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属于谁的故事,女性作家怎么做?

作者:Cameron Laux

译者:Anna

校对:LITCAVE工作室

配图:Online

这里是文穴的翻译局,今日分享的是BBC文化频道作者卡梅伦·劳克斯(Cameron Laux)的文章,由Anna为大家翻译,仅供学习分享。

在过去的一年里,女性作家的作品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文章中对个人政治性的探索在写作中是十分特别的,并经常与自传相结合。文章形式通常被认为是客观的,在女权主义者们看来,女性主体通常容易被排斥在外,并且需要被放回。女权主义如今正在接受并适应着对个人政治性进行探索的传统智慧。

常言道,「个人的即政治的」,这句话如今找到了一个确实激动人心的应用。在2019年发表的女权主义女性作家的文章将严密的分析结合大胆地举动融入自传内外。个人的观念粗鲁强硬的挤入了普遍的社会话语中,这改变了粗鲁的定义。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人格被创造出来了。

译者注:个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是一句经典的女权主义的口号,表明女性所受 的压迫不单为私人问题,而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正如瑞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2017年《问题之母》(The Mother of All Questions)中所说的「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告诉我们如何来做一个女人,置于其中的艺术在于我们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女权主义也在不断地动摇男性化社会的状态,即使这种状态一开始看起来就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接受索尔尼特的建议,去拒绝那些愚蠢、乏味的旧问题。

2019年,蕾切尔·卡斯克出版了一本名为《考文垂》的散文集,这本书涵盖了她近十年的工作内容。每次当我看到卡斯克出版的新书,都觉得很激动人心。尽管她可以算作是一位文学巨匠,但她却很少获奖,但这也可能是因为她故意避开各种奖项。「她曾经开玩笑说,她已经习惯做伴娘,而不是新娘了。」

卡斯克极具代表性。她的职业生涯始于一系列文笔优美、相对传统的小说。但当她开始写自传的时候,她才开始真正的火起来。

自传的第一卷是对母性的真诚审视,而且确实真诚。她写道,「当我成为一名母亲的时候,我私生活的每个一角落都在被打破重建。」能让她为这件事烦恼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她没有以那种「正确」的方式成为「母亲」。

第二卷是关于将一副画着一个女人站在晃动着的地面上的肖像画在艺术评论中伪装成杰作的故事。

第三卷是对离婚带来的后果的审视,这一卷中她对自我的回避确实有点过了头。她写道,别人所谓的「残忍」,她却称之为「自我批评的准则」。第三本书得到了十分不好的反响,她思忖着:「创造性死亡……我陷入了无尽的沉默。」在人们对她的这些指责中最残忍的是说她残忍。

2019年,女性发表的有影响力的文章数量激增

极其嘲讽的是,在她最新的的《纲要三部曲》中,她却保持着沉默和被动。菲,这些小说中的反派女主人公,就像一根收音机天线,吸收并忍受着她周围一切有关于「暴力」的细节,并且不做丝毫回应。这种毫无个性的性格让她周围几乎所有人都感到安心,尤其是男人,他们无法拒绝这种女性。

菲并不是什么人物,但卡斯克的生活却以戏谑的方式被编排在她身上,这也绝不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目的。在《考文垂》这本随笔书的前言里,卡斯克思考了被非人对待是什么感觉,并觉得能够找到其中一种解脱方式。在《纲要三部曲》中,女性气质内爆成为一颗中子星,隐形,却对接近它的一切事物的本质产生了吸引力。这种影响是深远的,令人惊愕的,也是自由的。

“MeToo”不是女性发声的开始,而是人们倾听的开始——丽贝卡·索尔尼特

丽贝卡·索尔尼出版了散文集《这是谁的故事?》(Whose Story Is This?)到2019年为止,她在几十年都是一名优秀的散文家一名优秀的散文作家有几十年了,同时她也是在世的最杰出的女权主义作家之一。除了性别政治,她还写过许多其他主题的文章;她是一位环保主义者,政治活动家,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她也是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她最著名的一篇文章是《爱说教的男人》(2008),这篇文章催生了「男人说教」一词。

《纽约时报》记者Jodi Kantor和Megan Twohey创作了一本书,名叫《她说》,这本书讲述了哈维·韦恩斯坦的丑闻。

她的愤怒似乎有所缓和,也许是因为女权主义在过去几年里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索尔尼特在她2019年出版的书的开篇文章中谈到了女性是如何被否定,并被简化为以男人为主的故事中的一个脚注的。这个视角就是卡斯克的武器。女性正在努力掌控自己的故事,扩展她们的人格。「改变谁讲故事,谁决定这个故事,就是改变这是谁的故事,」她说。新的故事正在诞生;但同样重要的是新观众。她注意到,「MeToo不是女性发声的开始,而是人们倾听的开始……衡量这些声音和故事的力量的一个标准是,其他人有多疯狂地试图阻止它们。」

说到这一点,乔迪·坎特(Jodi Kantor)和梅根·图伊(Megan Twohey),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爆出了哈维·韦恩斯坦的丑闻,并根据他们自己的看法于今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她说》的书。他们的调查工作赢得了普利策奖。这本书详细剖析了韦恩斯坦是如何利用他周围的公司和法律框架让受害者们噤声,「操纵、施压和恐吓女性」,以及他如何试图在《纽约时报》中使用同样的手段,直到最后一刻。「保密协议」正成为了那些想要剥夺女性的个性,阻止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男性恶魔们的合法工具。很快,这件事在社交媒体中爆炸性的传播开来。

“忏悔”这个词经常被提到,就好像提到它就是一种对罪恶的悔过,甚至能够净化它

爱尔兰作家艾米丽·派恩谦逊的勇气和清晰的思路深深的让我着迷。《自我笔记》是她的「个人随笔」类的书,评论家们对其大加赞赏——他们说这本书会使我流泪,事实也的确如此。她决心写一些「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邀请我们进到她的脑海中,并由她来保持我们这一趟航行的稳定。在描写她的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毁灭的父亲的一章中,她在书中说:「我需要写我自己的故事。」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父亲安排好的轨道上度过。

派恩的话具有变革性。「忏悔」这个词通常在这些时刻被提出来,这仿佛是一种个人模式,最近尤其是被女性使用,是一种对罪恶的忏悔,就像是一个催吐过后擦干嘴巴继续若无其事生活的人。但派恩不想赎罪,她整合了故事中的隐藏部分,并将自己置于其中。

在《魔镜》中,贾托伦蒂诺写到了身份、互联网和女性气质。(资料来源:埃琳娜马德/企鹅兰登书屋)

到目前为止,我今年读过的最激动人心的散文集是贾·托伦蒂诺(Jia Tolentino)的《诡计之镜:自欺反思》(Trick Mirror: Reflections on Self-Delusion)。她是31岁的美菲千禧一代,曾为女权主义网站The Hairpin和Jezebel工作,现在为《纽约客》撰稿。她用自己强大的思维来应对那些与晚期资本主义及互联网有关的身份问题。她的标志性做法是深入挖掘事物「互联网的架构、女性自我优化作为一种营销形式、美国的骗局文化」,然后毫不留情地对它们进行细化进行区分。虽然她是「数字土著」,也很喜欢社交媒体,但她说自己在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屏蔽应用的软件,让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

译者注:TheHairPin是一个关注大众兴趣的女性网站,由Edith Zimmerman和Jane Marie共同编辑。该网站上的所有话题均是针对女性读者策划和撰写的,每天都会有值得阅读的文章话题。

Jezebel是掴客媒体公司旗下的女性主义时尚博客,于2007年5月21日由安娜·福尔摩斯创办,同时她也是该博客的主编。Jezebel致力于服务女性群体,口号是“名流、性、女性时尚、没有粉饰”,根据福尔摩斯的说法,就是为了避免说“女人的事情,女人的体重”。该博客自创立以来,好评如潮,当然也不免有些争议,在跌跌撞撞中不断前进。

如果今年的女权主义主张让个人进入政治,那么托伦蒂诺提出了质疑,个人在数字时代是如何构建的?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个人信息真的是私人行为吗?还是仅仅只是企业的操纵行为?「MeToo」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互联网的魔镜所创造的一种现象吗?我们是如何被鼓励包装和表现自己,这么做是为了谁?在她看来,女权主义正处于「意识形态识别」的危险之中。

奥德尔·洛德的著作《扎米》(1982)和《局外人妹妹》(1984)最近重新发行(资料来源:企鹅出版社)

托伦蒂诺提到了「在自己败坏的道德的尽头」。在她看来,挑战正如她所看到的,即如何能在千禧年穿过去。她似乎并不相信世界是可以被治愈的,但她的不可阻挡的智慧和绞架式的幽默却戳破了这一观点。

在2019年还出版了许多其他杰出的女性散文集:所有的都具有强烈的「个性化」,但这种个性的出现是一个彻底的重新定义的过程。米歇尔·茶(Michelle Tea)是一个凶猛、原始、满嘴脏话的在逃情报人员,她将我们带进《反回忆录》中。这本书书名颇具讽刺意味:这源于有一次她谈到自己对佛教产生了兴趣,但后来意识到这涉及对自我的否定,她说「我拒绝放下我的故事情节。」

萨曼莎·伊尔比(Samantha Irby)在她的博客Bitches Gotta Eat上写下了她的生活,「把黄金变成了更多的黄金。」她的散文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面》脚踏实地、令人捧腹、犀利如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本是梅根·道姆(Meghan Daum)的《万物的问题》(The Problem with Everything),这是一部关于文化战争以及身份政治如何开始吞噬自身的有趣文集。只有道姆才有勇气写这样的书——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思想家,一个不可言说的大师「这是她另一本文集的标题」。

作家奥德尔·洛德称自己是「黑人,女同性恋,母亲,战士,诗人」。

企鹅出版社今年再次出版了《局外人姐妹》,这本书收录了奥德雷·洛德的散文。她称自己是「黑人,女同性恋,母亲,战士,诗人」,并坚定地以诚实的个体作为她的政治立场。由于她那奇怪的、抒情的、发自内心的散文,人们将她定义为女权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的代表之一。在一篇文章中,她问道:「你会如何使用你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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