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亢生：从谢飞导演的“网”下留人说开去
演员翟天临事件已经沸沸扬扬地热吵好几天，笔者本不想说什么。今天从微信看到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谢飞先生呼吁对翟应该有颗宽容的心，并对大学艺术创作专业是否需要开设理论研究型的博士学位教学表示商榷，止不住还是要说几句。
翟天临事件被网络曝光以后，舆论几乎成一边倒的局面，声讨、批评、不满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大有欲将之驱逐出影视圈，永远封杀而后快之概。偶有一两个略表同情者，声音实甚微弱，极难引起大家的关注，或得到他人的认可。
今天，著名导演谢飞教授发声了。他在《艺术学人》公众号所发的题为《大学艺术创作专业需要开设理论研究型的博士学位教学吗？》一文开宗明义即讲：“毕业于我院的博士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一事成为近期热点，去年六月底的这张照片（见下）又被爆出来了。唉，可惜这么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演员，很可能就要这样被毁掉了。希望有关部门认真、科学地查证，妥善处理，诚信与公平乃个人与社会之本，爱护与培养青年人才也是我们的责任。”
老教授言之切切，体现了他对翟天临事件的高度关注与惋惜，以及希望能给那个新人以新路的热望。笔者对影视一直缺少兴趣，在事件发生之前，根本不知道翟天临是何许人也。作为我国非常具有威望的资深导演谢飞教授，能说出如上的一席话，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翟天临何许人也？在网络上进行搜索，瞬间可见。这个出生于1987年的后生，各方面的介绍和材料已经挤满一页。综合相关信息，翟天临的主要经历和业绩可见于下：
2003年，出演电影《少年往事》，入围台湾金马奖。2006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本科班学习，2010年毕业。2012年，出演电视剧《心术》，获第二届搜狐视频电视剧最佳男配角、最佳新人。2013年，取得北京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出演电视剧《杜拉拉之似水年华》和《兰陵王》。2014年，主演年代商战剧《大当家》，考取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15年，主演抗日剧《潜行者》。 2016年，作为单元男主参演古装神话剧《青丘狐传说》。2017年，主演年代剧《白鹿原》；同年，参演三国题材战争权谋古装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2018年1月20日，《演员的诞生》收官，获得季军和魅力演员称号。9月，被授予法国右岸骑士勋章，以此表彰他作为“法国旅游推广大使”为中法两国友谊做出的贡献。12月28日，被北京大学录取读博士后。
短短的几百字虽然不是太长，但对于这个三十岁出头的新人来说，才十五年的艺术历程，就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称之为人才，也是不为过的。偌大之中国，为什么你我及成万上亿的人都不行，而独此人能行呢？忌妒心要不得，不服不行。 倍受大家质疑和诟病的是，翟天临为什么数学仅有19分，也能考入我国电影艺术的最高学府？这难道就是人才吗？数学19分，确不能否定一个人就是人才。无独有偶，也是与山东青岛有关，文学史上曾出现过这样一段佳话。1930年，臧克家报考青岛国立大学（今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入学考试时，数学一道题也不会，仅得了零分；作文题目是《生活杂感》，臧克家仅写下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评卷人不敢擅自评阅，呈报给主考官闻一多。闻一多先生见此三句短小精悍的“杂感”，紧扣主题，极富哲思，不禁拍案叫绝，欣然给了98的高分，并让学校破例录取了他。真不知道，如果没有这次奇异的录取，还会不会有以后臧克家这个著名诗人的大器！
翟天临的19分要比臧克家的0分高出不少，而且翟天临在入大学前的2003年即已出演电影《少年往事》，且入围台湾金马奖，其专业才华应不比臧克家三句“杂感”的水平低多少。我们的时代能使如此不可多得的人才脱颖而出，很值得叫好；并为北京电影学院的院长、老师、班主任，以及他的学长、同学们的识才、爱才、护才之心而鼓掌！
网络汹汹，笔者深深理解谢飞教授的忧虑，也大声呼吁能够给翟天临这样的人才以更多的宽容和空间，文凭与学位还在其次，艺术上的道路是应该继续为他高度敞开的。
在文内，谢飞教授对艺术院校盲目开展博士教学进行了非常有深度的反思与质疑。他说：
文革后，我国大学重新开设了研究生教学，但是我们许多主管学校的部门及教学领导对这一教学制度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科学地研究，为了追求“高大上”、“世界一流”，许多学校就“贪大、贪多”地盲目上马了博士教学。1986年，我们北京电影学院才开展艺术硕士的教学，90年代又提出了开设博士学位教学。对后者当时我是反对的，我以为电影学院多年是以专业实践为主的艺术创作教学，主要是专业知识与技术训练，属职业性学位，是培养专家；而博士教学是研究艺术史论型学位，是培养学者。我们北京电影学院不具备这一理论研究型的教学基础。我自己于1960-65年在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毕业，留校任教，学历一直只有本科，靠着多年的导演创作和教学经验，教授本科和创作型硕士研究生是可以的，但是去教授电影艺术史论的博士生就不具备资格和条件。
谢飞教授的这段话，应该说是发自肺腑的。作为一个多年从事电影事业的长者，他十分熟悉自己的专业，也很热爱这个事业。他之所以反对在这个领域开展博士教学，是因为他深深懂得其专业的特色，懂得专家与学者的区别。这样的认识更符合实际，也应获得大家的认可和尊重。
谢飞教授还从网络搜集了很多与学位制度相关的知识，提出美国以及欧洲的高等学位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研究型学位(Research Degree)，另外一种属于职业型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比如表演型的学位（MMA. 和 DMA）注重表演方面的训练，课时要求大多在表演技能方面的提高(如声乐和演奏)，同时也有相应的理论课程。毕业时要求一定场次的演出；而Ph. D博士则没有演出的要求，而必须有论文的答辩。从中可以看出，表演类的学位主要是学生演出技能的训练，而研究型的学位与其它领域一样注重研究能力，理论分析，和学术水平。作为艺术专业，艺术硕士Master of Fine Art (M.F.A.) 一般已经是的最高学位。因而可以满足艺术职业的要求。甚至可以在高等院校艺术专业担任教授的职位。西方大学的艺术专业一般很少设置博士Doctor of Fine Art (D.F.A.) (建筑学也是如此). 而且DFA往往都是名誉学位。目前美国只有少数大学设有DFA。比如耶鲁大学设置有戏剧评论的DFA。如果已经拥有MFA学位的人希望在高等院校竞争相应的教职才会考虑获取DFA。一般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不会去读 Ph. D，而仅仅获取 Master of Fine Art.”
结合北京电影学院与自己的情况，谢飞教授还说：北京电影学院创建于1950年，在培养电影各专业的职业型人才上硕果累累，说是撑起了中国电影业职业人员的半壁江山也不为过。但它是一所独立的“艺术专科学校”，不像一些综合大学里的艺术、电影分校那样还有多种资源可运用，办研究型的博士教学是很不恰当的。毕业过李安、马丁斯科塞斯、卢卡斯等电影大师的美国纽约大学电影学校、南加大电影学校等著名学校里，多数也主要是本科和艺术硕士教学；南加大里数十个学科中，只有剧作和评论专业属于理论型的专业，其中只也只有评论专业设有博士学位。在退休前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主要在教授本科和创作型硕士研究生，前者要通过拍摄毕业短片及短论文，后者要导演短片或长片及创作体会论文方可合格毕业。他坦言：“我不愿意也教不好理论研究型的博士，因为按国内高校的现行教学规则，博士只有理论研究型的，不仅要发表数篇理论文章，博士毕业论文必须是十万字以上的史论专著，这对于在本科和硕士阶段不是史论研究学科的学生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同样情况的导师亦然。学院多年来的博士教学实践不仅没出现什么杰出优秀的理论人才，博士论著被出版和引用的也属极少数。低劣、抄袭的现象倒是常有发现。”。
基于如上的认识，谢飞教授以为：事实还是证明了，像我们电影学院以培养史论研究的“电影学系”可以设立博士研究生教学，其它以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的编、导、演、摄、录、美、制、动画等专业是不适合的，也没必要开展这样的纯理论研究型的博士研究生教学！如果确实要开展的话，需在艺术高校里设立“创作型的博士学位”教学，只要求学生通过三年学习拿出更高质量的、能公映公演的艺术作品毕业，而不是十万字的论文。
如上这些观点与认识，应该说是从实际出发，是十分务实而有益的。
三、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几天来，翟天临事件引起的舆论轰动可谓不小，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大学、教育部等相关部门都纷纷表示，一定要深入查清、严肃处理。最终的处理结果，本文不想妄加推测，只拟多讨论一下出现翟天临事件的原因是什么，症结又在哪里？
很大程度上，谢飞教授把出现翟天临事件的原因归结在电影学院设置博士研究生教学的不当。他从学位制度本身的内涵、全球范围的发展、北京电影学院与他自身的具体情况等方面来进行说明，应该是有理有据的。以他在国内业界的影响和地位，谢飞教授的话应该值得高度重视，甚至采纳。但是，实际并没有，相反却在主管部门的要求下，各系的博士生很快越招越多。他的一句“胳膊拧不过大腿”，很形象地表现出一个老专家的内心苦衷和无奈。
和任何事物一样，教育也有自身的特性和发展规律。我国的各级各类高校数量很多，规模也越来越大，然而几十年过去了，真正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并不多，对世界知识与技术的创新影响力并不大。一个高校特色的形成与成熟，是需要一定时间和周期的，而我们高校发展的连续性却总是频繁被中断。有人形象地说，我们高校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地折腾史。一会儿是升级达标、一会儿是联合并校、一会儿是社会化改革、一会儿又是应用型转型，再加上考评的短期化、表面化、偏平化，建设的工程化、浮夸化、一刀化，造成了高校发展的不稳定性，很难形成不断升级的特色与成果积累。更为有害的是，还形成了大家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的追逐名利、弄虚造假、道德滑坡等种种现象，老师和学生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甚至还有不少突破了道德或法制的底线。如近期以来，某著名大学的论著多为抄袭遭举报、有高校出现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答案错装、改分，以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张辉与自己女学生间的特殊关系等等引起社会热议的事。
翟天临以一门19分的成绩能够进入到我国最高的电影艺术学院，并一路由学士、硕士、博士顺利走来，且要进入到我国最顶级的北京大学内进行博士后深造，这本该引起全社会的叫好，但相反得到却是一片嘘嘘之声。与臧克家先生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已有很大不同。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处于山河破碎、新旧知识交替的特殊阶段，而当今则社会繁荣问题，教育管理系统严密、知识体系较为完备，一个数学成绩仅19分、其它成绩也平平的人，怎么就能进入到我国最高的电影艺术学院学习？这十分令人费解。全国那么多排长队去报名的考生，有没有那一门考到89、99，其它成绩也同样优异的人没有被录取？我们既然公布一把尺子，在同一把尺子下是不是都一视同仁了？如果不能一视同仁，那么多怀揣梦想的人，应该去如何面对自己梦想的被击碎？此外，还有后面多次的被保送、免试、论文的大比例做假，能让无数脚踏实地、埋头苦读的学子们心理平衡吗。院长、导师、班主任、同行们的识才、爱才、护才，固然更好，但其深层有没有一个特殊的关系网或潜规则，有没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利益输送，这些就很值得人去深思了。
我们的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应该说不少，不是换一换校领导，或去行政化所能改变的，问题的最终症结应该在文化或说价值体系的建构上。尽管我们的社会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物质生活层面，但是与之同步的文化转型并未真正完成。我们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声势浩大，但真正融入到大众现实生活中的程度并不很乐观，甚至还有不少社会主流人士表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甚大。因此，在大众现实生活中实际起作用的仍是以功利为核心的价值观，如此也就形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中国式焦虑症”。我们的很多政策措施，从制定的初衷来看，是没有多大错误的，但越来越会被一些人钻漏洞，越来越体现出不公平，直至最终遭到人们反对。比如说，重素质教育，实行自主招生，就会有不够录取条件，通过特殊关系而进入进来的人；干部重知识化，就有全民，包括官员对学位的趋之若鹜，乃至作假；申请博士学位、评聘职称要核心期刊论文，就又有论文造假、买卖，甚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殊产业链条。
正如谢飞教授所说，作为一个专门的电影学院有好的本科和艺术硕士教学就够了。与之同理，笔者以为作为一个演员，能够有好的演技并得到观众的欢迎；作为一个管理者能够承担起自己所负的责任，得到群众的拥护；作为一个工作人员能够做好本职工作，得到所服务对象的认可；作为一个社会上的成员，能够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并有较为稳定舒适的生活，就基本可以满足，而不在于有多高的学位、职位，或者财富。否则，极易堕入“中国式焦虑症”的陷阱，在利益超大化的时候，还不惜铤而走险。
当然，不堕入学位、职位，或者财富的“中国式焦虑症”陷阱，并不是不注意提升自己的知识文化素养。目前，大范围的知识文化及道德素养的滑坡，是很令人触目惊心的，虽然不为学位、职位，或者财富，仅为提升自身的生活质量与精神品质，也要时刻注意自我知识文化素养的提高。数学19分、连自己导师的名字都会写错、论文近一半来自抄袭，这样的人不知道将来会成为怎样的艺术家，又怎么能为大众持续送出高品位的精神食粮呢？
总地来说，对翟天临事件，我们要坚持实事求原则，对于他的艺术才华一定要给予保护，不能一棒子打死；对于他的学术造假，也不能姑息，要依规进行严肃追究和处理。同时，对于此事件背后潜伏的教育与文化问题，也绝不能忽视。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才能杜绝以后再有类似事件的发生。
201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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