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大学赵旭：谢榛的四次进京与其文学活动
谢榛是明代“后七子”团体的元老人物。他的文学活动与其四次进京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对此问题加以探究，就正于方家。
谢榛像
谢榛出生在山东临清，当时，这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区，位于大运河沿岸，是明代重要的商埠。但谢榛自幼眇一目，且父母早亡，过早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但他还是找到了谋生手段，即以诗为业。他少年时就善作乐府商调，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年十六，作商调乐府，临、德间少年皆歌之”[1]423，这是与正德时期放浪不羁的社会风气和家乡临清那浓郁的商业气息相适应的。同时，谢榛年轻的时候已经表现出积极进取的豪侠之风，如王世贞《明诗评》卷一说他“弱冠为侠齐鲁间”[2]。而乡丈苏东皋以“一代风雅”相鼓励，在客观上更是激发了谢榛的进取精神。嘉靖六年（1527），二十九岁的谢榛首次进京去拜访杨一清正是这种进取精神的表现。杨一清幼有奇才，八岁即以奇童被荐入翰林。成化八年进士，历任要职，不仅军功卓著，总制三边，而且“才情敏给，汲引士类，海内争趋其门”[1]256-257，李梦阳就是得到他的赏识而得到提拔。当时，杨一清正担任内阁首辅，谢榛赴京拜访，显然是怀着得到援引之心，从其诗《怀杨邃庵阁老》“下榻见高情”句中可知，杨一清曾予以他礼遇。不过，当时朝廷内部政治斗争很激烈，杨一清正受到张璁和桂萼的排挤，谢榛没有得到太多的提携，但从其得到杨一清礼遇可见，谢榛的才华得到了认可，而且此次入京，也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为其后来的发展赢得了平台。
此后，其家庭生活依然很困苦，儿孙们也都倚靠谢榛过活。他始终以诗为业，并获得了来自藩府的资助。嘉靖十三年（1534）三十六岁的谢榛应赵康王之召，移家安阳。[3]在这期间，谢榛曾多次出游，访求同道。卢楠曰：“山东谢榛茂秦嘉靖中以能诗为赵王客，居邺邸，尝游迹燕、赵、梁、宋间，与余相知。”[4]是否进京不可知，但其漫游的确让谢榛的诗名有所提升。在这期间，曹嘉刻印了谢榛五言诗集，赵康王刊行了谢榛的《四溟旅人集》。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四十四岁的谢榛进京，寓居喜欢结交文士的权臣驸马都尉京山侯崔元家。王世贞在《谢生歌，七夕送脱履老人谢榛》一诗中说：
忆初识尔崔都尉，何人不慑回天势。
谑浪时存尔汝交，酒盏肯及县官事。
乃知豪杰无不可，婴儿世态狎乳虎。
片语能令万象归，雄心直向千秋吐。
王世贞像
可见谢榛与崔元有着很好的交情，而且谢榛的文学地位在北京已经有所确立。此时，谢榛的豪侠气质依然明显，三月，“俺答将入寇，总督侍郎翟鹏以闻，鈇以中枢无筹策，请早为计。”（《明史》卷二百零七《周鈇传》）。周鈇因进言遭贬谪。谢榛有感而作《送周翰林汝威谪庐州》。
嘉靖二十六（1547），诗人卢楠因狂傲不羁的性格得罪了县令蒋宗鲁而被诬入狱，四十九岁的谢榛激于义愤入京为从未谋面的卢楠鸣冤，并长时间待在北京。在奔走过程中，他的豪侠之气得到了李攀龙和王世贞等人的赞赏。这一年，王世贞与李先芳、汪道昆、张居正、陆光祖、杨继盛同登进士第。在李先芳的介绍下，谢榛与李攀龙和王世贞相识，结社赋咏，“后七子”文学社团的三位中坚在北京会合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卢楠在谢榛的奔走相助下得以昭雪。同年，严嵩与崔元借河套问题陷夏言、曾铣，致其被杀。谢榛在此问题上表现淡然，且以“嵩论与鄙见略同”自许。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中秋夜，谢榛在北京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谈论诗法，已经表现出分歧。嘉靖二十九年（1550）刑部郎中徐学诗上疏劾严嵩父子，被削职。谢榛独策蹇驴相送(参见清人陈田《明诗纪事》己签卷八“徐学诗”条)，侠气依旧。嘉靖三十一年（1552），谢榛在北京与李攀龙等人结社，画《六子相》，定“六子”之名，此时吴国伦尚未正式列名社中。李攀龙倡议作《五子诗》作纪念，谢榛没有与之相和，有托大之嫌，引起李攀龙、王世贞的不满。当年七夕过后，谢榛为儿女婚娶事离开北京回安阳。李攀龙出守顺德。这次进京，谢榛停留的时间最长，他在和后七子团体唱和研讨过程中，诗学理论有了质的提升，而且因为成名早、资格老成为了“后七子”团体早期的核心人物，他提出的“三要”为诸子所遵循，堪称“后七子”的立法者。而且因为李于鳞、王世贞等人的推赏，谢榛取得了更大的诗名，所谓“一出游燕篇，流俗忽复易”（李攀龙《五子诗·谢茂秦》），其文学声誉也在此达到了新高度。但与此同时，他和后七子其他成员的分歧也是明显的，既有学术上的，也有政治上的，还有性格上的。“后七子”文学社团成员多为少壮派官员，这些人探讨文学往往以“复古”相号召，以实现政治理想为目的，而谢榛则是单纯地探讨诗歌艺术，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而且谢榛喜欢结交贵人以自显，没有与严嵩划清界线，他的性格又狂放不羁，在人生价值取向上也存在着差异。这些都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随着政治斗争的进一步激化，终于爆发了。
李攀龙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初，五十六岁的谢榛由安阳再次赴京。途经顺德，访李攀龙，李攀龙因公事繁忙稍有怠慢引起谢榛不满，但矛盾尚未激化,在顺德仍有欢会。谢榛有诗《岁暮宴李太守于鳞宅二首》、《醉李太守于鳞席上二首》。年初，谢榛至北京。在一次聚会上，谢榛公开抨击李攀龙，引发了李攀龙拥护者的不满。据王世贞《魏顺甫传》所载：
（魏裳）所最庄事于鳞，亦以于鳞故推东郡谢生。一日，谢生恨于鳞，数其郡不法事。众默 然，顺甫独前质曰：“为先生见之耶？抑闻之人耶？”生遽曰：“亦闻之人耳。”顺甫曰：“于鳞 之善先 生，天下莫不闻。先生宜得之久。今以人言而遂信之，则不眀；有所闻而不以告于鳞，则不 忠；不以告于鳞而告之士大夫显者，则不厚。裳请改事矣。”遂拂衣去。谢生谮乃败。[5]
随后，李攀龙发表《戏为绝谢茂秦书》，两人矛盾激化。这是明代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其原因众说纷纭，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社斗争。当时后七子成员与严嵩的斗争到了白热化程度，而谢榛抨击李攀龙的行为显然让后七子其他成员无法容忍。客观来看，“谢榛多元化的交往圈子使他很难避免被卷入到党社斗争中来，尤其是‘后七子’与严嵩的斗争。这正是谢榛与李攀龙之争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6]这次进京，一个最大的后果是谢榛与李攀龙交恶。李攀龙作《戏为绝谢茂秦书》后“元美诸子咸右于鳞，交口排谢榛，削其名于七子、五子之列”[1]423。此后大家的关系虽然有所缓和，甚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李攀龙罢归，谢榛还追送至百里[7]，但毕竟是这次进京，激化了矛盾，谢榛从此远离文学中心，游走于诸藩，虽然与诸子的私交还在，但交往也随着关系的疏远而稀少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谢榛后期诗学的发展。他后期寄寓藩府，著述中有大量与沈藩宗室的往来唱和之作，早期的豪侠之气逐渐向诗酒自娱的隐逸之气转化，表现出浓郁的“山人”意识；其诗学观念也越来越注重诗法的探讨与传授，“沈府王、将军、中尉多工诗，繇榛启之也”（《山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七）。《诗家直说》也正式完成，并由谢榛亲自编订，其中的多则记载，就是诸宗室和他论诗的记录，有些甚至可以当作课堂教学札记和教案来看待。
参考文献：
[1]（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明）谢榛著，李庆立校笺：《谢榛全集校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4页。
[3]李庆立:《谢榛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3页。
[4]（明）卢楠：《酬谢逸人四溟三首·序》，《蠛蠓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5]（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904-3905页。
[6]赵旭：《谢榛与李攀龙之争新论》，《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6期，第205页。
[7]龚显宗：《明七子派诗文及其论评之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