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不久，在战地救护的第一线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即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救护队绝大多数成员是上海煤业界的热血青年，在为期三个月的战事救护过程中，救护队员全力以赴，竭力施救。沪战结束后不久，多数队员参加了新四军，并最终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全面抗战伊始，战事救护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主要任务。1937年7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联络上海众多团体，重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以期集中力量，整合资源，为战时救护准备条件，而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的工作亦予以积极援助。
上海煤业救护队从温州、南昌等地
运往新四军伤兵医院的卫生用品
8月9日，煤业公会为救济难民设立煤业界“救护委员会”，潘以三、魏志大、鲍哲芗、陈渭滨、王文正任委员。“救护委员会”下设上海煤业救护队，田萼芳、罗希三、罗德传、金振华任正副大队长，大队下辖15个中队和分队。至沪战爆发前夕，登记上前线进行战地救护的煤业职工多至500名，汽车约50辆。沪战爆发前夜，煤业公会举办为期一周的战地救护训练班，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特派教员陈珩、朱运骏担任教练。
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战地救护正式拉开帷幕。中国驻军在北四川路等处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激战，刚筹组不久的上海煤业救护队当晚就出动十几辆救护卡车，每车5人编成一个救护分队，上前线进行服务。数百名热血青年携带着担架、急救包、慰劳品，辗转于八字桥、江湾、虹口公园、大场、罗店、嘉定以至昆山前线，几十辆救护车往返于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和前沿阵地之间。
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转运难民
上海煤业救护队得到了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的支持，8月16日，为便于救护活动，煤业救护队与红十字会取得联系，旋改称“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并从红十字会领取汽油和经费。随着沪战的展开，救护队汽车遍及淞沪各个战场，期间，队员冒险抢救伤员，居功至伟。
就在煤业救护队成员竭力施救的同时，中国红十字会也在积极进行战场救护工作。淞沪会战的三个月间，中国红十字会联合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组织救护队十队，急救队十二队，救护医院二十四所，征集救护汽车九十八辆”。时任上海市商会童子军五十团的教练蒋传源所带第三小队部分队员被红十字会派往大华路（今南汇路）伤兵救护运输站工作，负责登记车辆、人数、去向。不久，蒋传源受命组织一支童子军救护队，并被红十字会定名为第11急救队，蒋兼任队长，每天带领救护车出入战地抢救伤员。
11月12日，上海沦陷，数千名伤兵集聚于上海公共租界，转运伤兵至内陆成为当务之急。在救护委员会的委托下，蒋传源率四名队员奔赴宁波接洽转运事宜。与此同时，总会又委派红十字会交通股事务长乐时鸣来此协商，筹设伤兵接运站，专门接运和医治运至内陆的伤兵。
为加速外运伤兵，增强接运力量，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决定将煤业救护队和接运站合并，仍沿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名称，金芝轩任交通股主任，田萼芳为副主任。“交通股”下设两组，原接收站人员为第一组，由乐时鸣任组长，杨梦雁、孟雁堂为副组长；原煤业救护队为二组，忻元锡任组长，叶进明、陈昌吉为副组长。为便于战时救护，第二组对外仍沿用“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名号，救护车辆统一刷印红十字会交通股字样及红十字徽记。
上海煤业救护队奔赴皖南岩寺途中
上海成为“孤岛”后，在昆山前线服务的煤业救护队成员100多人因交通阻隔，在田萼芳、罗希三以及中共地下党员王公道、周中奎等带队下，从淞沪前线转战到苏州、宜兴、南京、长兴、宣城进入皖南山区。为解决给养困难，救护队大队长田萼芳和队员周中奎先后赴沪求援，鉴于忻元锡在战地救护的出色表现，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决定由忻元锡出任煤业救护队前方大队长，并商定由叶进明、忻元锡、周中奎等15人去屯溪运送给养和接运伤兵。不久，忻元锡等一行与乐时鸣所部伤兵接运站救护人员会师于宁波。
12月，在转运伤兵后，忻元锡、叶进明等返回屯溪，针对部分队员分裂煤业救护队转欲投向国民党的错误企图，忻元锡、叶进明、王公道、周中奎等为了争取队员团结一致，在救护队内公开提出“坚持抗敌救亡，反对出卖救护队”等口号。随之，忻元锡等向煤业公会发出“红十字会一、二组即日开赴南昌休整”的电报，并将全队重新整编为十队，每队二或三辆卡车。
1938年1月，上海煤业救护队100多人带着20多辆救护汽车来到南昌，不久，大部份队员皆参加新四军，而救护队地下党支部组织关系亦转入新四军军部。对于建军初期的新四军来说，煤业救护队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救护队一方面负责南方八省游击健儿的伤病员救护工作，一方面需将分散在南方各地的新四军战士接运到皖南岩寺，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间，救护队巧妙避开国民党军队的阻挠和破坏，陆续把散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战士运送到目的地，集运任务如期顺利完成。
为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便于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叶进明、忻元锡、陈昌吉三人并未立即参加部队集体生活，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名义依然继续保持。虽然救护队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年，但是，国难当头，从参加红十字会、进行战时救护，到最终集体参加新四军，上海煤业救护队“从一个群众性的救亡组织，发展成为一支抗日革命队伍”，这无疑是抗日救亡时势和爱国热情融合的结果，也是艰难时世下爱国青年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