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北魏对西域的经营与治理
一 北魏时期西域地区的基本形势
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八月，太武帝拓跋焘派遣董琬、高明西使，足迹远至葱岭以西。次年十一月返回后，他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将当时敦煌以西的广大区域（即广义上的西域）中所谓的“十六国”划分为“四域”，即四大政治势力范围。其一为葱岭以东、流沙以西，指的是帕米尔以东的塔里木盆地和天山以北地区，即狭义上的西域，当时属于北方游牧民族（柔然等）的势力范围。其二为葱岭以西、海曲以东，指的是兴都库什山以西、地中海以东地区，属于波斯的势力范围。其三为者舌以南、月氏以北，指的是索格底亚那、吐火罗斯坦和西北次大陆的部分地区，介于上述两大势力之间并直接受到他们势力消长的影响。其四为两海之间、水泽以南，指的是黑海以南、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的地中海周围地区，属于罗马的势力范围。这可称之为公元5世纪30年代一幅十分准确的广义西域政治地图。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狭义上的西域，即天山南北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新疆。
就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绿洲地区而言，魏晋以来由鄯善、于阗、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等城郭大国所构成的主要政治格局虽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南北朝时期鄯善最终走向衰亡，而车师前部则被北凉沮渠氏余裔所灭，从而对西域的政治形势产生了一些局部性的影响。随着鄯善的衰落，且末似乎一度恢复独立，只是在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以后才再度役属于鄯善；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北凉沮渠氏余裔攻破交河城，消灭了车师前部国，吐鲁番盆地从此完全被纳入到了高昌的势力范围，而原隶属车师前部的且弥国也因之恢复独立。即使像于阗、龟兹这样的城郭大国，其有效统治或控制范围也或有缩减。如原属于阗的蒲山国（故皮山国）可能一度复国，后又役属于阗；悉居半国（故西夜国，一名子合）、权於摩国（故乌秅国）和渠莎国（居故莎车城）则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于阗的控制，悉居半国甚至从太延初年（435年）以后不断遣使北魏。姑墨、温宿、尉头等虽然依然役属于龟兹，但也恢复了各自的国号，似乎处于半独立状态。疏勒也在这一时期一度复国。所有的这些现象表明，除高昌外，南北朝时期塔里盆地各绿洲城郭大国的总体统治区域似乎呈现出缩减的趋势，这固然与相邻诸国之间的彼此争斗有关（如鄯善和于阗、焉耆和龟兹），但更与这一时期柔然、高车、嚈哒和吐谷浑等游牧势力在西域的活动有关。
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及其周边地带，诸北方游牧民族的更替勃兴及相互争斗成为这一时期的常态，并对塔里木盆地城郭诸国政局的变化产生直接的影响；由此也造成天山南北的民族迁徙，促进了西域地区的民族融合。
5世纪初柔然在漠北兴起，并在20年代以后势力达于西域，进而开始与北魏展开对天山南部控制权的争夺；车师后部王车伊洛、西凉残余唐和兄弟以及北凉余裔沮渠无讳兄弟在吐鲁番盆地的相互征战的背后，都可以看到两者在西域角力的影子，而北魏和平元年（460年）阚氏高昌建国则是柔然直接插手的结果。此后柔然又攻伐于阗，包括焉耆、龟兹、姑墨以及东道诸国在内的整个西域地区均纳入到其势力范围之内。柔然在西域的扩张，首先导致活动在伊犁河流域一带的乌孙被迫南迁葱岭，在天山以北驻牧长达5个多世纪的乌孙此后不知所终；原游牧于龟兹北部的悦般则乘机北上，占据乌孙旧地，进而联络北魏与柔然对抗。
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柔然属部高车副伏罗部酋长阿伏至罗与其弟穷奇趁柔然惨败于北魏之机，率部脱离柔然的统治西迁车师后部之北，建立高车国，从而取代了柔然在西域的统治。高车立国后即遣使北魏联合打击柔然，并于太和十五年（491年）击杀柔然所立的高昌王阚伯周之子首归兄弟，扶植敦煌大族张孟明为高昌王，进而完全控制了高昌地区。此后，高车又将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部胡人悉数遣于焉耆，并随即大破鄯善，导致其“人民散尽”，大部分鄯善人西奔且末，部分则北走伊吾。
5世纪末6世纪初，游牧于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嚈哒和青藏高原上的吐谷浑的势力也相继进入西域，并与高车、柔然相互征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地区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的局面。504年左右，嚈哒击杀高车穷奇，虏其子弥俄突，导致穷奇所部离散，分别投奔北魏和柔然；506年左右，嚈哒再次征讨阿伏至罗所部，扶植弥俄突为高车王，从而确立了在西域的统治。塔里木盆地的主要绿洲城郭国于阗、疏勒、姑墨、焉耆和龟兹等皆被嚈哒所征服，而焉耆还曾一度陷入“国人分散，众不自立”的局面。吐谷浑在太平真君六年（445年）被北魏击破后首次渡流沙进入西域，其可汗慕利延率部经且末南下于阗，杀于阗王并造成其民众数万人死亡，但次年即从西域退回青海。至5世纪末6世纪初，吐谷浑则真正将势力范围拓展到于阗、鄯善、且末和高昌一线，控制了进出西域的主要门户，其疆域西邻嚈哒控制下的于阗，北接高车控制下的高昌。在此形势下，高昌既是柔然、嚈哒、吐谷浑以及高车等游牧势力往来交通的必由之地，同时也成为各种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以至于高昌王麹嘉不堪各种压力，多次遣使北魏请求内徙。由此足见当时西域城郭诸国面临形势之复杂与险恶。北魏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了对西域的经营与管理。总体而言，北魏对西域的经营与治理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与其自身的盛衰历程基本同步；各阶段也均有自己的特点，从而折射出这一历史期内陆中原王朝、北方游牧政权和西域三者的复杂关系，更反映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一般性规律。
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漠北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珪建立代国，建元登国；同年四月，拓跋珪由“代王”改称“魏王”，是为北魏或后魏。北魏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进称魏帝，是为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期间（386—409年）虽然也曾有大臣上奏，请求像汉朝那样通西域以振威德、致奇货，但当时北魏的主要精力用于南征中原、北伐高车，自然无暇顾及西域。加之拓跋珪认为通西域会造成“海内虚耗”，不仅无利可图反而会加重百姓负担，故并未采纳大臣的建议。此后，包括太宗明元帝朝（409~423年）在内，北魏一直没有采取任何经营西域的举措。
泰常八年（423年）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病卒，其子拓跋焘即位，是为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423~452年）先后“扫统万，平秦陇，剪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基本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北方农业区。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北魏国力大盛，并在与柔然的争斗中开始全面经营西域。
自北魏建立以来，柔然就不断袭掠，一直是北魏的最大威胁。在道武帝和明元帝两朝，北魏对柔然处于被动的守势。拓跋焘即位后，一方面多次亲征柔然，不断削弱其力量；另一方面则逐次消灭了夏国（431年）和北燕（436年），并于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在统一北方的同时也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对北魏来讲，为了彻底解除来自柔然的威胁，进一步经营西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正因如此，北魏与西域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其与柔然关系在西域地区的反映。
从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至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为北魏经营西域的第一个阶段，亦即准备期。在此阶段，北魏在对柔然战争取得优势的基础上，一方面在与西域诸国互通使节的过程中掌握了西域地区的基本态势与诸国的主要情况，另一方面则在太延五年（439年）消灭盘踞河西的北凉政权，为直接经营西域做好准备。从王朝建立（统一中原）、通使联络到打通河西路，是中原王朝全面经营西域前的一般性规律，其直接驱动力往往是为了缓解或解除来自北方（通常是某个游牧势力）的威胁。
太延元年（435年）二月，焉耆、车师等西域诸国首次遣使北魏朝贡，一起前来朝贡的还有柔然的使者。西域诸国首次遣使北魏，与北魏神■二年（429年）四月北伐柔然大获全胜后的形势直接相关。此次北伐由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六路大军展开，柔然可汗大檀焚烧庐舍，绝迹西走，北魏则“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渡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高车诸部也趁机袭杀柔然，导致柔然前后归降者达30余万人，势力大衰。拓跋焘又进一步遣左仆射安原等讨伐高车，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有数十万人。此后，柔然被迫遣使朝贡北魏，双方和亲，北魏则暂时安定了北方，得以全力经营南部，并于神■三年（430年）讨伐夏国，占据关中，直接导致次年夏王赫连定被吐谷浑俘获而亡国。吐谷浑慑于北魏的强盛，遣使上表称臣，并在432年初送所擒赫连定入魏京师平城。北魏一时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为强大的政权，“魏德益以远闻”，所以才有太延元年（435年）二月焉耆、龟兹等国遣使朝贡之举。
鉴于此时柔然的威胁尚未彻底解除，南有刘宋政权，东北有北燕政权，而河西地区仍为沮渠氏北凉所占据，整个北方还未统一，所以太武帝拓跋焘起初对焉耆、龟兹前来朝贡的反应并不是很积极。在他看来，西域诸国自恃地处偏远，内陆大军难至，故“有求则卑辞而来，无欲则骄慢王命”，“若报使往来，终无所益，欲不遣使”。但北魏有关官员则上奏指出，西域诸国不畏路途险远前来朝贡，理应有所回应，以免抑制他们将来入朝的积极性。拓跋焘最终采纳了臣下的意见，在是年五月先后“遣使者二十辈使西域”，但均受阻于柔然，其中王恩生、许纲所率领的首支使团便为柔然所执后遣返。尽管柔然不会容忍其他力量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在太延二年（436年）又“绝和犯塞”，但是这些并未能阻止北魏继续经营西域以及西域诸国遣使朝贡。
与焉耆、龟兹等西域诸国太延元年（435年）二月首次遣使北魏时与柔然一同前来不同，鄯善和粟特分别在当年六月和七月独自遣使朝献，表明西域诸国已开始试图借助北魏的影响摆脱柔然的控制。太延二年（436年）八月，北魏再次“遣使六辈使西域”，成功突破柔然的阻隔，其中又以董琬、高明使团的成效最为显著。
董琬、高明使团应该在太延二年（436年）八月从平城出发，经河西沮渠北凉领地，并在北凉向导的护送和导引下过流沙，进入鄯善，再沿丝路北道西行，经北道各城郭诸国后北上至伊犁河流域的乌孙。董、高使团此行携带大量锦帛，对沿途西域诸国多加招抚和厚赐，并奉诏可前往所谓的“便道之国”。乌孙王对北魏使团的到来十分欢迎，还告知董琬说：“传闻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但患其路无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国，副其慕仰之诚。”董琬接受了乌孙王的建议，亲自前往破洛那国（今费尔干纳），派遣高明出使者舌国（今塔什干），此两国实际上是粟特人的领地；乌孙王则为他们提供了向导和翻译人员，引导魏使顺利抵达此二国宣诏慰赐。太延三年（437年）十一月，董、高使团回到京师，随同他们前来北魏朝贡的西域诸国达16个之多。在北魏所派遣的各使团中，董琬、高明使团行程最远，宣慰区域最广，招抚国家也最多。除此之外，他们在回来后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向北魏朝廷全面介绍了西域、中亚、南亚、西亚甚至欧洲地中海区域的基本政治格局和道路交通状况，为北魏进一步经营西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董、高使团外，北魏此次派出的其他使团也取得了成效。太延三年（437年）三月，龟兹、悦般、焉耆、车师、粟特、疏勒、乌孙、渴槃陀、鄯善等九国的使节也分别遣使朝献，基本涵盖了天山南北的所有城郭与游牧国家，显示出北魏在西域影响的广泛性。此后，西域诸国“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北魏派出的使团也达到数十个之多，有些使团甚至远至天竺和罽宾。北魏与西域的联系日渐密切，其在西域的影响也日渐广泛。
北魏与西域之间的频繁使节往来不仅引起柔然的不满，也使沮渠北凉政权感到忧虑。北魏与柔然的关系则再度影响到了北凉和西域一些国家对北魏的态度及其与北魏的关系。由于柔然“绝和犯塞”，拓跋焘在太延四年（438年）亲率三路大军再次征伐，但不仅无功而返，且因漠北大旱损失很多军马。柔然则借机四处夸大北魏的此次失利，并遣使西域诸国声称：“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为强，若更有魏使，勿复恭奉。”一些不明就里的西域政权对北魏遂有贰心，而北凉王沮渠牧犍也开始怠慢北魏的使者。使者还朝将上述情况汇报以后，早有灭凉之心的拓跋焘于是决定讨伐北凉，目的还是要在稳固与西域联系的同时，最终实现其统一整个北方的志向。
太延五年（439年）三月，嫁给北凉王沮渠牧犍的拓跋焘之妹威武公主，被牧犍嫂李氏和牧犍姐姐合谋毒杀。此事成为北魏出兵北凉的导火索。在北魏所列出的沮渠牧犍十二桩大罪中，还包括有“切税商胡，以断行旅”；“扬言西戎，高自骄大”；“北托叛虏，南引仇池”和“备防王人，候守关要”等。显然，北凉垄断丝路贸易，对西域诸国妄自称大，且勾连柔然防备北魏，这些是北魏太武帝所无法接受的。是年六月，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大军征伐北凉，沮渠牧犍虽然向柔然求救并婴城自守，但终为北魏大军所败，九月城破出降，北凉亡。太平真君元年（440年）北凉余裔沮渠无讳兄弟据敦煌复叛；次年（441年）太武帝先遣使拜无讳为凉州牧、酒泉王，然后又派大军讨伐，逼迫无讳兄弟渡流沙入西域，北魏从此完全控制了河西地区，彻底打通了通西域的道路。
不仅如此，北魏灭北凉并驱逐北凉余裔沮渠无讳兄弟，还导致了442年西域政局的一系列连锁变化。首先北凉余裔沮渠无讳兄弟在北魏的逼迫下渡流沙占据鄯善，并以此为据点扶植鄯善，继续阻隔北魏通西域。其次，柔然所立的伊吾王唐契在沮渠无讳被驱逐后意欲归降北魏，东归河西故里，导致柔然的阻挠和追击，唐契被迫转而西进高昌。为了抵抗唐契的进攻，高昌太守阚爽转而向占据鄯善的沮渠无讳诈降求救，最终导致沮渠无讳趁机进占高昌，阚爽逃奔柔然。北魏经营西域的第二个阶段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三 经营与治理期：从军事征伐到军政管理
北魏经营与治理西域的第二个阶段为军事征伐和军政管理期，时间从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年）至正平二年（452年）。作为打击柔然战略的一部分，北魏在此阶段两度出兵征伐西域，先后征服了鄯善以及焉耆和龟兹，并在鄯善实行郡县制管辖，设置鄯善镇和焉耆镇军事镇守，其战略意图还是为了断柔然右臂，彻底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
沮渠北凉灭亡后，北凉余裔沮渠无讳遣其弟安周渡流沙，进击鄯善。鄯善王比龙起初虽然听从北魏使者的建议抗拒安周，但终因恐惧而率众西奔且末，其世子降，成为北凉余裔的傀儡。沮渠安周占据鄯善后，鄯善人在其裹挟下经常劫掠北魏使者，而此时作为西域之门户的鄯善也有“唇亡齿寒”之感，乃隔断北魏通西域的道路，致使“西域贡献，历年不入。”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四月，太武帝拓跋焘在征讨吐谷浑的同时，遣成周公万度归征伐鄯善，打开西域之大门。
万度归领命后率领能征善战的凉州兵先到敦煌，留下辎重，带领轻骑五千渡流沙，快速进入鄯善境内。鄯善对于突如其来的北魏大军并无防备，当时“人众布野”，而万度归则敕令吏卒不得袭掠民众。面对军纪严明北魏军队，鄯善守边士卒深受感动，纷纷投降，鄯善王真达也自缚出降。北魏首次征讨西域，便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鄯善。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八月，万度归在留兵屯守鄯善后，携真达归朝复命。太武帝大悦，厚待真达，但并未准其还国，而是留在京师。北魏从此开始直接统治并管理鄯善，屯垦戍守。
为加强对鄯善的统治，北魏在太平真君九年（448年）五月，又任命交趾公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守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这不仅是内陆中央王朝首次将郡县制度在鄯善推行，也是北魏在西域设立军镇之始。鄯善成为北魏进一步经营西域的基地。
鉴于焉耆“恃地多险”，经常剽劫北魏使节，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又派遣万度归发动对西域的第二次征伐。万度归大军此次依然率五千骑兵轻车简从，主要依靠沿途取食。在进入焉耆境内后，万度归首先攻取了其东境的左回、尉犁二城，进逼焉耆都城员渠。焉耆王鸠尸卑那派四五万人出城据险抵抗，但被万度归所破；鸠尸卑那单骑逃入山中，万度归则进屠员渠城，焉耆全境就此降服，时在当年九月。鸠尸卑那见归国无望，就只好逃往龟兹；龟兹不仅收留了他，还以其为婿，厚加优待。十二月，万度归又奉诏率一千骑兵征讨龟兹，大破三千龟兹兵，虏获大量驼马而还。
与兵不血刃占领鄯善不同，万度归大军此次征伐焉耆和龟兹多经战阵；在焉耆攻克了左回、尉犁和员渠三座城池，不仅屠员渠城，而且还掠夺了大量财物，其中珍奇异宝不计其数，骆驼、牛马等牲畜数以万计，给当地的人力和财力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此，太武帝命万度归招抚焉耆民众，并在449年左右在焉耆设立军镇镇守。鄯善和焉耆两个军镇的设立，不仅是北魏经营西域的重要举措，更是全面打击柔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北魏继续向西域广派使节，借以在葱岭东西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为打击柔然寻求更广泛的支持。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哈勒德伊基什（Haldeikish）地方洪扎河谷畔的所谓“洪扎灵岩二号”岩刻群中，发现有“大魏使谷巍龙今向迷密使去”的汉文石刻题记，即是444~453年间北魏使者谷巍龙奉命出使迷密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途径此地所留下的。
在北魏经营西域的这个阶段，尤其是第二次征伐过程中，悦般和车师的配合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悦般、车师和北魏都面对着共同的对手柔然，这是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根本原因。游牧在龟兹以北的悦般原与柔然结好，悦般王曾率数千人至柔然欲见大檀可汗，但因厌恶其部人污秽而返，从此与柔然结仇，相互之间多次发生战争。太平真君九年（448年），悦般多次遣使北魏，甚至要求与北魏一起东西夹击柔然；作为回应，太武帝拓跋焘几乎在遣万度归讨伐焉耆同时，命淮南王为前锋，率大军袭击柔然。但双方的此次联合军事行动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此后不久悦般西迁欧洲，从此退出西域的历史舞台。
车师是最早遣使北魏的西域城郭国之一，当时也面临着亲柔然的沮渠北凉余裔的威胁，双方多次互相征战。延和年间（432~434年），北魏授其渠帅车伊洛为平西将军，封车师王。太平真君三年（442年）以后，车伊洛与逃奔高昌的沮渠无讳多次作战，曾先后招纳在争位中失利的沮渠无讳之子沮渠乾寿所率五百余户送达北魏京师，流寓高昌的李宝之弟李钦所领五十余人至敦煌，并与唐和联合击破沮渠安周，斩首三百。太平真君九年，太武帝遣万度归征伐焉耆，命车伊洛与唐和从东部配合。车伊洛派其子车歇留守，自己则亲率大军攻破焉耆东部七城，虏获二百人，骆驼千头以及马千匹，并向北魏献金百斤。沮渠安周却趁车伊洛伐焉耆、车师空虚之机，引柔然三路大军围攻车歇。车歇虽然据城固守，但因久无援军，终被沮渠安周与柔然联军攻破城池，只好逃奔车伊洛。车伊洛亡国，无家可归，只得收集余众一千多家到焉耆镇安身。太武帝下诏抚慰，并下令开焉耆仓赈济车师饥民。正平元年（451年），车歇因“固守城邑，忠节显著”，奉诏与其弟车波利等十余人入朝；次年车伊洛本人也到北魏京师朝贡，北魏赐给他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将军，依然享有车师王的称号。车伊洛家族从此留居内陆，成为北魏臣民。
从征焉耆的唐和曾攻下焉耆东境的波居罗城，后又与万度归一起征伐龟兹。万度归回朝后，令唐和镇守焉耆。唐和在任期间平定了柳驴城戍主乙真伽等胡将的叛乱，导致“诸胡款附，西域克平”，为北魏经营西域立下大功。正平元年唐和入朝，受到北魏的优宠。北魏对西域的经营与管理就此达到极盛。但是随着次年太武帝拓跋焘去世，北魏的势力逐渐退出西域，其对西域的经营也随即进入到了第三阶段。
四 消退期：从内乱到退出
北魏经营西域的第三阶段为消退期，时间从兴安元年（452年）至永熙三年（534年）北魏灭亡。在此阶段，由于太武帝常年对外用兵，造成北魏国力虚耗，内部矛盾不断，此后其主要精力忙于内部社会治理；加之柔然再度复兴和南朝政权的牵制，使得北魏在经营西域方面与前一阶段相比明显消极，除了曾与柔然争夺伊吾，招纳高昌内附外，在大多数时间里只满足于与西域互通使节。
正平二年（452年）二月，太武帝为宗爱所杀，北魏陷入争夺皇位的内乱，直到同年十月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可能在此前后，北魏罢焉耆、鄯善二镇，势力开始退出西域，柔然则趁机再度控制西域。太安二年（456年）八月，文成帝巡猎河西，遣敦煌镇将、平西将军、渔阳公尉眷北击依附柔然的伊吾，攻破其城并获得大量战利品后而还。北魏的此次军事行动虽意在打击柔然在西域的势力，但实际上并未占据或控制伊吾，故仍属袭扰的性质。文成帝在位期间（452~465年），前来北魏朝贡的西域城郭国中只有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疏勒和于阗，这从一个侧面也显示出其北缘的龟兹、焉耆、高昌和伊吾等处于柔然的控制之下。在此时期，北魏既无第一阶段的每岁动辄向西域遣使数次乃至数十次之多，也无第二阶段的积极进取和镇戍管理，其与西域的关系开始呈现出消退的态势。但是于阗却通过联姻与北魏一直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于阗国可能在太安三年（457年）将一位名叫“仙姬”的公主嫁给魏高宗文成帝，而这位长寿的于阗公主直到孝昌二年（526年）才以90岁高龄去世。
正是因为与北魏有这层特殊关系，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和皇兴元年（467）、二年（467年），于阗连续遣使朝贡，很可能是受到了来自柔然的压力而前来求援。尉眷之子尉多侯当时被封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羌戎校尉、敦煌镇将。他就任后曾上表要求率轻骑五千，西入于阗，采取“因敌取资”的策略平定西域诸国，但是献文帝并未采纳他的建议。献文帝在位期间（466~471年），前来朝贡的城郭国只有于阗，北魏与西域的政治关系进一步疏离，柔然的影响则进一步扩大。史称“西域诸国焉耆、鄯善、龟兹、姑墨、东道诸国（包括高昌、伊吾等）并役属”柔然，而于阗则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被柔然彻底征服的城郭国家。这大致反映了当时西域的基本政治态势。
延兴元年（471年），年仅5岁的孝文帝拓跋宏受禅继位，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即冯太后）实际听政；是年，北魏册封征东大将军、南安王拓跋桢为假节、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领护西域校尉，镇凉州，似有经营西域的意图。但是柔然却在延兴二年（472年）至延兴四年（474）间连年入寇敦煌，迫使北魏群臣甚至主张放弃敦煌。面对柔然的不断袭扰，当时仍在敦煌的尉多侯在大破柔然的袭扰之后，再次上疏要求北取伊吾，阻断柔然通西域的道路，以彻底解除其对敦煌的威胁。孝文帝虽然很赞赏尉多侯的计策，但苦于东部多事，难以抽出力量而作罢。
太和十一年（487年）柔然属部高车副伏罗部叛离，并在首领阿伏至罗的率领下西迁焉耆北建国，柔然开始对西域的政局失控。在此背景下，柔然统治下的伊吾戍主高羔子于次年（488年）十二月率众三千，以城内附北魏。北魏的势力由此进入西域，而伊吾也成为这一时期北魏经营西域的主要据点。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孝文帝对内忙于稳定政局和民心、实行汉化改革，对外则发动征伐南齐的战争，无暇顾及西域。此后柔然和高车为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相互征战，处于夹缝中的高昌王马儒为求自保，在太和二十一年（497年）遣使北魏请求举国内徙。孝文帝派遣明威将军韩安保前往迎接，并打算划出伊吾五百里之地予以安置，借以强化对西域门户的控制，但终因高昌迁往内陆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加之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此事不仅无果而终，坚持内徙的高昌王马儒反而为国人所杀。孝文帝在位期间（471~499年），龟兹、高昌和高车也加入到了遣使北魏朝贡的行列中，北魏与西域的关系虽然有所加强，甚至有控制伊吾并以此为据点招纳高昌的实际举措，但是所有的这些成就都是在西域政局变化的情况下被动取得的，并非是其积极经营西域的结果。即使在上述有利的形势下，由于北魏主要精力在南征，依然没有充分利用而有所作为，招纳高昌失败也说明了这一点。宣武帝继位后，北魏的经营西域的消极态度依然在延续。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在南征北还途中病卒，太子元恪继位，是为宣武帝。此后北魏继续忙于对南朝用兵，除了仍然控制着伊吾外，在经营西域方面几无任何积极举措，只是与部分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郭国保持着遣使朝贡的联系。正平四年（507年）前后，嚈哒、高车与柔然围绕着争夺对高昌的控制权展开了一系列的混战，不堪诸游牧势力多重压力的高昌王麹嘉于永平元年（508年）遣使北魏，请求内徙并“乞师迎接”。北魏遣龙骧将军孟威率三千凉州兵至伊吾迎接，但双方因错过约定的时间而最终各自无果而返。此后，虽然高昌仍然继续遣使朝贡，北魏除了遣使诏劳、册封外却再无派军迎纳的举措。正光三年（510年）麹嘉遣使朝贡，宣武帝派遣孟威前往招抚；延昌年间（512~515年），又册封麹嘉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北魏视麹嘉为魏臣，双方在这一时期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对麹嘉私自称王也无可奈何。宣武帝在位期间（500~515年），于阗、疏勒、罽宾、高昌、龟兹以及更多的葱岭以西诸国都曾多次遣使朝贡，但每次遣使的背后都可以见到嚈哒、高车等游牧政权的影子。其中延昌年间，北魏派遣高徽出使嚈哒对西域诸国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中亚破洛侯（那）、乌孙等国因之献名马。
孝明帝熙平初年（516年）和神龟元年（518年），北魏先后两次明确拒绝了高昌的内徙请求。正光五年（524年）六镇起义和关陇起义爆发，北魏全面走向衰落，直到永熙三年（534年）分裂和灭亡，更无任何经营西域的积极举措。尽管如此，包括高昌、疏勒、罽宾、高车、嚈哒等西域诸国依然遣使不断，其中嚈哒更是几乎连年朝贡。
对于柔然和高车的势力交替勃兴、争夺西域的态度和政策，北魏凉州刺史袁翻的建议颇具代表性。他在神龟末年（520年）安置柔然归降可汗阿那瓌、婆罗门的奏议中指出：“高车、蠕蠕迭相吞噬。始则蠕蠕衰微，高车强盛，蠕蠕则自救靡暇，高车则僻远西北。及蠕蠕复振，反破高车，主丧民离，不绝如线。而高车今能终雪其耻，复摧蠕蠕者，正由种类繁多，不可顿灭故也。然斗此两敌，即卞庄之算，得使境上无尘数十年中者，仰此之由也。”所以，在无力彻底解除北方威胁的情况下，北魏对柔然和高车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平衡与相互牵制的策略，使双方保持互斗的局面，一方面借此削弱两者的势力，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平衡与牵制保护北部边境的稳定与安全，达到所谓“安边保塞”之目的。但在这种策略的支配下，北魏事实上在西域地区自然也难有任何大的作为。
五 经济联系与文化纽带
北魏一代，其与西域的政治关系或因内外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起伏，但是双方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却一直在平稳而持续地进行。以佛教为纽带，西域高僧东行弘法和内陆僧侣西行求法，促进了北魏和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内陆佛教也因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十一月，临朝听政并倾心佛法的胡太后曾派王伏子率宋云、法力、惠生等前往西域访求佛经，获得大乘妙典170部。这支求法使团在经过于阗以东的捍■城（今于田县与和田市之间）时曾见到数以万计的经幡，其中一半以上为经过此地的北魏人所奉献，时间多集中在太和十九年（495年）、景明二年（501年）和延昌二年（513年）。北魏与西域佛教文化交往之频繁与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该使团除了携带大量经幡和锦香囊外，还携带诏书，在所经诸国也多有诏抚活动，故其使命不仅为求法，还兼具政治和外交任务。使团成员中的王伏子、宋云的任务主要是联络西域诸国，宣扬北魏之威德；沙门法力、惠生的任务则是为了求取佛法。此外，正光元年（520年）以后高昌王麹嘉不断遣使朝贡，甚至上表求借《五经》、诸史等儒家经典与史籍，并延请北魏国子助教刘燮为高昌博士，获得了孝明帝的许可。正是因为有这些所谓的“汉魏遗黎”流寓西域，内陆汉文化也得以在高昌传播。至于经济上，受丝路贸易丰厚利益的驱使，更是有大量的西域商胡持续、不间断地往来于丝路之上，所谓“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很多西域胡人也因此在这一时期留居内陆。以魏都洛阳城为例，北魏将这些归附的西域胡人安置在城内崦嵫馆，并赐宅慕义里。当时在洛阳城居住的东西夷人多达万余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应是西域胡商。在这一时期政治形势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情况下，西域与内陆持续不断的经济与文化联系，成为维系双方一体化的基础。这也是西域与内陆尽管时分时合，但终归一统深刻原因。限于篇幅，有关北魏与西域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内容在此不赘。
本文原刊于《西北民族论丛》
作者简介：王欣，男，1966年生，民族学博士，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现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西部边疆民族宗教问题等领域的研究；曾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国家级项目5项，出版学术专著5部，发表论文80余篇；获得教育部和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5项。学术兼职主要有：教育部民族学教指委委员，国家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