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濂：独自在大西洋漂流133天，喝鸟血续命，获救后早已不成人形
丹尼尔·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借鲁滨逊之口，抒发了丹尼尔自己的心绪：我经常怀着感激之心坐下来吃饭，敬佩上帝的好生之德，竟在荒野中赐予我食物。一九九九年，美国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与汤姆·汉克斯合作拍摄荒岛余生时，汉克斯说在这部电影中，他真正理解了鲁滨逊和丹尼尔：观众们沉浸于其中的精彩故事和非凡经历，是主人公用痛苦和患难交换来的。
笛福的著作早已成为永恒的经典和丰碑，泽米吉斯和汉克斯联手打造的经典如今也已家喻户晓。然而，他们终归是创作者和作品。在现实中，却有一个真正传奇的经历。一位海南小伙，在他最好的年华，在大西洋的蔚蓝波涛中遇险。他独自一人在深得恐怖的海洋中漂流一百三十三天。他，就是潘濂。
潘濂生于一九一八年海南的一个农民家庭。当时的海南岛如海上孤帆，除了海口的老街道和五指山中的清朝孑遗，就是蛮荒生长的植物。和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家庭一样，潘濂祖上都是农民，到了其父一代，因为懂了些武艺，开始习武为生。通过四处切磋武艺，传授功夫，打开门路，增加影响，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已经在海南有些名气。
潘濂于五岁开始跟随父亲习武，他后来的传奇经历，与习武岁月之熏陶密不可分。修习武术期间的坚韧不拔、自律，武术思想中的勇敢、果断，不断磨练着他的意志，塑造了他的坚强性格。从他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中都不难看出，潘濂最优秀的品质就是坚韧不拔。不过，虽然潘濂的父亲颇有些功夫，但没什么文化，眼界也不够开阔，没有在教育上全力支持潘濂，所以潘濂的青年时代都是在习武中度过的。
一九三六年，潘濂十八岁，到了自立的年龄。他认为自己在武术上很难有大的造诣，便请求父亲找些关系门路，送他到香港去，见见世面，父亲答应了他。这年年底，经过多方周旋，父亲帮潘濂联系到了一个轮船学徒的岗位。这个岗位在香港，但要经常出海。按照潘家当时的关系和能力，潘濂若想在香港生活，这是最好的办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潘濂草草阔别了父亲和其余家人，前往香港，谁知这一别，竟要到四十多年后才能再次相见。
潘濂的工作起步于坦达号游轮。坦达号建造于上世纪初，是风帆游轮和蒸汽轮机游轮的过渡时代产物。十九世纪中后叶，游轮依然以风帆作为主要动力，在卡纳德航运的毛里塔尼亚号诞生之前，类似于坦达号这样的游轮，在豪华程度和技术方面都是游轮界的主力军。坦达号体型中等，主要往返于香港和东南亚之间。一九三七年初，潘濂以学徒侍应生的身份，登上了坦达号。
当时的游轮侍应生一职，尤其是在大型游轮上工作的侍应生，统一遵循英国制定的标准。侍应生分为四个等级：学徒侍应生，三等侍应生，二等侍应生和一等侍应生。不同侍应生的工作年限、技能地位和待遇都不一样。学徒侍应生的见习期只有六个月，而且在六个月后，如果没有成为正式侍应生，实习经历还不能算入下一份工作中。因而，对于当时这一挤破头的岗位，工作压力很大。
潘濂坚韧不拔的性格第一次展现了出来。他面临的第一个巨大考验，就是语言问题。坦达号邮轮上，以西方乘客为主，掌握英语是所有服务人员的基本技能。刚刚进入实习期的潘濂，却说着一口海南话。一九三七年三月，潘濂开始在工作之余自学英语，在工作之中不断请教同事。良好的性格和出色的交际能力，为他赢得了不少理解和同情，坚韧的性格和刻苦的学习，为他带来了不少助益：同事们喜欢他，也愿意帮助他。半年后，他已经能进行一些最基本的交流，应付工作没有问题了。
除了语言问题，坦达号的培养制度也非常严格。所有见习侍应生必须学习大量课程，包括形态、礼仪、面部表情，以及大量本职工作的具体技能，如何与乘客进行目光接触，如何向乘客展示发自内心的笑容，如何预判乘客的需求，以及如何端茶送水，收拾刀叉，等等。环境的压力和性格的坚韧，让潘濂很快在众多见习生中脱颖而出。一九三七年年底，他成为坦达号的正式三等侍应生。随后的两年内，他的表现日益出众，赢得了同事和上级的广泛好评，一九三九年八月，他离开坦达号，被调往英国贝洛蒙号上工作，并升级为二等侍应生。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是人类历史上的黑暗之日。纳粹德国在德国和波兰边境，自导自演了一场荒唐的剧目。几十名德国士兵身着波兰军装，射击德国士兵，并在次日被铺天盖地的广播大肆宣扬。德国的宣传机构无耻地叫嚣着：忘恩负义的波兰人终于对我们发动进攻了，我们无可奈何，只有拿起手中的武器坚决反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了。
九月二日，懦弱的英国首相张伯伦无聊地向希特勒和他的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德军在九月三日零点没有将部队撤出波兰，英国就会向德国宣战。这个可笑的大个子当然不可能得到他想要的，但他连最后一点尊严也拱手让了出去，希特勒都这么做了，还怕威胁吗？英国向德国宣战后，按照英国法律，国内的和正在国外以及公海上的一切军用、特种和民用船只，一律默认处于被征用状态。如果国家没有命令，一部分民用船只依然能够在指定海域中航行，国家一旦下令征用，这些船只必须立即无条件服从一切改装任务和征用任务。
潘濂所在的贝洛蒙号于一九三九年年底被征用。此前主要负责运送乘客的贝洛蒙号，如今要往返于欧洲和美洲之间，执行战时运输任务，潘濂继续在船上服务。一九四二年以前，贝洛蒙号主要负责从北美洲和南美洲运送各种物资到欧洲，支援欧洲战场。这些物资包括但不限于衣物和粮食。在当时的海上交战公约中，执行贝洛蒙号这种任务的舰船，是被禁止攻击的。一方面是因为这类船只上往往载有许多无辜的平民，但主要还是因为纳粹德国在海战中的相对劣势，让他们没有实力肆无忌惮地发动攻击。但这一切，在德国占领法国后渐渐发生了变化。
德国占领法国后，将法国西海岸和比斯开湾等优良海港进行改造，取代德国稀少和蹩脚的劣质港口，从此，德国有了大量优良的军用入海口，终于可以在海战上与英国一决高下。英国的海战力量在之前始终无敌于世界，但潜水艇的发展和普及，让纳粹德国觅得了先机。他们抓住英国人在海军战略思想上的保守思想，大力发展英国人没有真正予以重视的潜艇战略，制造了大量U型潜艇。仅仅一九四二年，纳粹潜艇就击沉了四百一十七艘盟军各类舰船，给英国和其它盟国海军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一九四二年前后，纳粹潜艇的高光时期。这些潜艇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大西洋的一切角落。当时人们笑称：哪里有海，哪里就有德国人的潜艇，当你以为一切风平浪静时，它们正在海面之下得意地盯着你。而潘濂所在的贝洛蒙号，最终也没有逃过被纳粹潜艇猎杀的命运。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十四点，贝洛蒙号被纳粹德国U-172潜艇的两枚鱼雷击中，船身犹如深埋于地下的超级火药桶一样，瞬间火光滔天。这两枚鱼雷，一枚命中船体前舷，一枚命中船体正中，正是第二枚葬送了贝洛蒙号。
当时的商船和民用船只，由于要经常面临这种突发危险，都在船上增添了救生物资，更多的救生艇和救生食物被放置在船上。但贝洛蒙号遭受的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整艘船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化为灰烬时，解开救生艇，坐进救生船，只是幻想。现实却是大部分船员在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已经被烈火吞噬了，一部分侥幸存活的船员，不是死于后续的爆炸和烈火，就是被迫跳海。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中，在没有物资的情况下，跳海意味着什么，无需多言了。因此，根据当时的海上交战公约，敌军有义务救援俘虏和伤员，但许多纳粹海军没有执行这条公约，而是任其自生自灭。
在贝洛蒙号上的五十五位船员中，潘濂是极其幸运的一位。船体的爆炸没有波及到潘濂，他被困在船舱内，随着贝洛蒙号下沉。在船下沉的过程中，他艰难地打开船舱，在曲折复杂的船体内寻找逃生之路，最后成功冲出船舱。此时，贝洛蒙号即将没入海中，潘濂使尽浑身气力，拼命游离船体，以避开下沉漩涡。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逃生和挣扎，他暂时摆脱了危险。可接踵而至的是绝望：一望无际的大洋，深不可测的恐惧，没有好友，没有同伴，只有海面上漂浮的无数杂物，和贝洛蒙号的最后遗产。
但潘濂的坚韧不拔和永不言弃，再次拯救了他。在踩水的过程中，他镇定了情绪，仔细观察了周围的情况，希望能够找到一块木板，或者任何足以支撑他体重的漂浮物，以避免长期泡在水中导致的体力和体温下降。幸运的是，他找到了贝洛蒙号上的救生木筏：回字形的木筏中央，有一个正方形缺口，用来固定帆。木筏四周的栏杆已经残破不堪，但两个箱子没有损坏。潘濂爬上木筏，打开箱子，里面的东西让他重新燃起信心：一百四十升淡水，各类罐头、饼干、巧克力，甚至还有小刀、信号枪、信号弹、手电筒和航海图，这些都是贝洛蒙号之前准备的救生物资。
此时潘濂解决了两个大问题，又迎来了两个新问题。他找到了救生筏，找到了水和食物，这让他的性命安危暂时得到了保障。然而，几个小时后就会入夜，夜里的海面环境让他担忧，同时，航行方向问题也让他有些苦恼，在贝洛蒙号从事了几年服务工作的潘濂，对于航海却是个新手：他要前往何方？距离陆地多远？食物和水是否足够维持他的行程？怎么利用洋流规划航线？一系列问题同时砸向潘濂，让他有些慌张。
潘濂担忧的第一个问题，没有发生。入夜之后，洋面风平浪静，这意味着随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特殊天气，洋面不会波涛汹涌。但第二个问题，让潘濂伤透了脑筋。他不得不痛苦地发现，自己要在这种艰难的局面下，像一个学生一样，自学一些基本的航海知识。第二天，潘濂检查了食物和水的储量后，大致确定了每日饮食分配。他发现淡水存量不足以长时间维持后，就立刻开始自制蒸馏装置。他将一个塑料瓶的淡水饮用完后，用小刀将瓶子一切两半，又把用来装航海图的防水塑料膜轻轻地平铺在塑料瓶上，在中央放一个硬物，让塑料膜略微下垂，利用蒸馏原理和白天偶尔的雨水，收集淡水。
之后，潘濂开始学习看航海图，经过一番摸索后，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可能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当时自己大约位于南美洲亚马孙河河口以东七百五十公里处。这个距离，意味着他需要拿出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在大西洋上漂流很长时间。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潘濂的毅力和勇气都是匪夷所思的。从十一月二十三日遇险后，潘濂掌握着救生筏的航行方向，一直朝着南美洲驶去。食物快吃完后，他利用木筏上的物品制作了简易鱼竿，又用手电筒中的金属丝制作了鱼钩，钓鱼维持生命。后来，鱼竿不小心被冲走，蒸馏水也无法满足他的饮水需求，身陷绝境的潘濂不得不去捕捉那些偶然被海水溅湿翅膀的海鸟，并且靠着喝鸟血续命。
在孤独漂流的过程中，潘濂也偶然遇见了其它船只，但是这些船只要么就是距离自己太远，没有发现自己发射的信号弹，要么就是见死不救。在漂流中，潘濂亲眼见到纳粹潜艇漂浮在海面上，艇员射击海鸥，但这些人没有救他，而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大洋上独自漂流。潘濂的漂流经历是一个奇迹，他在大西洋上独自漂流了133天后，终于漂到了巴西海岸，被渔民救了下来。此时的潘濂，满脸胡子，身体极为虚弱，早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一九四三年四月末，他被带往巴西帕拉州的贝伦，在医院里治疗了四个星期。住院期间，当地人帮助他联系上了英国领事馆后，他才得知，贝洛蒙号的五十五位船员中，只有十一位存活，他是第十二位。
了解了潘濂的传奇经历后，英国人十分钦佩，他们为潘濂巨大的勇气和超凡的毅力所折服，并在英国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宣传，同时号召人民拿出潘濂的勇气来，投入战斗，对抗敌人。接踵而来的，就是一系列荣誉。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授予潘濂大英帝国勋章，表彰他的超凡表现。后来，潘濂在美国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当时，移民美国正在形成浪潮，潘濂也有这个想法。为了满足他的心愿，美国参议员华伦·马格努森倾尽全力帮助潘濂，游说国会，为潘濂争取通过了一个特别法案，让潘濂踏上了美国国土。
不久后，潘濂获得了美国国籍。一九五二年，他还收获了自己的幸福婚姻，娶了一位洋人妻子，一位美丽的美国女性，两人在婚后育有四名子女。这一年，潘濂三十四岁，之后，他一直生活和工作在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阔别了家人四十多年后，潘濂带着他的美国妻子回到中国，返回当年他习武的故乡，看望亲人。一九八三年，潘濂在一艘美国游轮上，正式退休。在极为富有仪式感和纪念意义的退休仪式上，他穿上了游轮侍应生领班的工作装，向年轻的自己发出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