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历经四变

江南文化讲堂”在上博开讲，熊月之、赵丽宏、谷娴子共话江南文化的前世今生日期:2020年05月26日 21:56:39 作者:本站编辑5月25日，“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在上海博物馆揭幕。同一天，“江南文化讲堂”第一季第一期于晚7点在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开讲。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权衡，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汤世芬等出席了首讲，讲堂首讲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任小文主持。本期讲堂邀请了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和“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内容策划、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谷娴子，三位嘉宾分别围绕“江南文化发展与海派文化、红色文化诞生”“江南的柔和刚”以及“从'江南文化艺术展’谈江南文化”等展开阐述与讨论。

熊月之阐述了江南文化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历经四变，分别是西晋永嘉之乱的“衣冠南渡”、“靖康之变”后的宋室南迁、明清的海禁政策、鸦片战争以后的五口通商。江南文化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开放包容，择善守正；务实创新，精益求精；崇文重教，坚强刚毅；尚德重义，守望相助。这些特点在近代上海，融合了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某些特点，如岭南文化、八闽文化、湖湘文化，吸纳了西洋文化的某些元素，经特大城市的集聚升华，形成了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共同孕育了上海红色文化，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荟萃八方英豪、出版党刊、武装斗争，这些都是与上海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映射出上海红色文化中的海派元素。如果将海派文化比喻为立在江南文化大地上的高原，那么，上海红色文化则是这座高原上的高峰。

赵丽宏认为，江南的人文风尚和文化特质，应该是刚柔相济的。如果说江南的城市，都给人一种柔美的印象，但他心中的江南是坚毅勇敢的先祖大禹的故乡，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的故乡，也是现代女杰秋瑾和文豪鲁迅的故乡，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最有风骨的人物，都裹挟着勃勃英气，无法和一个“柔”字连在一起。他觉得现代上海在不少文人的笔下，是一座女性气质的阴柔的城市，似乎缺乏阳刚之气，其实这也是对上海的一种误解，回顾近代历史，上海也留下不少激荡着英雄气概的篇章。“八一三”抗战，淞沪抗战，面对侵略者，军民团结，万众一心，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至今还留着八百壮士的血迹。

在谷娴子看来，如今的“江南”二字很多时候已经超越地理区域概念，她更像是一个形容词，象征着温润、富庶、精致等诸多美好。她分享了上海博物馆“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的策展理念和过程，自2018年市委、市政府印发《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来，上海博物馆积极响应，开始进入“江南文化艺术展”的筹备，直至开幕。“江南文化艺术展”精选197件（组）江南文化的代表性文物，侧重文物阐释，呈现江南艺术，讲述江南历史，表现江南基调、江南性情、江南人物、江南风尚和江南气度，是一次饱赏江南文化艺术的盛宴。此外，她参照展览五大板块，挑选了战国早期的越王者旨於睗剑、东晋王羲之的秋月帖页、良渚文化玉权杖、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拓片、现代颜文樑的油画黄浦江夜航图等10件展品，希望能与大家一起感悟文物背后蕴含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讲堂”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上海博物馆共同推出的公益性文化品牌项目。讲堂将聚焦江南文化主题，聚合海内外特别是长三角区域江南文化研究力量和知名社科、文博专家学者，以“史”为线索，讲授江南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内容，集中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深入挖掘江南文化的精神特质，积极传播江南文化创新发展理念，营造全社会关注江南文化的浓厚氛围，努力服务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同时，让广大市民群众进一步了解江南文化，走进江南文化，弘扬江南文化，共同参与“上海文化”品牌建设。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权衡表示，近年来，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全市各方和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下，市社联组织相关专家开展江南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对江南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有着一致认同，江南文化学术研究成果日益繁茂。全市也成立了上海江南文化研究联盟。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上海博物馆将携手并肩，努力把“江南文化讲堂”打造成为江南文化研究联盟的品牌性交流平台和培养江南文化研究宣传后续力量的成长平台，为服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据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汤世芬介绍，“江南文化讲堂”作为公益性文化品牌项目，每季（1季周期为1年）至少举办10期活动，待疫情稍缓，讲堂系列活动将逐步向广大市民开放。上海博物馆将按照时代性、创新性要求和展示成果、培养人才的宗旨，整合资源，搭建平台，研究好、挖掘好丰富的江南文化资源，利用好丰硕的学术和文博资源，推进江南文化研究成果的传播转化，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切实把“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资源转化成为品牌建设源动力，助力长三角区域成为全国转型发展的“主引擎”、创新发展的“主阵地”，以此推动新时代江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编辑：陈瑜责任编辑：杨逸淇*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江南文化历经四变日期:2020年06月03日 22:04:55 作者:熊月之江南文化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历经四变。先秦时期，江南地区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落后于中原地带。其时江南，夏日溽热，冬天酷冷，沼泽遍地，野兽出没，人口密度仅及河南西部地区的二十分之一。这一情况到两汉时期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东汉末年，群雄纷争，天下大乱，中原百姓流离失所，纷纷渡江南下。江南地区开发加快。孙吴政权中的许多功臣名将，便来自中原及江淮一带，如周瑜、鲁肃、张昭等。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引起人口更大规模的迁移。从西晋末年至南朝后期，约有百万北方人迁移南方。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北方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中原文化，大幅度地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发展。南朝中期，江南已是一派繁荣气象，经济发展，文化昌盛，不但拉平了与北方的差距，而且很多方面驾而上之。建康（南京）、广陵（扬州）、京口（镇江）、山阴（绍兴）等，都是天下闻名的都会。孙吴、东晋与南朝宋齐梁陈，均建都建康。江南文学、绘画、书法、雕刻等，均独树一帜。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著名的“衣冠南渡”，是江南文化第一次较大变化。隋唐时期，江南平静发展，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政治中心仍在黄河流域。八世纪中期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北方经济、社会遭到很大破坏，大批士人避乱江南，深刻地推动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进程。五代、北宋时期，江南经济、文化在整体上都超迈北方，文化心理上也处于优越地位。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南宋建立，带来新一波“衣冠南渡”，这对江南文化影响极大。特别是在城市方面，随着市场的活跃，坊市制被冲破，海洋贸易的拓展，江南城市生机勃勃，杭州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城市。如果说，六朝时期的衣冠南渡主要是在北方推力作用下完成的，那么，两宋之际的衣冠南渡，则主要是在江南引力作用下完成的。这是江南文化第二次变化。南宋灭亡，元朝建立以后，虽然首都北移大都（北京），但中国南北经济、文化格局没有改变，重心依然在南方。元代高度开放，重视海上交通，发展海洋贸易，太仓、上海、宁波等港口受到重视，华亭由县升府，上海设县，太仓成贸易中心，号称“六国码头”。对外开放方面，宋元前后相续。历史如果沿此趋势发展下去，到十五世纪，在全球化加速的态势下，江南早就与欧洲文化直接会面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明代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清代又沿袭明制。这使得江南文化由外向开放转向内敛收缩。这次变化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苏州的繁华。明清实行海禁，但不禁国内贸易。地处太湖之滨，运河边上，苏州交通优势举世无匹，于是，万商云集，人文荟萃，成为江南地区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这是江南文化第三次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由于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上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随后又成为多功能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江南文化中心。上海本是江南一部分，近代上海虽是五方杂处，但其人口八成以上来自江南，上海带动了整个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上海便成了江南经济龙头，文化高地。这是江南文化第四次变化。以上四次变化，前两次都与北方战乱、衣冠南渡直接相关，南京、杭州都在政治中心基础上叠加文化中心。后两次变化，苏州、上海主要因交通条件卓越、经济地位提升而成为文化中心。上海与苏州在合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方面，其形成机理与社会背景高度一致。在闭关锁国时代，苏州优势大于上海，海禁大开以后，上海优势大于苏州。于是，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中心在苏州，近代开放以后，便移到了上海。苏州、上海近在咫尺，苏、沪之间文化中心的移动，放在苏松太道范围内看，在以火车、轮船为交通工具的背景下，其实就是一道所辖区域内文化结点的移动，先前苏州文化所具有的特性，几乎全盘被上海文化所继承。所不同的是，苏州目光主要向内，上海目光既向内，更向外。江南文化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开放包容，择善守正；二是务实创新，精益求精；三是崇文重教，坚强刚毅；四是尚德重义，守望相助。这些特点在近代上海，融合了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某些特点，如岭南文化、八闽文化、湖湘文化，吸纳了西洋文化的某些元素，经特大城市的集聚升华，形成了海派文化。如果将海派文化比喻为立在江南文化大地上的高原，那么，上海红色文化则是这座高原上的高峰。红色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所在多有，但各地红色文化都带有各地特有的元素或特色，南昌首义、井冈红旗、古田强军、遵义转折、窑洞光芒、林海抗日、沂蒙支前与西柏坡赶考精神，都是红色文化，但又各具风采。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共同孕育了上海红色文化。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荟萃八方英豪、勇敢创党、出版党刊、武装工人、严格党纪、顽强进行地下斗争，这些都是与上海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映射出上海红色文化中的海派元素。作者：熊月之（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本文选自作者在“江南文化讲堂”首场活动上的演讲）编辑：于颖责任编辑：任思蕴*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熊月之：江南文化如何孕育了海派文化和上海红色文化日期:2020年05月27日 17:55:27 作者:熊月之江南文化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历经四变。先秦时期，江南地区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落后于中原地带。其时江南，夏日溽热，冬天酷冷，沼泽遍地，野兽出没，人口密度仅及河南西部地区的二十分之一。这一情况到两汉时期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东汉末年，群雄纷争，天下大乱，中原百姓流离失所，纷纷渡江南下。江南地区开发加快。孙吴政权中的许多功臣名将，便来自中原及江淮一带，如周瑜、鲁肃、张昭等。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引起人口更大规模的迁移。从西晋末年至南朝后期，约有百万北方人迁移南方。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北方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中原文化，大幅度地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发展。南朝中期，江南已是一派繁荣气象，经济发展，文化昌盛，不但拉平了与北方的差距，而且很多方面驾而上之。建康（南京）、广陵（扬州）、京口（镇江）、山阴（绍兴）等，都是天下闻名的都会。孙吴、东晋与南朝宋齐梁陈，均建都建康。江南文学、绘画、书法、雕刻等，均独树一帜。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著名的“衣冠南渡”，是江南文化第一次较大变化。隋唐时期，江南平静发展，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政治中心仍在黄河流域。八世纪中期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北方经济、社会遭到很大破坏，大批士人避乱江南，深刻地推动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进程。五代、北宋时期，江南经济、文化在整体上都超迈北方，文化心理上也处于优越地位。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南宋建立，带来新一波“衣冠南渡”，这对江南文化影响极大。特别是在城市方面，随着市场的活跃，坊市制被冲破，海洋贸易的拓展，江南城市生机勃勃，杭州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城市。如果说，六朝时期的衣冠南渡主要是在北方推力作用下完成的，那么，两宋之际的衣冠南渡，则主要是在江南引力作用下完成的。这是江南文化第二次变化。南宋灭亡，元朝建立以后，虽然首都北移大都（北京），但中国南北经济、文化格局没有改变，重心依然在南方。元代高度开放，重视海上交通，发展海洋贸易，太仓、上海、宁波等港口受到重视，华亭由县升府，上海设县，太仓成贸易中心，号称“六国码头”。对外开放方面，宋元前后相续。历史如果沿此趋势发展下去，到十五世纪，在全球化加速的态势下，江南早就与欧洲文化直接会面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明代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清代又沿袭明制。这使得江南文化由外向开放转向内敛收缩。这次变化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苏州的繁华。明清实行海禁，但不禁国内贸易。地处太湖之滨，运河边上，苏州交通优势举世无匹，于是，万商云集，人文荟萃，成为江南地区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这是江南文化第三次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由于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上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随后又成为多功能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江南文化中心。上海本是江南一部分，近代上海虽是五方杂处，但其人口八成以上来自江南，上海带动了整个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上海便成了江南经济龙头，文化高地。这是江南文化第四次变化。以上四次变化，前两次都与北方战乱、衣冠南渡直接相关，南京、杭州都在政治中心基础上叠加文化中心。后两次变化，苏州、上海主要因交通条件卓越、经济地位提升而成为文化中心。上海与苏州在合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方面，其形成机理与社会背景高度一致。在闭关锁国时代，苏州优势大于上海，海禁大开以后，上海优势大于苏州。于是，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中心在苏州，近代开放以后，便移到了上海。苏州、上海近在咫尺，苏、沪之间文化中心的移动，放在苏松太道范围内看，在以火车、轮船为交通工具的背景下，其实就是一道所辖区域内文化结点的移动，先前苏州文化所具有的特性，几乎全盘被上海文化所继承。所不同的是，苏州目光主要向内，上海目光既向内，更向外。江南文化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开放包容，择善守正；二是务实创新，精益求精；三是崇文重教，坚强刚毅；四是尚德重义，守望相助。这些特点在近代上海，融合了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某些特点，如岭南文化、八闽文化、湖湘文化，吸纳了西洋文化的某些元素，经特大城市的集聚升华，形成了海派文化。如果将海派文化比喻为立在江南文化大地上的高原，那么，上海红色文化则是这座高原上的高峰。红色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所在多有，但各地红色文化都带有各地特有的元素或特色，南昌首义、井冈红旗、古田强军、遵义转折、窑洞光芒、林海抗日、沂蒙支前与西柏坡赶考精神，都是红色文化，但又各具风采。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共同孕育了上海红色文化。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荟萃八方英豪、勇敢创党、出版党刊、武装工人、严格党纪、顽强进行地下斗争，这些都是与上海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映射出上海红色文化中的海派元素。（本文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在“江南文化讲堂”首场活动上的演讲内容）作者：熊月之编辑：陈瑜责任编辑：杨逸淇*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赵丽宏：现代上海缺乏阳刚之气？这是对它的误解日期:2020年05月27日 17:55:20 作者:赵丽宏曾经写过长篇散文《江南片断》，其中有一段，题为《江南的柔和刚》，对江南的地理、风俗和文化有一些感性的思考。还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有一年，和几位朋友在杭州春游。坐在西子湖边，面对着桃红柳绿，湖光山影，聆听着莺语燕歌，风叹浪吟，喝着清芬沁人的龙井茶，大家都有些醺醺然。江南的明丽和秀美，使人沉醉。这种沉醉，似乎能让人昏然欲睡，让人在温柔和妩媚的拥抱之中飘然成仙。这样的感觉，应了古人的诗：暖风熏得游人醉。朋友中有人下结论道：江南景色之妙，在于一个“柔”字。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反驳这样的结论，很多年过去，回想起来，这样的结论大概站不住脚。离杭州不远，还有一个很典型的江南古城绍兴。如果说江南的城市，都给人一种柔美的印象，那绍兴则完全不同。说起绍兴，我的心里很自然地会涌起一种刚劲豪迈的气概。那里，是我们的一位坚毅勇敢的先祖大禹的故乡，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的故乡，也是现代女杰秋瑾和文豪鲁迅的故乡，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最有风骨的人物，都裹挟着勃勃英气，无法和一个“柔”字连在一起。然而绍兴的阳刚之气，并不是全由这些历史人物带来，走在这个新旧交织的城市里，我处处感到雄健的阳刚之气。绍兴是一个由石头构筑的城市。古老的城墙是石砖砌成的，老城的路是石板铺成的，运河里的古纤道是石头架成的，而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的石桥，千姿百态地架在密如蛛网的河道上。在这些铺路架桥造房子的石头上，用钢凿刻画出的无数粗犷有力的线条，岁月的流水和风沙无法磨平它们。这些石头，以及石头上的线条，使我感觉到一种厚重的力量，这种力量，和江南的柔风细雨完全是两回事。我曾经想，这么多石头，从什么地方来?后来游览了绍兴城外的东湖和柯岩，方才知道其中的秘密。东湖在峻岭绝壁之下，湖水波平如镜。坐船在湖中仰望，但见千仞危崖从天上压下来，那情景真是惊心动魄。这湖畔绝壁陡直险峻，犹如刀劈斧削，而临壁的东湖虽不宽阔，却深不可测。这山，这湖，似有威力巨大的鬼斧神工劈掘而成。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古代的采石场，是石工的斧凿劈出了东湖畔的万丈绝壁，挖出了绝壁畔这一泓幽深的湖。人的劳动竟能造成如此壮观的景象，这是何等伟大的力量。柯岩也是绍兴的采石场，石工们削平了高山，又向地下挖掘。我见过石工们在深坑中采石，斧凿清脆的叮当之声和石工们高亢的吆喝之声交织在一起，从地底下盘旋而上，直冲云霄。这是我听见过的最激动人心的声音，这声音似乎是积蓄了千百年的痛苦和忧愤，埋藏了无数个春秋的憧憬和向往，猛然从人的内心深处迸发出来，挟带着金属和岩石的撞击，高飞远走，震撼天地。在柯岩听到这样的声音，印象中柔弱的江南就完全改变了形象。在柯岩，有一块名为“云骨”的巨大石柱，如同从平地上旋起的一缕云烟，被凝固成岩石，孤独地兀立在天地之间。这块奇石，并非天外来客，也不是自然造化，更不是神力所为，而是石工们的杰作。在劈山采石时，他们挖走了整座山峰，却留下了这一根使人遐想联翩的石柱。这像是一座纪念碑，像是一座雕塑，纪念并塑造着在江南创造了惊天动地业绩的采石工，他们是一个坚忍顽强的群体，是祖辈相传的无数代人。造就了绍兴城和其他江南城镇的石头，就是通过他们的手开采出来的。江南的方言，被人称为吴侬软语，全无北方话的铿锵；江南的戏曲，也大多缠绵悱恻，唱得是软绵绵的腔调。惟独绍剧是例外。绍剧又叫“绍兴大板”，唱腔粗犷豪放，洋溢着阳刚之气。听绍剧时，我很自然地会联想起在柯岩听到石工们的采石号子，同样的激昂，同样的高亢。我曾想，绍剧的唱腔，会不会脱胎于石工的号子?如果要说江南的刚强和英雄之气，绍兴并不是一个孤例，我们上海的历史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松江曾经是中国文化的在江南的一个中心，那里不仅出文人，也出画家，云间诗派，云间画派，曾经引领中国的文艺潮流。清兵进攻江南，夏允彝父子和陈子龙奋起抵抗，至死不屈，兵败后，夏允彝投水殉节，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捕，至死不屈，就义时才17岁。夏完淳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更是一位英勇刚烈的英雄，他的形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骨气的刚烈形象。他的《狱中上母书》写的正气凌然，激情回荡。他的绝命诗《别云间》，曾经收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夏完淳在诗中这样道出自己的壮士襟怀：“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现代上海在不少文人的笔下，是一座女性气质的阴柔的城市，似乎缺乏阳刚之气，其实这也是对上海的一种误解，回顾近代历史，上海也留下不少激荡着英雄气概的篇章。“八一三”抗战，淞沪抗战，面对侵略者，军民团结，万众一心，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至今还留着八百壮士的血迹。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首有关上海的长诗《沧桑之城》，其中有一章写了一位在抗战时期以身殉国的勇士，1937年12月3日，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在上海市区武装游行，庆祝胜利，炫耀武力，游行的日本军队经过大世界时，有一个上海市民高喊着“中国万岁”，从大世界顶上跳下来，以壮烈的牺牲，抗议侵略者的暴行。日本军队的游行队伍大乱，日军队伍行至南京路广西路口，又有一青年向日军投掷手榴弹，炸伤日军3人，自己英勇牺牲。抗战期间，上海的孤岛中曾发出很多谴责侵略者，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慷慨激昂声音。我认识的一位老诗人任钧，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激情澎湃的诗歌，在抗战时期曾激励了很多中国人。我认识他是在上世纪七十代末，这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大学教授，我曾惊讶，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当年怎么会写出如此有力量的诗篇。这样的人物诗篇，也可以印证上海，印证江南的性格。这些往事，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但这样的历史，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行为，给人的印象不是柔，而是刚，刚正，刚强，刚烈。江南的人文风尚和文化特质，应该是刚柔相济的。（本文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在“江南文化讲堂”首场活动上的演讲内容）作者：赵丽宏编辑：陈瑜责任编辑：杨逸淇*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从越王者旨於睗剑到黄浦江夜航图，10件文物里江南文化的前世今生日期:2020年05月26日 21:57:32 作者:谷娴子“如今的“江南”二字很多时候已经超越地理区域概念，她更像是一个形容词，象征着温润、富庶、精致等诸多美好。”5月25日，上海博物馆“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正式开幕。在第一季第一期“江南文化讲堂”上，“江南文化艺术展”内容策划、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谷娴子参照展览五大板块，挑选了战国早期的越王者旨於睗剑、东晋王羲之的秋月帖页、良渚文化玉权杖、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拓片、现代颜文樑的油画黄浦江夜航图等10件展品，与观众一起感悟文物背后蕴含的江南文化。一、崇勇尚智  文秀典雅第一件要介绍的展品是战国早期的越王者旨於睗剑。江南文化主要发源于吴越文化，而狭义的吴越文化就是指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立国所创造的文化。吴越时人断发文身，语言、穿着、饮食、居住方式等都与中原不同，善于铸造青铜器。正如这件青铜剑，直至今日，剑刃仍然绽放寒光。学者研究认为，在中国文化史上，直到六朝前期，江南地区的典型民风都偏于尚勇。

战国早期的越王者旨於睗剑-上海博物馆藏第二件要介绍的展品是东晋王羲之的秋月帖页（北宋《淳化阁帖》“最善本”第七卷）。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中原政权与人口南迁，史称“衣冠南渡”。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的“书圣”王羲之随之南迁到了江南山阴（今浙江绍兴），这缄书札也作于山阴。东晋以后，江南得到了较好的开发，文学、艺术、史学等都出现了新气象，文人荟萃，雅士代出。

东晋王羲之的秋月帖页-上海博物馆藏二、安礼乐仪  旷达洒脱第三件要介绍的展品是良渚文化玉权杖。良渚时期有严格的用玉等级规范，玉权杖被认为是军权、王权与神权合一的象征，而从史前至明清，江南地区出土的许多文物背后都有礼仪含义的存在或是等级地位的昭示。古人言“不学礼，无以立”，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

良渚文化玉权杖-上海博物馆藏第四件要介绍的展品是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拓片。魏晋名士中最知名的非竹林七贤莫属，他们常相聚于竹林之中饮酒、纵歌，探讨诸如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又称“清谈”。晋室南渡之后，名士风度影响至江南。怡然当下、自由清高的魏晋风骨为江南人心向往之。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拓片-上海博物馆藏三、治平济世  明德修身除了诗性，江南更有责任。江南文化的载体说到底就是灿若星河的江南人。第五件要介绍的展品是五代时期的钱镠银简。唐末至五代的动乱时期，出身草莽的钱镠平息两浙战乱，维护地方安宁。作为吴越国开国君王，他被范仲淹称为“东南重望，吴越福星”。钱氏的吴越政权坚持“以民为本”，存在了七十二年，是五代十国中国运最长久、人民最安宁、经济最繁荣的一国。江南这片土地诞育了数不清的政治名家、军事名将、儒商巨贾、科技达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背后是延续数代的励精图治。

五代时期的钱镠银简-上海博物馆藏第六件要介绍的展品是清代归庄等所绘梅兰竹图轴。归庄，江苏昆山人，清军南下时与顾炎武、吴其沆等起兵于昆山，后被屠城，隐逸于洞庭一带。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类人被称为遗民。反抗、殉节、退隐等都是遗民情结的典型表现。江南风月温雅，却是遗民画家人数最多、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有着超越地域甚至国界意义的令人仰止的思想高度与坚贞气节。

清代归庄等所绘梅兰竹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四、阳春白雪  闲情偶寄第七件要介绍的展品是明代文徵明的江南春词意图卷。文徵明为“明四家”之一，吴门艺坛领袖。南宋以还，中国文艺的重心就一直在江南。江南文人从事琴棋书画、博古赏鉴、品茗焚香等雅事，赏玩家具陈设、文房器用、花木竹石等雅物，起到了重要的美学引领作用。

明代文徵明的江南春词意图卷第八件要介绍的展品是一组明代至近代的金笺折扇、皮影人、紫檀鸟笼和紫砂象生小品文物。明清时期的江南，文人隐世而居，百姓安居乐业，商人建业经商，匠人一展所长。正如清代沈复《浮生六记》中所叙，布衣蔬食的日常与心念艺术的情趣缺一不可。“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是江南人由来已久的追求。

明代-金笺洒金漆竹骨折扇 -上海博物馆藏

清末民初-浙江海宁皮影人-上海博物馆藏

清末民初-金三畏制紫檀鸟笼-上海博物馆藏

近代-宜兴窑紫砂象生小品-上海博物馆藏五、帆行天下  海纳百川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从来密不可分，经济的因素极为重要。第九件要介绍的展品是唐代白釉绿彩罐。唐代扬州城是国内出土此类白釉绿彩器较为集中的地区，而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交汇之处，既是当时南北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和商品集散地，也是东南地区最为繁华的贸易都会和对外港口。汇聚此地的白釉绿彩器装船后还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如今的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伊朗等地。唐宋元时期，江南地区较重要的港口除了扬州港，还有宁波港、太仓港等，是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窗口。

唐代-白釉绿彩罐-上海博物馆藏第十件要介绍的展品是现代颜文樑的油画黄浦江夜航图。如今的长三角一定意义上已是江南的代名词，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是长三角龙头城市。这幅油画所表现的就是上海的地标河流——黄浦江。颜文樑取法西洋画，运用了印象派的表现技法，设色丰富，描绘了一幅渔火燦星映潮平的黄浦江夜色。这件油画也是本次江南文化艺术展的最后一件展品，仿佛海派文化继承了古典江南所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逐渐在开放、兼容、创新中发展，最终中西合璧、走向多元。

现代颜文樑-油画黄浦江夜航图-上海博物馆藏作者：谷娴子编辑：陈瑜责任编辑：杨逸淇*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春风千里，书画江南日期:2020年05月22日 17:49:14 作者:李兰上海博物馆“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将于5月26日—8月23日举行。自古江南多才子，他们参与文学、艺术的创作，将诗、书、画、印有机结合，托物言志，以寄兴的手法表达江南之美、文人之思。本文聚焦这一年度大展的书画部分。中国的书画艺术有地域性特征吗？答案是肯定的。在书法方面，清代阮元曾撰有《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在绘画理论上，明代莫是龙、董其昌提出了山水画“南北宗论”。这些文艺理论，多是以艺术史自身发展的脉络为出发点进行的理论建构，但是，亦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明清各家已关注到地域因素对书法、绘画风格流派的影响。对此，童书业先生从社会文化学角度阐述道：“山水画实有南北二派的画法，北方人画山多用方笔、硬笔，南方人画山多用圆笔、柔笔；用墨、设色等也不同。这主要由于南北自然环境的不同。不同的自然环境在人心目中的反映，表现出来，便形成南北不同的画法。”（《南画研究》）

清·徐扬《姑苏繁华图卷》（局部），辽宁博物馆藏历史上，“江南”是个不断变化的地域概念，在人文地理概念中特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同时，“江南”还是中国富饶文明的代名词，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江南文化主要源于吴越文化。这里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孕育了众多的艺文大家。王僧虔（426—485）在《论书》中称“陆机书，吴士书也”，意思是著名文学家陆机（261—303）的书法代表了三国孙吴士大夫阶层的书法风格。幸运的是，北宋《宣和书谱》著录的陆机《平复帖》历经一千七百余年保存至今，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吴地士大夫阶层书法风貌的无价之宝。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初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303—361，一作307—365，一作321—379）邀请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位社会名流，在浙江绍兴西南兰渚山上的兰亭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聚会。王羲之为本次雅集提笔畅意撰写了一篇序文，即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时至今日，“兰亭学”业已成为一门显学，兰亭文化也成为越地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白居易《忆江南》）江南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滋养了许多的绘画大师。在中国绘画史上，“六朝四大家”之顾恺之（今江苏无锡人）、曹不兴（今浙江湖州人）、陆探微（今江苏苏州人）、张僧繇（今江苏苏州人）皆生长于环太湖流域。他们的艺术创作和理论，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北宋米芾在《画史》中说：“颍州公库顾恺之《维摩百补》，是唐杜牧之摹寄颍守本者……其屏风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称江南（画），盖自顾（顾恺之）以来皆一样，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可见，米芾对“江南画”的技法和风格进行了追本溯源，认为从东晋顾恺之开始便有了雏形，此后至南唐董源、巨然遥接衣钵，一脉相承。明代董其昌将董源视为山水画史上的正宗主脉，导引了其后三百年间的中国山水画史。董源，一名元，字叔达，生于唐末，卒于宋初，主要活动于10世纪后期。他在南唐时，曾官至“北苑使”，所以人们称其为“董北苑”。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称董源为“钟陵人”；《宣和画谱》称其为“江南人”。北宋米芾《画史》赞誉董源绘画为：“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明代董其昌将董源归入“南北宗论”之“南宗”的重要画家之列，其“平淡天真”“有生意”的水墨山水画为中国山水画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夏山图》卷（上海博物馆藏）经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鉴藏，并认定此图为五代董源所作。图中描绘了江南夏季丘陵地区冈峦起伏、林木繁茂的山光水色，突显了人们安居乐业的祥和景象。在董源的传世作品中，与此图风格相近的有《潇湘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和《夏景山口待渡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与此二图较为工致的皴染笔法相比，《夏山图》卷用笔更为抽象凝练，是对沈括《梦溪笔谈》所说“（董源）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的很好呈现。

宋拓本王羲之《行草书秋月帖页》，上海博物馆藏自古江南多才子，他们参与文学、艺术的创作，将诗、书、画、印有机结合，托物言志，以寄兴的手法表达江南之美、文人之思。赵孟頫倡导“书画同源”，提出“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这是赵孟頫关于绘画与书法笔墨相通理论的名句，言明中国书法艺术与绘画艺术本是同根而生的并蒂花，是江南地区文人画大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别号水精宫道人、鸥波等，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朝宗室，赵匡胤十一世孙。以父荫补官，后调真州（今江苏仪征）司户参军。南宋灭亡后，赵孟頫返回家乡吴兴，拜老儒敖君善为师。至元二十三年（1286），御史程鉅夫奉元世祖之命到江南搜访遗逸，赵孟頫应诏赴京。他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从一品），死后追封魏国公，谥号文敏。赵孟頫是元初艺坛上一位继往开来的艺术大师。他在诗词、书法、绘画、音乐方面均有很深造诣，特别在书画方面成就最为突出。在书法方面，他极力主张继承晋唐法度，力追二王，同时又能在古人的基础上别开生面，形成婉丽秀逸的新风格。在绘画创作方面，他所涉及的绘画题材广泛，山水、人物、花鸟、鞍马、竹石等题材无所不精。在表现技法上，工笔、写意、青绿、水墨无所不工。赵孟頫在继承晋唐五代和北宋的优秀传统上，集众家之长，自成面貌，是引领时代风气的领袖人物。《兰石图》轴（上海博物馆藏）是赵孟頫的经意之作。全图以兰花竹石题材入画，营造出一种萧散自然的意境。作者以飞白法画石，以书法用笔绘兰花和杂草，纯以水墨为之，墨色浓淡相间，笔致潇洒有致，是对其“书画同源”艺术理论的探索与实践。文徵明所作的《江南春词意图》卷是明代吴中文人诗、书、画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元代画家倪瓒所作的《江南春》词曾经引起了明代吴中名士沈周、祝允明、徐祯卿等大规模的诗词唱和，堪称江南文坛的一大盛事。倪瓒是无锡人，无锡与苏州同属于吴中地区，所以吴门文人往往把他作为乡贤视之。倪氏原本家资豪富，博学好古。元末社会动荡不安，迫于当时社会形势，他变卖田产、浪迹于太湖一带。明代松江画家孙克弘题跋《渔庄秋霁图》轴称：“石田（沈周）云：云林（倪瓒）戏墨，江东之家以有无为清俗。”倪瓒为人淡泊高洁，画如其人，所作画风亦清高绝俗，为世人推重。因此，江东之家往往凭借是否收藏倪瓒作品，来彰显鉴藏品位的雅俗。倪瓒《江南春词》中的“惊禽”“落花”“青苔”“绿尘”“哀鸣”等用语使得词文笼罩于清冷的色调中，这与倪瓒传世画作如《渔庄秋霁图》等所表现出的荒凉与空寂的色调完全一致，是倪氏人生与心境的真实写照。有学者统计，从明代弘治二年（1489）到明季天启、崇祯一百余年间，至少发起过五轮对《江南春》词的唱和活动，参与者多达70多家，唱和之作达110多首。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江南春”唱和热潮中，除了留存有丰富的文学作品之外，书画家也以此进行绘画创作。这其中，文徵明可以说是最为热忱的一位。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曾任翰林待诏，旋辞归。工画擅书，山水远师宋人，近学赵孟頫，风格秀润温雅，多写江南湖山园庭，书法学二王，诸体皆精，遒逸婉秀。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他反复以“江南春”为主题进行文艺创作，其笔下的《江南春词意图》卷（上海博物馆藏）一改倪瓒《江南春词》及倪氏画风中传达出的悲情感伤清冷色调，呈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勃勃生机。画面描写出江南春景木叶初碧、草长莺飞的旖旎景象。人们骑马踏春、划船竞戏、徜徉于湖山岸树之间。笔致细致精微，色调娴雅秀润，传达出盎然春意。此图内容不仅是对江南山水的再现，更是描绘出吴中士人理想中的精神家园。卷后吴中文人争相题和，有沈周、祝允明、杨循吉、徐祯卿、唐寅等十数家题跋。作者：李兰编辑：刘迪责任编辑：李纯一*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