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地区采茶和种植茶叶的历史远远超过三千年

鄂州地区茶事甚早，采茶和种植茶叶的历史远远超过三千年，传说三国时东吴士燮、庞统、神医华陀曾在此采茶作药，医护将士。魏晋时，采茶叶已在鄂州地区初步发展，如晋代陶潜的《续搜神记》中所载："晋武帝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按：今湖北全域晋时属武昌郡，其时武昌郡统七县，惟鄂南有大山。从地理沿革看，武昌山当属幕阜山一脉）。晋代著名道学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葛洪曾在赤壁葛仙山、黄葛山、随阳山等处修行十余年，采茶煮茶，潜心著述，写成道家著名典籍《抱朴子》，对中国古代化学和制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到了唐代，"长江中游的茶叶在唐代取得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得助于当时迅速兴起的饮茶之风"。鄂州茶叶不仅列为贡品，还加入国家商贸，采茶叶空前发展，茶叶种植亦在民间广泛出现。今赵李桥所辖羊楼洞松峰山上的一株千年老茶树，相传植于唐太和年间（公元827年前后），它见证了唐代鄂州茶叶的辉煌。《太平寰宇志》载："鄂州蒲圻、唐年（今崇阳、通城）诸县，其民……唯以种茶为业"。茶圣陆羽在《茶经·茶之出》中云"江南出鄂州、袁州、泉城红、泉城绿、吉州。"鄂南各县唐时统属鄂州，唐时鄂州以江夏郡产茶为最，而鄂南各县则是江夏的主体辖地且是最适宜种茶区域。毛文锡在《茶谱》中说："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痛。"可见鄂南在唐代就以药用大黑茶而蜚声茶界了。唐时鄂南的茶叶还为民族之间的文化友谊沟通作出了贡献，据《唐国史补》记载：唐中央政府赏赐给附马都尉吐蕃王松赞干布之茶叶即采自岳、鄂、赣三州。

宋代实行茶马交易及榷茶（茶叶国家专卖）之制，鄂州产茶更盛，《宋史·地理志》载："岳鄂（今鄂南地区）处江湖之都会，全邵屯兵，以扼蛮獠，大率有材木、茗诧（诧即茶）之饶……"。随之国家定"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将荆湖北路之岳州、鄂州定为榷茶之地，年定上交国库榷茶247万斤。《宋史·食货志·下五·茶上》载国家规定茶叶主要品种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这种所谓的"片茶"，系将茶叶蒸后压成饼状，即今洞庄砖茶之雏形。

元明时，鄂州已成为湖广区域最重要的产茶区域。《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所，湖广以武昌为首，然当时以兴国军（今通山、阳新一带）为最著。"《湖广通志》："武昌茶出通山者上，崇阳、蒲圻者次之。"明代中期，为了茶马贸易的需要，当时产于蒲圻、咸宁、崇阳、通山、通城及湖南临湘一带的老青茶，运至羊楼洞（今赵李桥）加工后，大批销往蒙古等边疆地区。羊楼洞成为鄂州茶产销集散中心即从是时起。当时，羊楼洞一带出产的茶叶为了降低运费，减少损耗，便于长途运输。改变了宋代以来用米浆将茶叶粘合成饼状的办法，采用先将茶叶拣筛干净，再蒸汽加热，然后用脚踩制成圆柱形状的帽盒茶。这种"帽盒茶"，即今赵李桥青砖茶之滥觞。

明、清两代，湖北茶已远销整个亚、欧大陆，使古茶马古道不断延伸。其产品不仅成为官府征税的重要对象，同时也是朝廷控制的与西北游牧民族进行马匹交易的战略性物质，因此每年都有大量边销茶通过汉江商路运往西北地区。

清中后期，随着制茶技术的改进，现代真正意义上的青砖茶开始出现了。嘉庆二十年蒲圻贡生周顺倜所作《莼川竹枝词》云：“三月春风长嫩芽，村庄少妇解当家，残灯未掩黄梁熟，枕畔呼郎起采茶。”“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这可能是砖茶的雏形。《蒲圻志》里也认为羊楼洞黑（青）砖茶的出现是在“道光、咸丰年间”。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初期的砖茶制造工艺较为原始：“砖茶庄之制砖方法，初极幼稚，即置茶于蒸笼上，架锅上蒸之，蒸毕倾入斗模内，置压榨器中，借杠杆之力，压成砖形，随即脱模置放室内，任其自干，数日后即可装箱起运。”其法后有所改善：“由杠杆压榨器改为螺旋式压榨机，制成之砖，较为紧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