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宋之交的士人施德操（字彦执，约1092—1147）撰有一部笔记，名曰《北窗炙輠录》，《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提要称书中所载“多当时前辈盛德可为士大夫观法者”，颇有助于了解宋代士大夫行迹及理学思想。该书几篇小说性质的作品亦素来令人瞩目。程毅中先生在《古体小说钞·宋元卷》中，选入该书的《姜八郎》《明道判案》《魏公应》等凡五则。该书最富哲理意味的作品，当属卷下的《笛声》（或题为《卖饼吹笛》）：
子韶言：旧闾里有人以卖饼为生，以吹笛为乐，仅得一饱资，即归卧于家，取笛吹之，其嘹然之声动邻保，如此有年矣。其邻有富人，察其人甚熟，谓可委以财也，一日，谓其人曰：“汝卖饼良苦，何不易他业？”其人曰：“我卖饼甚乐，何为易他业？”富人曰：“卖饼善矣，然囊不馀一金，不幸有疾患难，汝将何所赖？”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钱一千缗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则有温饱之乐，一旦有患苦，又有馀济之资，与汝卖饼所得多矣。”
其人不可，富人坚谕之，乃许诺。及钱既入手，遂不闻笛声矣，无何，但闻筹算之声耳。其人大悔之，急收其钱送富人还之，于是再卖饼，明日笛声如故。（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第8册，大象出版社，2008，199—200页）
这个故事，是由“子韶”转告给作者施德操的。子韶，即施德操挚友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据张九成《祭彦执文》记述，施德操有“伯牛之疾”“原宪之贫”，一生不婚不宦，有“行絜冰霜”“识高今古”之德才（张九成著，杨新勋整理《张九成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231页）。在刘勇强、潘建国、李鹏飞三位教授合办的《古小说研究会集刊》创刊号中，刘勇强先生选入《北窗炙輠录》的《姜八郎》《笛声》二篇并加以评点。在《笛声》篇后刘先生（“奇子轩主人”）评道：“金钱与精神矛盾，乃人类永久之困惑。如利益追求损害人生享乐，则殊不足取。本篇寓意甚明，至今仍有重大启发价值。”关于《笛声》故事的寓意，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沈家庄先生认为，此故事表现了宋代社会文化转型中普通庶民的矛盾惶惑和恋旧心态，其对卖饼者的价值选择持否定态度：“挣钱与吹笛的矛盾，在卖饼者看来是不能调和的，这正是传统观念的价值取舍标准禁锢其思维方式的结果。事实上富人的那番话代表了正确的价值选择，即世俗的选择。”（《宋词文体特征的文化阐释》，《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沈先生认同故事中那位富人的价值选择，卖饼者执意回归原初的生活状态，逆时代潮流而行，自然是不可取的。仔细品读《笛声》这个故事，似乎很难让人认同沈先生上述观点。《笛声》故事给人的最大启示，当如刘勇强先生评点所提示的，乃是指向个体生活方式选择的永久困惑。至于宁稼雨先生提出此故事旨在说明“贫能生勤，富令人庸”（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12页），跟沈家庄先生一样，似亦未达一间。《笛声》故事尽管十分简短，若干细节却颇有微妙之处。其一，卖饼者仅求维持基本生活，业馀时间全用于吹笛，且已坚持数年之久，这说明卖饼者完全掌握了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之间的有机平衡。其二，富人出巨资令卖饼者支配，绝非轻率之举，而是出于审慎的观察。宋袁采《袁氏世范》卷二《处己》有云：“农工、商贾、仆隶之流，有天资忠厚，可任以事、可委以财者，所谓小人中之君子，不可不知，宜稍抚之以恩，不复虑其诈欺也。”（袁采撰、李勤璞校注《袁氏世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52页）《笛声》中的卖饼者便是“小人中之君子”。富人当然也是一个富而好礼的君子，他出巨资令卖饼者经营，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卖饼者罹患疾苦之忧，用意至厚。其三，卖饼者对于富人的关切尽管一再拒绝，但这并不表明他对富人所持虑后观念懵然无知，在富人的极力劝说下，他决定一试。而且，卖饼者改易他业从事经营后，是全身心投入的，由此导致原初的生活状态被打破：“及钱既入手，遂不闻笛声矣，无何，但闻筹算之声耳。”至此，卖饼者才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决定回归原初的生活状态。卖饼者的价值选择，正合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小序所言：“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北窗炙輠录》中有关于陶渊明的条目，作者对陶之人品与诗艺评价甚高。《北窗炙輠录》题名中“北窗”一词，似源自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笛声》故事是由张九成转告给施德操的，后者之所以将其录入自己的著作，自然是因为这个故事打动了作者，换言之，故事中卖饼者的价值选择，作者亦是认同的。人生在世，随时可能有“违己”之事临身，如何保持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平衡，《笛声》故事给我们贡献了有益的启示。这个故事中的卖饼者喜好吹笛，乃是士庶文化趋于合流的一种表征。从篇中“嘹然之声动邻保”句可知，卖饼者的吹笛水平已然不凡。而故事之所以将卖饼者喜好的乐器设定为笛子，亦是有所考虑的。东汉大儒马融好吹笛而作《长笛赋》，赋前小序引《风俗通》曰：“笛，涤也。荡涤邪志，纳之雅正。”清代孔尚任《圣门乐志·乐器名义·龙笛》亦云：“笛，涤也，所以涤众声之烦秽而使之清朗也。”（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齐鲁书社，2004，1997页）卖饼者吹笛能够达到较高的专业水准，是士绅文化向庶民阶层渗透的突出表现。而《笛声》故事在人物设置上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卖饼者分明有机会提升阶层，却毅然选择居留在庶民阶层，做一个“快乐的穷人”。德国民俗学家艾伯华所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收入“快乐的穷人”类型故事，与《笛声》故事应属一类。该类型故事的情节模式是：
艾伯华交代此故事的出处是《泉州府志一》84—89页（艾伯华著，王燕生、周祖生译《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7，266页）。艾氏所言穷人喜欢唱歌，始见于唐代韦绚（802—866？）《刘宾客嘉话录》：
刑部侍郎从伯伯刍尝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饼者，早过户，未尝不闻讴歌而当垆，兴甚早。一旦，召之与语，贫窘可怜，因与万钱，令多其本，日取饼以偿之。欣然持镪而去。后过其户，则寂然不闻讴歌之声，谓其逝矣。及呼，乃至，谓曰：“尔何辍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矣。”从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94页）
与《笛声》相比，《刘宾客嘉话录》所写有两处明显的不同：其一，刘伯刍将钱给予鬻饼者之后，对鬻饼者的信行缺乏信任，一度怀疑其携款逃脱；其二，故事没有交代鬻饼者是否将钱归还。显然，无论是艺术表现力还是哲理意味，《刘宾客嘉话录》这个故事均不能跟《笛声》相媲美。唯《刘宾客嘉话录》中鬻饼者所言“本流既大，心计转粗”，对于透视《笛声》中卖饼者的心理变化，有所裨益。《刘宾客嘉话录》这个故事一度比较流行，《说郛》节录《湘山录》亦记载过这个故事（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湘山野录 续录》，中华书局，1984，88页）。艾伯华著录“快乐的穷人”类型故事时，有一附注：“这个故事在较旧的原始资料中提到过，然而我找不到出处了（小豆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修订版）》，266页）艾氏在“小豆棚”后打一问号存疑，实则在清代曾衍东（1751—1830）《小豆棚》卷一六中，有一篇《卖菜李老》，应即艾氏所言“出处”。《卖菜李老》叙苏州李老卖菜为生，家中有妻子和女儿。小说写李老仅利用清晨的短暂时间，便可完成贩卖以维持生计，早饭后剩馀的所有时间尽可自由支配：“饭后，则蹀躞山塘间，或啜苦茗，或饮薄醪。晚归，则小楼月上，李乃说荒唐杂剧，欢笑一时。”李老维持此种生活已长达三十年。而在接受某富人资助后，李老“持筹握算，碌碌不得安帖，鸡鸣而起，日昃尚不归”（曾衍东著，杜贵晨校注《小豆棚》，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357页），终以劳病而死。在人物设置上，跟《笛声》相比，《卖菜李老》多出了两个重要人物，一是李老的妻子，一是李老的女儿，而妻子、女儿在促成李老悲剧所起作用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开始李老本不愿接受富人的资助，是妻子的怂恿令其改变主张的。李老陷入忙碌的生活状态后，女儿劝他“辞富而就贫”，却不被采纳。《笛声》中的卖饼者不知有无家庭成员，他的一切选择不受任何牵制，难免启人疑窦，相比之下，《卖菜李老》的人物设置无疑更具生活化色彩。我们由此亦可判定，《笛声》实为一篇寓意化的作品。十七世纪法国诗人拉封丹《寓言诗》中有一个故事，题为《补鞋匠和金融家》，内容颇近于《笛声》《卖菜李老》，较为重要的一处不同，是补鞋匠接受金融家的馈赠后，没有将钱投入经营，而是将其窖藏了起来。跟上引《刘宾客嘉话录》中的鬻饼者一样，《补鞋匠和金融家》中的补鞋匠亦喜爱歌唱。认识到金钱乃“烦恼之根”的补鞋匠，将钱还给了金融家而恢复了歌唱，则跟《笛声》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类似《笛声》《卖菜李老》中的卖饼者和卖菜者，他们均有赖以谋生的本职工作，从事艺术活动纯属业馀爱好。而本职工作与业馀爱好之间，互不相妨，达成雅俗共融的和谐状态。《北窗炙輠录》中，还记载了一位生活于底层而有高雅追求的人物，那便是程颐的高足张思叔，其人“本一酒家保，喜为诗”（《全宋笔记》第三编第8册，181页）。我们看到，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物，既不以身处底层而自卑，亦不以追求高雅文化而自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未想到用业馀爱好达到提升阶层的目的。我们知道，后期封建社会中出现了一大批假名士，而假名士之所以遭人诟病，便在于他们往往试图利用业馀爱好，达到各种不可告人或心照不宣的私利目的，“雅的这样俗”（《儒林外史》中杜慎卿语）便是他们的共名。更有甚者，有的假名士还会因沉浸于业馀爱好而旷废了本职工作，从而变为人们眼中的笑料。比如，《儒林外史》中开头巾店的景兰江，本来拥有两千两银子的本钱，结果因作诗而败得精光。又如巡商支剑峰酒后在街上吟诗，导致巡商被革掉。只有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基础上，才有条件追求真正的精神自由，一众假名士与上述卖饼者之间，由此划出了一道鸿沟。《儒林外史》中跟卖饼者价值取向趋近的人物，乃是第五十五回中所写的市井四奇人。其中开裁缝铺的荆元所说的一番话，颇能代表奇人群体认同的生活方式：“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在这里，“吃饱了饭”无疑是发展弹琴写字等业馀爱好的前提条件。相比之下，四奇人中开茶馆的盖宽曾经向邻居老爹感慨：“像我也会画两笔画，要在当时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那里愁没碗饭吃！”盖宽之所以会想到用业馀爱好换取生活之资，从而与其他奇人有所区别，全然是因为他的生活极为拮据而落到了艰难的境地（小说中写道：“茶馆的利钱有限，一壶茶只赚得一个钱，每日只卖得五六十壶茶，只赚得五六十个钱。除去柴米，还做得甚么事？”）。由此越发见出物质基础在发展精神自由上的决定性作用。《笛声》中的卖饼者便是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尽情追求精神享受的。故事中的富人尽管出于好心资助他，却不理解精神自由在其心目中的至高地位，因此难以称之为知音。《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中那位灌园为生的于老者，自己不会弹琴，却颇懂赏会，小说中写他听荆元弹奏一段，乃是动人心弦的经典场景：
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
知音难逢，世所同慨。事实证明，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你的生活方式的人，才堪称知音。而真正幸福的人，便是那些找到并坚守自己生活方式的人。这正印证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幸福是把灵魂安放在最适当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