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 工 琐 记

打 工 琐 记

杨必正

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是一新的历史时期，又出现了许多新名词。“打工仔”“打工妹”便是其中之一。当年从广东开始的千万“打工簇”，由一部“外来妹”的电视剧更是把打工族推向了全国。其中江西甜妹铅山籍歌手杨莹蓉一首“我不想说”更是风靡一时。其实外出务工现象早就有了，只不过没有这个专用名词。我从很小开始就有多次打工的经历，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

一、   写“号簿”的经历

“号簿”是什么？这是当年旅店用于登记旅客基本情况的登记簿称作“号簿”。我就曾经为一家私营旅店做了个登记换送“号簿”的“打工仔”，那年我才13岁。

那是“文革”以前，我还在读小学，大约是五、六年级。邻居看到我家生活困难，介绍我家找到了一份为旅店登记：旅客姓名、年龄、习惯、从那里来到那里去等内容的工作。然后送交公安派出所，并换回头一天的登记簿，每月工资6元钱。由于父亲要经常外出拉货，回家时又累又晚，母亲又不识字，所以这项工作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也就成了可能是最小的“打工仔”。

这家小旅店在古镇的一堡街头，离我家住的二堡街还有二里路左右。旅店老板是一位老太太，孤身一人，信佛教、吃长斋。80多岁了仍然身体硬朗，一头白发，待人和气。这是一家接待水运放排工的小旅店。

每天傍晚六时左右到旅店登记旅客。古镇的街道石板铺成，深深的车辙坑坑洼洼，加之又没有路灯，晚上行走很是困难。登记后还要走二里多路到河口派出所更换号上一日的号簿带回来。八点钟左右才能回到家做作业。

一年的清明节前的一天，是个下大雨的夜晚。我登好号簿在送往派出所的路上《金堂沿》。有一家人打开门前阴沟盖板排水。我走到这里没有分清是路面还是排水沟，一脚下去跌了个仰面朝天，全身湿透了不要紧，要命的是把左脚跌伤了。后来硬是抗了几个月才逐渐好转，但落下了至今阴雨天脚仍然酸痛的毛病。出了这次事情以后，我也学会了偷懒。有时天气不好下雨时，我就把登记好的号簿不送到派出所去而是放在家里。反正派出所也不天天查阅，下雨天更不会去检查，旅店老太太又不识字。这样偷懒的事情要瞒着父母，让他们知道是要挨打的。

不要小看六元钱的收入，在当年可是一个月的伙食费。这样自食其力，小小打工仔的经历只有三年多，直到老太太去世，放在当地著名的峰顶禅寺坐铁椅火化，旅店关门才结束我的第一次打工经历。

二、“杀掉几个”算了

俗话说“三、六、九”往外走，是春节后民工外出务工的高峰时期。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我也和千千万万的打工族一样，正月初九便踏上了去上海的列车，去寻找自己的一片“露水”。地铁车站人流如潮闹哄哄的一片。但几趟地铁列车过后，若大的地铁站就静下来了。现代化的立体交通真是神奇。

不一会就来到了上海郊区奉贤区的一家饲料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鸡鸭饲料和对虾饲料。工厂规模很大，有全套饲料生产设备、大型立筒与平面仓库，办公大楼等等。予计每年的折旧费也不止30万元。但是福建的林老板以每年30万元的租金即向当地国有粮食部门承包下来了。

正月十六日，工厂正式开工。由于生产的自动化程度高。三班倒满负荷生产也只要40多名工人。今年新招的工人是四川遂宁的。老板说四川人更听话，去年的安徽佬一个也不留。

我分在办公室协助老板做管理上的事情。上班分配的第一件事是清理整顿工人住宿区和筹备开办集体食堂。

生产工人住宿条件很差，在一些长期不用的单人宿舍、洗澡房、守门房、杂物间里。床铺工人自己解决。有的人检到木板什么就自己搭一个床铺，没有的人就睡地铺。中间用布或塑料皮一隔就是夫妻房。工人吃饭自备炊具自己做，许多工人偷着用电做饭。生活区混乱肮脏。而且占用生产用电量大。上海实行的是电费分时段计费标准。做饭时间正是电费标准最高时段。工人纷纷向我反映老板不关心工人生活，只求自己赚钱。老板的亲属依丈关系对工人十分凶恶的种种不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也是打工仔。

在筹办食堂时，几次和林老板到商店采购炊具。走了几家商店对比后，在一家叫“天天炊具商城”的商店谈妥购置不锈钢蒸饭器等一批炊具。林老板首先挑选物品的品种规格，就每件物品价格讨价还价。我在一旁做着记录。然后汇总价钱。林老板又提出要打折扣，商店老板不允。一来一往的几个来回争执后，商店老板妥协了。林老板要按八零折价，商店老板说最多只能九零折，说，再折扣就要亐本了。林老板以不买退货相要挟，逼的商店老板最后以八六折成交，同时要求送货上门。一番讨价还价为林老板节省了3000多元的开支。商店老板连连摇头，我也暗暗自佛不如林老板的“精灵”。

食堂要开张了，林老板分配我管食堂和他的一个亲戚负责蔬菜采购。大宗的食品例如大米、食盐、酱油、搾菜等等都由林老板几吨几麻袋几罐地购买，连紫菜也买了二麻袋，林老板说多买可按批发价更便宜节省。

就是因为没有批发价的意识，我被林老板狠狠骂了一次，差一点被“杀掉”。食堂开办后要做蛋汤每天都要十多个鸡蛋。我只知道30个或50个地买。林老板知道了说我不会管理。说“杀掉几个去”是林老板带福建腔的口头禅，意思是开除几个工人。我第一听到说“杀掉几个”的话是在开工不久。

正月间上海的阴雨天气多，气温还是较低的。四川民工的家属白天偷偷在男洗澡间（没有女洗澡间）用热水洗衣服。管理人员制止了几次不见效。终于让林老板知道了，他在办公室大发脾气，一声声的“杀掉几个”的话去让我听的不知云，事后问上海本地的“打工妹”小陈告诉我就是开除几个工人。是啊，开除工人很容易，要再招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也易如反掌，这几天里就有多批民工上门求事做。

后来我就看到老板“杀”掉几个工人。那是二个月后，厂里要发印有统一厂标的工作服，言明厂方和工人各承担一半价格。工作服发下后，工人也被扣除了90元钱。有的工人家属看到工作服的布质认为不值近200元一套。有两名民工要找老板论理，在办公室门前和老板的几个亲戚发生争执进而斗殴。毕竟工人更胆小而老板的亲戚则是放开手脚打的，几名民工被打的头破血流。事后被“杀掉”的工人到当地劳动部门投诉，也派了工作人员到企业调查，林老板在区里最好的酒楼请了一餐酒就不了了了啦。这都是小陈事后告诉我的，她说上海也有招商引资的任务，也要托着私营企业主。工人和老板斗必输无疑。我这个在国家机关工作近30年的老职工，对私营企业的许多做法也格格不入，半年后辞职回家，“炒了老板的鱿鱼”，是否也算把老板“杀了”。

三、 一句“杨老”暖心窝

在两家国家机关单位“打工”七年多的经历，至今回忆起还是暖融融，虽然所给的工资不高，但受到了从领导到干部职工的尊重，得到了做人起码的规格待遇。

2000年初，国有粮食企业以职工下岗分流为目标的改制基本结束后，在家呆了二个月左右时间。一天建行的李行长忽然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可以给他管理基建工地。一句“杨老”让我不知所措，满口就答应了他。李行长告诉我要吃住在工地，每月可以回家四次并报销车费。谈到工资待遇，李行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行长怎么给都可以，我一定会尽职管理好工地，认真施工，确保质量。因为管理基建工程是我的老本行。

近两年的施工期间我尽责尽职，日夜监控在施工现场，多次发现制止了乙方施工中的偷工减料事件。查处了乙方桩基础谎报工程量避免了国家三万多元的损失。我想，对得起一句“杨老”的尊称。

公安交警部门是政法系统。没来之前我片面的认为，执法部门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部门。其实不然！

退休前多年的办公室的工作经验让我很快就适应了公安交警办公室工作。交警大队从领导到普通民警都尊重我，尊称为“杨老”，每天上班我便工作在“杨老”的氛围里心中特别舒畅。办公室主任是一位年轻的女民警，她为人忠实厚道，热情开朗。她带有徳兴口音的普通话“杨老、杨老”，让我深感只有做好这份工作才能对的往“杨老”的这句话。几年来由于我积极寻找素材，善于发现工作亮点，努力撰写材料文稿，一举扭转了单位过去长期黙黙无闻，只知道积极完成任务，没有宣传报道的局面，当年就在公安部门各级报刊网络上发表了几十篇稿件。并获得了各级领导的表扬。从这年起交警大队年年被县市公安部门评为宣传报道先进单位的称号。我这个“打工仔”也年年评为先进个人。对于这份荣誉我十分珍视，因为这是我人生历程里的最后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