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07頁。

[59]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207頁。

[60]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847頁。

[61]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2083頁。

[62]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2325頁。

[63]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2623頁。

[64]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3671頁。

[65]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4694頁。

[66]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5670頁。

[67]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6523-6524頁。

[68]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7813頁。

[69]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7922頁。

[70]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8797頁。

[71]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9246頁。

[72]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10358頁。

[73]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11607頁。

[74]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補編)》,第2413頁。

[75]丁紹儀輯《清詞綜補》,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5頁。

[76]葉恭綽編《全清詞鈔》,第751頁。

[77]葉恭綽編《全清詞鈔》,第805頁。

[78]龔自珍《龔自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561頁。

[79]嚴迪昌編《近代詞鈔》,第1415頁。

[80]李慈銘《越縵堂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87頁。

[81]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頁。關於“互文性”理論的發展,還可參見:秦海鷹《互文性理論的緣起和流變》,《外國文學評論》2004年3期; Graham Allen, Intertextuality. Routledge, 2011.

[82]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頁。

[83]劉熙載著,袁津琥校注《藝概注稿》,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05頁。

[84]晁補之著,喬力校注《晁補之詞編年箋注》,齊魯書社1992年版,第112頁。

[85]陳廷敬、王奕清等《欽定詞譜》卷三十六,學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7頁。

[86]龍榆生《詞學十講》,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頁。按,歐陽修集中也有一首《摸魚兒》,但韻腳位置、字數多少,都與晁、辛兩家詞的體式有別。

[87]陳鵠《耆舊續聞》卷三,鄧子勉編《宋金元詞話全編》,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3頁。

[88]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一,鄧子勉編《宋金元詞話全編》,第686頁。

[89]有關晁補之第一個寄調《摸魚兒》的一點問題,參見前文注釋。

[90]張繼先《摸魚兒》(甚山靈),唐圭璋編《全宋詞》,第983頁。值得注意的是,張繼先此詞中有云:“君莫取。這身世、山林朝市隨緣遇。”似乎也可能對辛棄疾“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句產生過影響。

[91]張德瀛《詞徵》卷一,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五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082頁。

[92]茅維《摸魚兒·閑況和晁無咎韻》,饒宗頤、張璋編《全明詞》,第1295頁。

[93]趙善括《摸魚兒》(喜連宵),唐圭璋編《全宋詞》,第2558頁。

[94]陳鐸《摸魚兒》(誰叫落),饒宗頤、張璋編《全明詞》,第455頁。

[95]王鴻儒《摸魚兒·閒適春景和辛幼安》,周明初、葉曄編《全明詞補編》,第140頁。

[96]王夫之《摸魚兒》(總由他)、《摸魚兒》(向西園),王夫之著,彭靖編《王船山詞編年箋注》,第309頁、310頁。

[97]譚獻《摸魚兒·用稼軒韻自題<複唐填詞圖>》,嚴迪昌編《近代詞鈔》,第1441頁。

[98]王闓運《摸魚兒·洞庭舟望用稼軒韻》,嚴迪昌編《近代詞鈔》,第1463頁。

[99]許有孚《圭塘欸乃引》,《圭塘欸乃集》卷首,清《藝海珠塵》叢書本。

[100]王兆鵬、程郁英《宋詞經典名篇的定量考察》,《文學評論》2008年6期。又見程郁英《宋詞經典的生成及嬗變》,第56頁。

[101]江順詒《詞學集成》卷五,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四冊,第3272頁。

[102]參見雷雯《稼軒詞歷代傳播與接受專題研究》,第182頁。

[103]劉揚忠《辛棄疾詞心探微》,齊魯書社1990年版,第173頁。

[104]“評論”關係被熱奈特定義為“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即聯結一個文本與該文本所談及的另一個文本。參見李玉平《互文性:文學理論研究的新視野》,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42頁。

[105]張侃《拙軒詞話》,鄧子勉編《宋金元詞話全編》,第559頁。

[106]沈義父《樂府指迷》,鄧子勉編《宋金元詞話全編》,第1440頁。

[107]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23頁。

[108]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六,第157頁。

[109]譚獻《譚評詞辨》,葛渭君《詞話叢編補編》第二冊,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204頁。

[110]梁啟超《飲冰室評詞》,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4309頁。

[111]陳洵《海綃說詞》,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4876-4877頁。

[112]陳匪石《宋詞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5-96頁。

[113]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鄧子勉編《宋金元詞話全編》,第1374頁。

[114]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詞統》卷十五,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73頁。

[115]許昂霄《詞綜偶評》,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556頁。

[116]黃蓼園《蓼園詞評》,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3091頁。

[117]張祥齡《詞論》,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4213頁。

[118]王闓運《湘綺樓評詞》,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4295頁。

[119]梁啟勳《詞學》,中國書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6頁。

[120]俞陛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頁。

[121]辛棄疾著,鄧廣銘箋《稼軒詞編年箋注》,第70頁。

[122]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第17頁。

[123]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第86頁。

[124]辛棄疾諸,鄧廣銘箋《稼軒詞編年箋注》,第70頁。

[125]劉永濟《唐五代兩宋詞簡析》,第80頁。

[126]Stuart Peterfreund, Shelley Among Others: The Play of Intertext and the Idea of Languag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ⅸ.

注:本文发表于《词学》第44辑,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潘静如老师授权发布。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