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官司化解纠纷 来看律师调解员有啥窍门
“既有法律约束力，又经济便捷，还能不伤和气……”杭州人吴勇（化名）前段时间到江干法院起诉一起借贷纠纷，他的代理律师给双方出了个主意——请第三方律师调解。浙杭所律师调解工作室的律师调解员吴小燕接受委托后，耐心细致地对本息余额、还款计划、免息条件等案件纠纷焦点进行调解。让吴勇没想到的是，仅一小时双方就达成一致并签署了和解协议。这也是杭州在“大调解”背景下成功结案的首例由当事人直接委托并付费的市场化律师调解案件。
律师调解是律师或律师调解工作室、律师调解中心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主持矛盾调解，协助纠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来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2017年10月，司法部、最高法院在浙江等11个省市推行律师调解试点工作，成为完善我国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一项创新举措。
律师当调解员，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主要调解什么案件？
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下面小编就为大家揭秘
探索
矛盾纠纷诉前化解
近年来，法官每年手里案件的总数不断攀升。以杭州各级法院为例，2018年共收到案件33万起，较前5年增加了12万件。以一家法院年平均处理案件1万起计算，如果要有效处理好这些案件，起码还得再增加12家法院。
为什么这么多的案件会到法院来？社会治理的法律服务，政府的综治组织、人民调解是化解纠纷的基础力量，行业协会、律师等调解组织是专业化解纠纷的主体，司法则是‘最后一道防线’，但目前仍存在‘两头大、中间小’的‘沙漏’现象，这就加剧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民商事活动增多，诸如金融借款、融资租赁、追偿权、知识产权、名誉权纠纷以及涉网纠纷、涉外纠纷等，专业性较强，案情较复杂，需要更多律师等专业人员发挥作用。
据了解，杭州现有律师9000余名，想把更多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律师自然成了能高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最大资源。近年来，杭州正大力推动律师以及行业协会的专业调解。
今年5月的一天，杭州市民雷先生开车时和骑电动车逆向行驶的王先生相撞。交警现场出具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王先生逆向行驶负事故主要责任，雷先生行车未注意观察负事故次要责任。但当雷先生花了4800多元费用修完车后，王先生却认为价格太高坚持不肯赔钱。
杭州下城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工作人员收到雷先生的起诉材料后，将案件委托给了代理过不少类似案件的律师柯菲进行调解。
坐在律师调解工作室里，双方还在争吵。眼看两人还想闹上法庭，柯菲马上劝住了王先生，“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这起事故你是主因，由你承担70%的维修费并不过分，你就算僵持着上了法庭，结果还是一样。”
察觉到王先生开始动摇，柯菲继续做起了雷先生的思想工作。一来一回间，两人都有了让步。最终，雷先生和王先生对赔偿金额达成一致，签署了和解协议，王先生当场付清了赔偿款，案件顺利了结。
先行
机制保障提升效率
如今，走进各地的诉讼服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可以看到不少律师调解工作室已经入驻。律师调解员们充分运用专业的法律知识以及参与司法审判的经验，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诉讼辅导等，把大量案件化解在诉前，有效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完善。
在浙江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之初，率先行动的杭州中院和杭州市律师调解协会，就统一了制度和规则先行的意见。
形成相关制度之前，杭州市律师调解协会会长沈田丰多次和法官、专家讨论律师调解应该在哪些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最后归纳为3种：
一是起诉后未正式立案前法院委派的引调案件；
二是正式立案后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委托的诉中案件（包括一审、二审）；
三是未起诉到法院，当事人直接向律师调解工作室或是律师申请调解的案件。
据了解，早在2011年，杭州就建立了律师调解矛盾纠纷平台；2016年8月，杭州市律协成立杭州律谐调解中心；2017年5月，杭州律谐调解中心第一个驻法院工作室在滨江法院成立；2017年6月，杭州中院与杭州市律协签订《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会议纪要》，明确杭州律谐调解中心为杭州中院的特邀调解组织，争取了专项经费，西湖、余杭、滨江等区先后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
一系列会议纪要的出台、财政专项资金的保障、律师调解平台的建立，让律师调解机制得以流畅运行。
每周，杭州市律协都会指派5至6名律师到杭州中院集中阅卷，法院则把初步评估可以调解的案件分类出来交给律师调解员。
律师钱淼在今年7月的一次阅卷时，看到了这样一起案件：2016年8月，浙江某服饰公司将在杭州大厦的店铺施工包给了上海某建筑装饰公司，谈好了合同价款以及工期等。但之后，双方就装饰质量和支付工程款等问题产生了纠纷。上海公司以浙江公司拖欠工程款为由诉至江干法院。
等钱淼接手时，他还发现，这两家公司不仅有在审判中的案件，还有执行案件，同时在外省法院也有案件。
“像这样一个案件背后牵扯了4个案件的，诉讼起来特别耗时耗力。”钱淼建议双方一次调解所有纠纷。在多次电话沟通和现场协商后，和解方案反复修改，双方的分歧也越来越小。8月15日，双方签字并当场履行了和解协议。
展望
转变身份走向市场
律师调解开展后，律师调解有没有法律效力？调解后当事人毁约怎么办？
“这要从市场化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指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律师调解只靠公益形式开展，必然无法持续。”
市场的问题要靠市场解决。为保证和解协议的有效性，法院往往会对和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同时当事人还可以就和解协议申请公证或者仲裁，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愿意并放心选择律师调解的途径来解决矛盾纠纷。
有了市场需求，如何激发更多律师的调解积极性成为另一个问题。在杭州，目前已有722名律师调解员，基本是从业3年以上的律师，还有不少从业20多年以上的资深律师。
杭州中院对此采取的办法是，基层法院分别结对15家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每年加强律师调解员的专业培训，对律师调解案件实行积分制，评选出金牌调解员并在法院官网上进行公示，提高律师调解员的知名度和信誉度，提升他们的社会形象和影响力。这些措施也吸引了一大批律师投身到调解员的行列。
从法庭抗辩到诉前调解，角色身份的转变，使律师更懂得如何平衡各方得失，以寻求利益最大化，也便于律师们更快速地积累和提升专业知识与从业经验。
深化律师调解全覆盖，是今年法治浙江建设的要点。杭州计划培养一批优秀的律师调解员，参与涉外案件调解，提升域外调解经验，并对金融、知识产权、劳动关系、物业、交通等情况复杂、专业性强的案件进行重点调解。许多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除接受法院委托调解外，也逐步开始接受当事人的直接调解申请。浙江不断推进的律师调解工作，正朝着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