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锐泉：古代小说婚姻叙事领域的崭新垦拓——评叶楚炎《明清通俗小说婚姻叙事研究》
2019年9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中央民族大学叶楚炎先生的《明清通俗小说婚姻叙事研究》一书①。本文之所以选中此书来展开评论，首要原因是它代表着近二三十年来，古代文学的文化视角研究热潮之下，或许可以被后世学人铭记的一项成果。
《明清通俗小说婚姻叙事研究》，叶楚炎著，三联书店2019年9月版。
以下就拟从学术史的观察视野出发，结合此书研究主题与方法方面的若干特色，揭櫫其另辟蹊径的重要价值，与对世人的启发意义。
首先注意到，该书除了《导言》与《结语》外共分五章，分别为第一章《订婚：情节要素和叙事功能》、第二章《入赘：人物塑造和情节建构》、第三章《纳妾：小说题材和情节模式》、第四章《私奔：意旨表达和空间叙事》以及第五章《离异：叙事困境和经典构架》。其结构安排的内在关联，是按照通常婚姻的发生、演变流程，由此从逻辑上展开对于“小说形态的婚姻”这一论题的讨论。
联系具体小节节目的设计，可以见出论者顺利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或是分析婚姻在小说叙事中所发挥的作用，或是探究以婚姻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当然，如若稍作吹求，则前三章标题都围绕“人物”“情节”“题材”这些层面设置，似乎清晰性和彼此的区隔度不够明显，也不如后两章标题的拟撰那么敏锐直截地切中论题。
英国诗人和批评家T.S.艾略特有句名言，“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的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②
《艾略特诗学文集》
这种“脉络式”的阅读方法，当然也可以移用来考察一些学术著作的地位，进而了解其能否后出转精、后来居上，对既有的丰富甚至不无拥挤的研究积累做出实质性增添。
世人知晓，中国传统伦理重视“孝悌忠信”，更多地是以“父子伦理”为其原型。但历来有关“夫妇伦理”的意见主张，亦可谓不绝于耳。《大戴礼记》记载了孔子对“必敬其妻子也有道”的强调，《孟子》肯定“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中庸》也明白揭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
不过，据当代学者的考察，真正把“夫妇伦理”推至历史的前台，而与“父子伦理”分庭抗礼、一争高低，是要等到宋明理学衰变之际。向来被视为“异端之尤”的明代思想家李贽（1527-1602），则成为新型理论的先驱③。
明后期思想界的动态，显著而持续地作用影响到彼时的通俗小说。由是，在《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题材之外，读者得以饱览《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人情）小说的风采。
世情小说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分支——才子佳人小说，在明末清初风行一时。但学术界不满足于这一小说亚型的提炼，同时又开启家庭/家族小说的研究。
诚如台湾学者徐志平指出的那样，用“家庭小说”来和“才子佳人小说”做一个区隔是十分恰当的，“后者的故事主要在写婚前才子佳人的离合，通常写到美满姻缘就结束了，前者则着重在婚后家庭生活的描写，家庭的成员自然不限于才子佳人，不同阶层人物的各种家庭生活，以及家庭生活所发生的各式各样问题，都是家庭小说的主要内容④”。
《清初前期话本小说之研究》
这一充分的学理依据支撑着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艾丽辉、王建科、段江丽、梁晓萍、楚爱华等人，纷纷投身家庭/家族小说这一领域，使其俨然具备了学术增长点的意味。
值得一说的，是段江丽教授继2006年推出《礼法与人情——明清家庭小说的家庭主题研究》之后，又于2019年出版了《红楼人物家庭角色论》。该著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父子、夫妇、兄弟、主仆等一系列家庭伦理道德规范为参照，梳理并分析了《红楼梦》中30多个主要人物作为“家庭角色”的种种表现。
这当然可以视为“家庭小说”研究的一大进展动向，但本文意欲指出另一学术的新趋势，其表征就是叶楚炎《明清通俗小说婚姻叙事研究》。因为它代表着将目光聚焦古代婚姻流程的内部，以及小说婚姻叙事的肌理，进行一种开阔纵深式的研究。
从性别视角阐释古代婚姻恋爱题材的文学作品，本是常见的研究路数。但该书论者考察“纳妾”时，注意厘清夫、妻、妾的伦理关系，透过妾与妻的争斗，发现夫为了推卸责任，而将妾作为挡箭牌。类似这样的论析，显然相较前人更加深入一层。
在代表着家庭小说的学术意义出现新变之外，还应注意到，该著作所身处的古代爱情小说研究脉络中的位置。这一注目从“订婚”到“离异”的婚姻流程与逻辑展开的论述架构，无疑是对前辈之作如何满子《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1999）的深化与具体化。同时，也构成了对于时新的古典诗词爱情描写探讨的呼应⑤，从而体现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的进境。
《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
立足学术史位置的评估基础，还应进一步深入到该著的研究内容与主题。作为古代社会中选拔录取人才制度的“科举”，与“婚姻”这种礼仪习俗，看似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实际上，求取功名与缔结姻缘，都毫无疑问是士子文人终生努力的目标。
我们注意到，贯穿全书首尾的线索，同时也是其论述的很大特色，就是研究者处处将当下讨论的对象“婚姻”，与个人过去的学术积累“科举”进行对照比较，从而生发出大量内涵深厚、意趣显著的论题。
早在著者于北京大学完成、十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之中，这样的研究特色，其实便已初露端倪。书中的第五章《作为生活方式的科举——科举制度影响下的士人生存处境》第二节《小说中的科举和女性》，就旨在“探究女性与男性的关联，包括他们缔结姻缘的方式以及在科举社会中的婚姻状态”。
接着，他进一步指出，“男性的科名前景在婚姻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参考因素，似乎只有'科名保障’的婚姻，才能为女子带来真正的幸福，而对于男性来说，科名与婚姻也是他们最为重要的人生追求”⑥。这其实也是通俗小说如《八洞天》《人中画》《山水情》等作品，频频将科举与婚姻戏称为“大登科”与“小登科”的缘故。
《八洞天》
及至最新成果《明清通俗小说婚姻叙事研究》，著者更加大展身手，书中这一创新而出彩的研究特色，可说是蔚为大观。试举数例为证：
开篇《导言》的第五小节，首先发现了科举题材只关乎士人活动的题材局限，而婚姻叙事，则可能出现在反映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的小说中。其次，通过比较中进士可以成为情节的终点却难以成为起点，而成婚则不受此制约，由此得出如下结论“从制度层面说，婚姻远没有科举那般严整，但这反而使之具备了更为灵活的叙事潜能”。
第一章在展开论述“订婚”的情节要素和叙事功能之前，用科举程序类比婚姻流程，看到了会试、殿试与订婚、成婚的近似。该章后文，则专门提及小说中考试择婿的方式，从科举与婚姻的不同角度，将其命名为“类科举情节”或“科举式订婚”。
他进而认为有关描写的目的，是让小说化的婚恋获得礼制化的遮掩和升华，“科举式订婚的产生实则是婚姻在利用成熟稳定的科举架构来完成叙事”。类似这样的见解，符合文学创作机制与作家深心，因而有的放矢，绝非凿空之论。
行文分析过程中，著者有意识地总结科举在订婚叙事中的多重身份——从婚姻的对立者和阻碍者，到正面推动力量，乃至成为订婚礼制化要求的落实者。而到了第二章考察“入赘”此种特殊的婚姻形式时，著者又从人物塑造角度，阐论“赘婿”与“监生”的极为类似，皆为世人以及读者眼中的异类。
叶楚炎与导师刘勇强教授
透过“婚姻—科举”这一视角，时或产生一些看似新奇的观察结果。譬如第四章《私奔：意旨表达和空间叙事》，就视通俗作品中的“淫奔”为女子给予男子最为隆重的礼遇，甚至可以和男子得到科名相提并论，实际上也刺激了他们对科名的追求，是故小说中的男性才会如此热望“淫奔”。
对此，著者从男性渴望女性称许的知遇心理切入，以小说文本现象为依据，给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等到了全书收尾的《结语》部分，著者果然又卒章见志，明白交代了自身对于探究“婚姻-科举”关联的热衷。
最近二三十年来，以宗教、方术、善书、民俗、科举、地域、旅行、身体、饮食、服饰等文化视角切入古代小说的研究方兴未艾⑦。如何避免在研究中使小说征引附庸于文化现象的勾勒描述，这一点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通过对上述观点论证过程的回顾，我们不难体认，叶氏深得古代小说文化研究的神髓，运用有关婚姻、科举的庞多史料与海量作品时，能够左右互搏、游刃有余，诚可谓艺高胆大、自出机杼。
《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
通览全书，著者实践的确乎是涵盖名著与非名著的文学现象通盘研究，尤其在征引与分析大量二三流作品上，下了很大一番气力。可与此同时，并没有忽视对经典作品的重新阐释的机会与可能，相反，一经勾勒众多非名著存在的背景“幕布”与发展线索后，就更能显影出前者的小说史地位、美学风貌与经典品格。
譬如第一章第三节匠心独运地向读者展示了一种独特的订婚叙事——指腹为婚。在细致勾勒了指腹为婚的三种情节模式后，叶著笔锋一转，提示注意《红楼梦》所代表的情节变异。
通过论析这场指腹为婚的男主角张华、女主角尤二姐迥异旧样的人物表现，以及这段情节发挥的作用——被王熙凤利用来沉重打击尤二姐在贾府特别是贾母面前的声誉，其相较那三种情节模式似同实异、花样新翻的侧面，被具体呈现出来。
难能可贵的是，叶著并不停留在文本现象的描绘，而是以相关情节人物在整则故事中所处地位是否关键，作为解说小说史进展到《红楼梦》，“指腹为婚”发生形态变异的原因。由此一斑，对婚姻叙事的规律性认识，得以体现。
再看德国文豪歌德称许过的《好逑传》，与美国作家赛珍珠翻译过的《水浒传》，在叶著以前，少有人提及二书描写的关联近似。可透过两部小说不约而同表现过公子与山大王周通垂涎女色强行入赘的故事，我们又分明看到了赘婿蛮横主动这一与众不同的文本特点。
赛珍珠译本《水浒传》
进而，也容易由过、周二人的失败，服膺本书有关两者“宣告入赘中男性强势地位的幻灭”的结论。不必说，我们还会认可论者这样看似大胆的表述——“入赘在通俗小说中占据了极为显著的分量，即便在一些最经典的小说里，'入赘’也是一个醒目的字眼”。
除了《西游记》重要角色、入赘高老庄的猪八戒，还有一个突出案例《儒林外史》。诸如蘧公孙、匡超人、牛浦、季苇萧等士人的共性与个性，缘是得到较为细致的揭示。
至于第五章《离异：叙事困境和经典构架》，著者对于“林冲休妻”的阐析更见精辟。对于婚姻的思虑周详，对于妻子张氏的爱恋怜惜，都在发配沧州之前，林冲的休妻举动中显露得淋漓尽致。由此一端，我们再去试图论断《水浒传》绝少表现英雄好汉的男女情感世界与婚姻生活时，就应当慎之又慎了。
全书对《古本小说集成》《中国话本大系》等作品丛书的利用，当然相当充分，不过，研究者同时勉力从事经典再解读的努力，不能因此被世人忽视。
《西方正典》的作者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说：“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无法认知自我；没有经典，我们将会停止思考”。这也正是具备论述力度与穿透性的学术著作，带给读者的共同启迪。
显然，论者能够借鉴西方C（Gerald Genette）、韦恩·布斯（Wayne Booth）等人的叙事学理论，但他更有意识地开掘古代小说的铜山富矿，一个明显的优点在于论述贴合创作实际，做到分析人物塑造、情节安排时，代小说家设身处地着想，从而道出许多创作的甘苦。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第一章第二节开头，在呈现古代小说中男性常将科举与婚姻并举，以科举之易衬托婚姻之难后，叶著分析得出这不仅是为了反映其人的才学之高、对婚姻一事的重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与小说对婚姻和科举书写的难易程度相关。
接下来，他进行了科举有程式化特点进阶路径既定，而婚姻的阻碍难以预知的解释，因此生发这样的议论，后者“为相应情节的舒展和敷衍提供了契机，小说中人口中的'难’其实正是小说作者借以抒发才性的额外便利”。经由这一番分析，就不难理解何以小说多用细致笔墨铺陈婚姻缔结的过程，而对考中科名的经过往往简单几笔带过了。
与此问题相关的，是叶著继续抛出并解答疑问——“小说作者为何会费时费力地增益订婚与成婚之间的故事时间，以等待金榜题名的到来”。
以《吴江雪》中江潮“且再努力三年，直待成名，方才婚配”为例，他揭示“三年”作为科举重要时间间隔，在此进入小说作品，其实正反映出，婚姻叙事对于科举考试时间的吸纳，以此完成稳定而成熟的构架。
且来看通俗小说中“淫奔”的基本模式，无非是女子主动投奔男子试图成就欢好。在研究者看来，这是因为站在作家的立场角度，如何让男女双方克服物理距离与心理障碍，已成为创作中的现实难题。如果女子能主动位移，自然足以降低设置男女相会情节的难度，故而这一情节成为作家的首选。
《碧海吴钩传》
书中类似的经验之谈，还有不少。推究其原因，当与研究者本人还身兼《碧海吴钩传》《毕业》这样的武侠、校园题材风格的长篇小说的作者密切相关。或许还可以注意到师承的因素，从师祖吴组缃先生的创作实绩及对其人古代小说研究的滋养推助，我们仿佛能寻觅得叶氏研究理路的远源。
最后谈谈本书的行文风格。可以看到，让专业研究的论述文字，尽可能形象生动起来，同样是著者一种有意为之的追求。令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他尤其擅长使用比喻性词汇，进行说理，更体现出标志性的特色。
在强调了《古今小说》之《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故事中，男主角莫稽“赘婿”身份的突出后，叶氏这样议论，“'赘婿’就像刺青一样，尽管看似只是文在莫稽的皮肤上，但颜色却已浸入肌理，阴影更是时刻笼罩在他的心头，扭曲他的行为，同时也塑造着他的性格”。这样的概括，可感性十足，其结论也娓娓道来，毫无强加给读者的意思。
天许斋刊本《古今小说》
文笔活泛表达生动的情形，还见于论述“连环为妾”的情节模式时，举列玉堂春、蔡瑞虹等女性，并指出“家庭与其说是这些妾的避风港，不如说是她们的受难所”。这里连用比喻，感情色彩鲜明，也便于引发读者对其坎坷命运的同情与思索。
又如书中说道，“对于男性而言原本犹如带刺玫瑰一般的'淫奔’，在女性成为责任者之后，却变得不再棘手，而只剩下充满诱惑的芬芳美艳”。此言对于理解迎来淫奔行为的男性的隐秘心理，自有探赜索隐、化暗为明之功。
当然，所谓金无足赤，该书在具体表达方面，还存在一定数量的欠妥失当之处。这里试作指瑕，来与著者及广大读者进行切磋。
第10页第3段2行，“从订婚到成婚乃至离异的整个流程”，其中“乃至”不如换成“甚至”，因为离婚并非婚姻的必选项。
第16页第1段3行，出现了两个“订婚”，为免重复，后一处宜改为“定婚”。
第27页第3段1行，两种小说化的媒妁可以包含女主角，但第二类并非只是女主角面临竞争者，如前文所举《玉支玑》里，竞争者显然就是相对书生长孙肖而言的。
文中还出现一些笔误，第69页第5段4行，“各种曲致的风度”中，“曲致”与“风度”搭配错误，第85页注释1《新元史》的编者应是柯劭忞而非何劭忞。
第172页第4段4行，所谓“正妻对偏房的磨灭”中“磨灭”一语，下得轻率。
《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
第226页第2段8行，“'报应场’的形成也形成了”云云，显然用词重复。全书海量作品引文，有些也应做更为细致的核对。
如第247页所引《十二楼·鹤归楼》，男性写给妻子的既然是回文诗，“断绝恩情不学痴”与“痴学不情思绝断”两句中必有一误。据文意，当是后句“思”为“恩”之讹。
还有第12页第3段4行所言“蘧公孙的气死岳丈”，于小说情节无征。如果是用其比喻意义，可在“气死”上加引号。
第86页第3段4行说人物“极具情节的张力”，以及第89页第1段3行，认为“监生对于人物所施加的影响力”可谓“寡淡”，同页第3段4行说赘婿乃“最具悬念感的小说人物”，类似这样一些表述，或下笔随意、形容不当，或出于考虑未周，都存在可以进一步改善的地方。
《小说旁证》
除了上文重点讨论的方面，本书在研究方法上，还具备不少可堪借鉴的地方。譬如，结合古代小说特别是白话通俗小说的产生历程，重视对本事的清点梳理，自来是优良而悠久的学术传统。这方面孙楷第《小说旁证》、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等都作出了示范。
而叶著将《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古今小说》之《月明和尚度柳翠》、《醒世通言》之《张孝基陈留认舅》等篇目，与它们本事出处的记载进行对读，从中成功地折射出小说家们的艺术匠心与才华所在。
总的来看，无论是学术领域的着力拓展，治学个性的深造自得，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作品内蕴的细读深挖，还是文笔之老到、论述之生动，叶楚炎《明清通俗小说婚姻叙事研究》一书都无疑代表着古代文史学界新生力量的心血结晶。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此领域的新篇，又将经典名著如《红楼梦》的相关研究推向新境，这就更加难能可贵⑧。
《汉学书评》
1985年杨联陞在《书评经验谈》里说，“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笔者自忖未能深刻体察“古代小说婚姻叙事”或“古代小说文化研究”的“这一门学问的现状、行情”⑨，惟愿不揣鄙陋，贡献自己对此书的一得之见，以启方家高明。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