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贫穷的根本原因

很多年轻的朋友并不知道，中国解决吃饭问题在有史以来，仅仅是最近30多年的事情，在30多年之前，尤其是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其实一直贫困，有人说古代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的，在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没有“自给自足”过 ，一旦遇上水旱蝗灾，就会爆发大规模的饥荒，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就算是号称鼎盛的唐朝，也爆发水旱蝗灾，也饿死整片整片的人。

也就是说，在历史上，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富裕过，这才是历史的事实。那么，古代中国人为什么贫穷？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说是因为科技不发达。可是科技怎么样才会发达？其实是因为市场的刺激，科技才会发达。科技不发达不是穷的原因，而恰恰是穷的结果。

读到这里，我想朋友们心中有一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古代中国人贫穷，关键原因是在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商业和贸易不繁荣。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说你已经把对脉了。但是，我们又可以继续追问下去：那么古代中国为什么市场经济不发达呢？

我的答案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普遍坚持“重农抑商”的错误经济指导思想，并在国家政策上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历朝政府的压迫下，古代中国人的生产活动，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为了自家的消费，所谓“男耕女织”，只有当自家出现了生活盈余品的时候，才拿到集市上去交换（赶集），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下，人民不可能富裕起来。

那么历朝政府是如何压迫商业的呢？我举个例子，汉高祖刘邦。刘邦当上皇帝之后，说过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商人是贱人，我不准商人穿丝绸的衣服，不准商人乘坐马车，并且我们要对商人施加苛捐杂税，逼死这些不务正业的王八蛋，看他们还敢经商不！

当然，这是演绎方式的翻译法了。那么为什么古代的中国皇帝要压迫商人呢？

因为中国的皇帝认为：农民生产粮食，是“务正业”，商人是不生产粮食的，因此商人是“寄生虫”，是“不务正业”。他们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所以要“重本抑末”，一个人不种田、专门做生意，这种人是“舍本逐末”，要严加看管，你比如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说过什么话呢？他说过这么一句狠话：

“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朱元璋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敢不种田而专门做生意的话，这种人就是“游民”，我们要将这种人抓起来治罪。

再往前看，就算是那位以所谓“开明”著称的唐太宗，也说过这样的话： “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俦类，正为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这话我就不译了，总的意思是：做生意的人是贱人、下等人。

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在这种错误的经济指导思想下，出台过一种叫做“贱商令”的东西，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压迫，对其穿衣、建屋、乘车等各方各面，都出台了歧视性的规定。例如前面提到过的汉高祖刘邦，他就下过“贱商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生意人本人及子孙“不得仕宦为吏”。

此外，朱元璋还规定过：“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还有明武宗朱厚照也曾经“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

像这种例子根本就是列举不完的，总之，历朝历代的中国皇帝，基本上都瞧不起商人、压迫商人、不允许商人群体壮大。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些当皇帝的，为什么不允许商人群体壮大呢？

对此，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

唐太宗的大体意思是这样的：只有使人民务农，人民才会老实本分，你要让人民都做生意去了，人民就会变贪，变贪了就不安分。实际上唐太宗还有一句言外之意，那就是：人民不安分，我的皇位就很难稳固。

说到这里，读者应该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了，历朝历代的皇帝认为：全国人民都务农了，人人就吃饱了，人人都吃饱了，老百姓就本分了，都安分守己了，就没有人起来推翻我的皇位了，如果让人民都经商去了，那么人心就会膨胀起来，国家就容易不稳定，局势就不好控制，这就是古代中国皇帝的普遍观念。

正是出于如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中国商人施加各种苛捐杂税，千方百计地打压商业，举个例子，明万历年代按察使应朝卿，他在給朝廷的奏疏中曾经指出：“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

应朝卿的这个报告让我们看到：在明万历年间，由于政府的苛捐杂税，在民间做生意的商人，竟然可以整整减少60-70%，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商人都破产。

历朝政府不但在国内打压贸易，在国际上也打压贸易，你比如说那个臭名昭著的“海禁”政策，就是一个典型，朱元璋说：“仍禁濒海居民不得私出海”、 “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以重法”。

还有清朝中页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其实就是变相的“海禁”政策，只不过是稍微开了一个口子。

要知道，老百姓是不会思考的，在这种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民间就兴起了“当官光荣”、“经商低贱”的观念，你比如说“市侩”这个词，它本来是个名词，是古代的房产中介，但它在汉语中，竟然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所谓“士农工商”，古代中国的生意人社会地位最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这种国家政策指导思想下，社会上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价值观：当官才是成功，发财的不算。

这样的国策，将无数的中国精英关在了书斋之中，压抑了无数个可以创造财富的灵魂，所以古代中国人致富了之后，不是想着扩大自己的生意和事业，而是千方百计地去花钱买个官职来当，当时叫做“捐官”，有不少的商人就是死了，也要穿着官服下葬，活着当不成官，死了也要过把官瘾。可见人的执念，是如此之大。

大家还记得清朝中晚期广州的首富伍秉鉴吗？这人富可敌国，可是他就不喜欢别人叫他“伍老板”、“伍总”之类的，他喜欢别人叫他什么呢？他就喜欢别人叫他“浩官”，虽然我姓伍的这一辈子当不了官，但是起码你得奉迎我一下，叫我一声“官”，哄哄我，我才高兴。总之，什么都要沾个“官”字，才有面子。

历代中国的抑商政策还导致了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结果：因为政府打压商人，所以古代中国的商人致富之后，他们不会花心思去将生意做大，而是做什么呢？他们去买田。他们认为：做生意只是个手段，它不是我的事业，我真正的事业，是要么捐个官、过把官瘾，要么是用挣来的钱购置田产。富人们你这么干，我也这么干，则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土地兼并。所谓地主阶级，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在“重义轻利”的古代中国，稍微有点才华的青年才俊，都远离了市场，他们都念八股文、考科举去了，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么来的。问题是这群读书人毕竟也是人，是人就有贪欲，所以他们一旦考取功名、当上官老爷之后，权力在手，心中的贪欲就复苏、并开始膨胀，所以他们开始盘剥富户、压榨商人，四处敛财，久而久之，社会上做蛋糕的人就越来越少，分蛋糕的人则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要想不贫穷，那才怪了。

曾经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身为“士中极品”的状元张謇毅然下海经营实业令社会震惊。

说到这里我们就会明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他们是凭直觉去看问题的，而不是凭经济常识，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经济常识，皇帝们及他们的文人幕僚们凭直觉认为：农民生产粮食，商人消费粮食，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务农、取缔经商。

但是这群统治者万万没有想到：商人虽然不务农，但是商人的经商活动会給农业发送巨大的需求信号，这个需求信号会促使更多的人去务农、而且是更好地务农，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下，农业才可能集团化发展，才会有人发明杀虫剂、农业机器、以及各种提高农业产量的高科技，进而才会有工业科技的发展，国家才能富强，社会才能真正长治久安。

可见古代中国人贫穷，在于统治者的三观不正。农耕文明无法造就富强的国家，农耕文明也根本无法抵抗商业文明，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回头再看过去200年发生的种种，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