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证言》中文版首发：世界巨变被文学预言，而答案在于人类自己 | 此刻夜读
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采取匿名调查方式，感谢您的参与！）
今年上海书展有众多中外新书首发，我们将遴选部分好书，陆续为大家带来推介。
2019布克奖
2019年9月10日，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续作《证言》全球发布，首周即售出50万册。这一年10月14日，她凭借《证言》第二次荣膺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表示，“这是一部野蛮而美丽的小说，以独特的信念和力量向全世界进行诉说，我想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证言》全球首发活动
《使女的故事》同名电视剧的成功促动了阿特伍德动笔写续集——电视剧推动了书籍的销售，英文版《使女的故事》售出了八百万余册。在《使女的故事》出版后，阿特伍德就告诉读者，“切记，在这本书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
三十五年后，到了新作《证言》中，她在书里再次告诉读者，“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曾多次向我提问，关于基列国及其内部运作的细节。这些疑问都成了这本书的灵感来源。而另一部分的灵感来源则是我们正身处其间的这个世界。”
《证言》的写作是在很多地方进行的：在因塌方暂停的观景火车厢里，在两三条船上，在一些酒店的客房里，在森林深处，在闹市区，在公园的长椅上，在咖啡店里，在印有谚语的餐巾纸上，在笔记本上，在笔记本电脑里。山体塌方不受我控制，还有一些别的类似事件影响到了写作进程。除此之外，全都怪我。
但在正式落笔之前，《证言》的部分创作是在其前作《使女的故事》的读者们的脑海中进行的，他们一直在追问：那部小说结束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在三十五年里思考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答案是个漫长的过程，社会本身在改变，有些可能性变成了现实，随之而来的是答案的不断变化。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这是一本和当下现实世界变化有着紧密互动的作品，它披着科幻的外衣，但读者依然会通过它去思考身处的世界，如何避免全球发展的良好生态被人为破坏。
今天夜读，为大家带来这本新作的部分译者后记以及章节选读。
译后记（节选）文 / 于是
《证言》和三十五年前的《使女的故事》具有同样的结构：小说主体由一个世纪以后的历史学家发现的手写材料组成；材料本身是以第一人称重述二十一世纪初的基列共和国的内幕。《证言》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由丽迪亚嬷嬷手写的。这不出人意外，因为只有嬷嬷还能看书写字，基列剥夺了其他女性的一切知识权，连超市购物都是用图片说明的，明令禁止女人接触语言、文字、书本，但教学依然进行——教的是花艺、女红之类的内容。
奥芙弗雷德会在口述事实的同时加入回忆和想象，因而使《使女的故事》拥有丰富性……借她一人之眼，作者披露了基列的日常生活，而诸如“过去这里有过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但现在再也见不到律师，大学也关闭了”这样的巨变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使女的故事》用诗意的、残酷的语言讲述了被生殖器化的女性在精神上、身体上的痛苦。
电视剧里
阿特伍德客串了
一个无名嬷嬷
基列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因为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终究是容易满足的：文盲可以生活得很好，甚至可以通过婚姻（无论真假）得到财富、荣誉和其它特权；平庸的恶人不仅能幸存，还可能存活得最久……有智力的人未必有理性，现代未必是文明的保证；判断力往往会屈服于生存的基本需求，但理性会让一个人在幸存所意味的屈辱隐忍乃至违背本心的同时，在内心保持自己的判断力，在受到迫害、继而规避迫害的同时策划反抗或复仇。
看到这一页的读者应该已知道了：基列必亡。阿特伍德给出了终点，这显然是包括尼尔·盖曼在内的很多读者这次感觉到“希望”的原因。只是，亚里士多德说过：“以后的确定性在于从以前的迷惑中解脱出来，我们如果不知道症结在什么地方，就无法从中解脱出来”；而丽迪亚嬷嬷曾说过：“从前那个社会毁就毁在有太多选择。”这个症结在《证言》结束前尚未得到解决方案——但小说至少用排除法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即便“从前那个社会”破坏生态、生育力低下、有各种各样的堕落问题，但终究是比基列要好一点。小说不负责给出现实世界的解决方案，但愿新一代读者能找出避免走向“从前那个社会”的道路。
章节选读
《证言》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 著，于是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8月
我再醒来时已是清晨。我不知道几点钟了。要是睡过头了，上学会迟到吗？然后我想起来了：不用去学校了。我再也不用回到那所学校了，我知道的所有地方都不用再去了。
我躺在卡纳芬的某间卧室里，盖着白色羽绒被，还穿着T恤和打底裤袜，但没穿袜子和鞋子。卧室里有一扇窗，百叶窗是拉合的。我小心地起身。我看到枕头上有些红色，但那只是昨天的大红唇膏留下的印子。我不觉得恶心和头晕了，但很迷糊。我从上到下抓了抓头皮，拉扯了一下头发。只要我头痛，梅兰妮就会叫我扯一扯头发，那会加速脑部血液流通。她说，所以尼尔才那么做。
《使女的故事》电视剧剧照，下同
我站起来后，感觉更清醒了。我在一整面墙镜里照了照自己。我不是前一天的那个人了，虽然看起来很像。我打开门，光着脚，沿着走廊走到厨房。
埃达不在厨房里。她坐在客厅的一把安乐椅上，手捧咖啡杯。坐在沙发上的是我们走进圣怀会边门后见过的那个男人。
“你醒啦。”埃达说。成年人总是陈述明显的事实——梅兰妮也会对我说你醒啦，好像睡醒是了不起的大事情——我失望地发现埃达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
我看着那男人，他也看着我。他穿着黑色牛仔裤、凉鞋和灰色T恤，胸前印着两个词，一根手指即fuck you（去你妈的）的含蓄说法。还戴着一顶蓝鸟队的棒球帽。我揣测着他知不知道自己T恤上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应该有五十岁了，但头发依然很黑很浓，所以也可能要年轻一点。他的脸就像起皱的皮革，一侧脸颊上方有道伤疤。他对我微笑，露出白牙齿，但左边少了颗臼齿。像这样少了颗大牙会让一个人登时有了非法之徒的气质。
埃达朝这个男人努了努下巴：“你记得以利亚吧，圣怀会的。尼尔的朋友。他是来帮我们的。厨房里有麦片。”
“你吃完了我们可以聊聊。”以利亚说。
麦片是我喜欢的类型：圆圈型，豆类制。我端着碗走进客厅，坐在另一把安乐椅里，等着他们开聊。
但他们两个都没有开口。他们对视了一眼。我试探性地吃了两勺，以免我的胃还会不舒服。我只能听见自己咀嚼圆圈麦片的声音。
“长话短说，还是短话长说？”以利亚问。
“长话短说。”埃达说。
“行，”他说完就直视我，“昨天不是你的生日。”
我吓了一跳。“是的，”我说，“五月一日。我满十六。”
“实际上，你还有四个月才满十六岁。”以利亚说。
你怎么能证明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肯定有出生证明之类的文书，但梅兰妮把它搁哪儿呢?“我的保健卡上写着呢。我的生日。”我说。
“再接再厉。”埃达对以利亚说。他低头看着地毯。
“梅兰妮和尼尔不是你的父母。”他说。
“他们当然是！”我说，“你干吗这么说？”我感到泪水涌上了眼眶。又有一个空洞在现实世界裂开了：尼尔和梅兰妮在褪色，在变形。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怎么了解他们，也不清楚他们的过去。他们没有谈过以前的事，我也没问。大家都不会去追问父母的事——他们各自的往事，不是吗？
“我明白这会让你很苦恼，”以利亚说，“但这很重要，所以我要再说一遍。尼尔和梅兰妮不是你的父母。很抱歉，说得这么唐突，但我们的时间不多。”
“那他们是谁？”我说。我在眨眼睛。有一滴眼泪滑出来了；我把它抹掉。
“不是你的亲戚，”他说，“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个婴儿时就被安排在他们身边了。”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说。但我已经没刚才那样坚定了。
“是应该早点告诉你的，”埃达说，“他们不想让你有烦恼。他们本来打算昨天告诉你的……”她没往下说，抿起了嘴。关于梅兰妮的死，她一直沉默不提，好像她们根本不是朋友，但现在我看出来了，她真心很难过。这让我更喜欢她了。
“他们的部分职责是保护你，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以利亚说，“我很抱歉要由我来告诉你。”
这屋子里有新家具的气味，但我可以闻到更重的味道：汗津津的、壮实的以利亚散发出的自助洗衣房的肥皂味。有机洗衣皂。梅兰妮用的那种。以前用的。“那么，他们究竟是谁？”我轻声问道。
“尼尔和梅兰妮是非常宝贵、经验丰富的成员……”
“不，”我说，“另外的父母。我的亲生父母。他们是谁？他们也死了吗？”
“我再去倒点咖啡。”埃达说着，起身进了厨房。
“他们还活着，”以利亚说，“至少昨天还活着。”
我瞪着他看。我在想他是不是在撒谎，但他为什么要撒这种谎呢？如果他要编个故事出来，显然可以编出更好的谎言。“我全都不相信，”我说，“我甚至不知道你干吗要说这些。”
埃达拿着一杯咖啡回来了，她说谁想喝就自己去倒，还说我也许需要一点时间把所有事情想明白。
什么事情？有什么好想的？我父母被杀害了，但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而是奉命上岗替代他们的另一组父母。
“什么事情？”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法想。”
“你想知道什么？”以利亚用慈悲但疲惫的声音问道。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的？”我问，“我的亲生……另一对父母在哪里？”
“你对基列了解得多吗？”以利亚问。
“当然。我看新闻。我们学校里也教过，”我愠怒地回答，“我还去了那场抗议游行。”就在那一刻，我希望基列蒸发殆尽，让我们全都清静点。
“你就是在那儿出生的，”他说，“在基列。”
“你开什么玩笑。”我说。
“你是被你母亲和'五月天’偷偷送出来的。他们为此冒了生命危险。基列为此闹得不可开交；他们想要你回去。他们说你所谓的合法父母有权拥有你。'五月天’把你藏起来了：有许多人找过你，媒体上的舆论也曾铺天盖地。”
“就像妮可宝宝那样，”我说，“我在学校里写过一篇关于她的作文。”
以利亚再次低头看向地板。然后他抬起头，直视我。“你就是妮可宝宝。”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出版社供图
邮发代号：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