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军事史话

武昌军事史话

中国古老的文化令世人瞩目和钦佩，而家乡的军事历史同样让人神往和感叹。武昌（此处所说的武昌是指公元221年孙权改当时的“鄂县”为武昌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期）---如今的湖北鄂州，就是这样一个江河拥山、湖泊相连的美妙养生之地。“鄂渚风烟接，吴宫草树慌”,往事越千年，孙吴挥鞭。当历史的烽烟渐渐淡去时，吴大帝孙权、晋太守陶侃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时空隧道的深处向我们走来，一幕幕战场情景仿佛出现在昨天：楚子熊渠伐扬越；秦国大将军王翦在樊口接受楚国十万降卒；汉高祖刘邦为巩固其疆土，派灌婴筑城设防，封大将樊哙于鄂县；孙策破祖,霸业始立.孙权因之,屹为雄镇,在此改鄂县为武昌，并二度建都于此，在长江两岸布下重兵，抵抗曹操的军事打击，以保江东。终孙吴之世，武昌一直被作为“西都”，常以亲王和大将军一级的重要人物镇守，先后有太子孙登、齐王孙奋以及大将军陆逊、吕岱、诸葛恪和陆凯等人。乃至到刘宋、到梁陈，南北对峙之际，武昌“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下游”。各军事诸侯和交战双方在这里形成气氛十分紧张的军事对峙和攻防势态；明末农民义军首领李自成在左岭卸甲活动，张献忠率部在葛店、樊口与清军大战。清咸丰年间清军将领曾国藩、胡林翼等朝廷官兵与太平军首领石达开、李秀成等在武昌纵马驰骋，反复争夺、激战有年。这一切，让我们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是什么原因让武昌城在魏蜀吴三国争雄、两晋十六国混战、南北朝对峙时，成为强藩巨镇？为何孙权能傲睨江表、雄立江东？孙氏父子凭什么要舍弃王气十足的建康城而迁都武昌？有什么理由，自孙氏父子迁都建业后，仍派重臣镇守，以控厄长江天险，翼护下游建康；在太平天国义旗高举的十四年中，在武昌的活动的时间就有十一年之久；武昌“每为强藩巨镇”强在哪里，巨在何处，为何自孙权建都武昌后的1600余年里，虽战火不断，武昌城  遭兵燹，但真正战事多发年代，却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和清咸丰年间，为何武昌城对面大名鼎鼎的千年古城黄州府未入古今军事家的“法眼”，而将武昌列为军事重镇？这一页页历史风云的迷团,久久地翻腾在武昌城上空，这一切的一切，让人在仰视的同时，不由得生出无数的遐想和探究之心。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武昌军事发端，约在周夷王时。《史记·楚世家》载：大约在公元前八百六十三年，周之声威稍衰时，楚王熊渠随之扩张势力，“乃兴兵伐庸，扬粤（越）至于鄂。”。据楚史专家考证，楚出兵攻打扬越之地，是江汉平原中部扬水之处的越人，所以叫扬越。扬水发源于江陵，约径潜江、仙桃境入汉江，远未达到长江下游。《史记·楚世家》所记是“至于鄂”，看来当时是没有越过今鄂州的，鄂在古扬越之境内。就是说，西周中期，因南方的楚国乘其国力日趋强盛，西周王室日渐衰弱之机，楚王熊渠乘机扩张势力，兴兵攻伐庸国（今湖北竹山县），扩地东至鄂（今湖北鄂州），乃封其第二个儿子熊红为鄂王。至于楚王熊渠为获得疆域在古武昌打过多少仗，史料上虽未见记载，但其鄂王城下出土的那一时期大量的铜矢、铜剑等兵器（《黄石市军事志》）和在武昌城出土的大量战国时代的青铜兵器，其中战国青铜宝剑就出土了百余把，出土箭矢千余支（《鄂州文物史略》），则足以证明，武昌城在战国时代为楚国的东大门，其地理位置属于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在这里，曾经发生过多少不为人知的战斗。后孙权于魏黄初二年（221年）自公安（今湖北公安）都鄂，取“以武而昌”（亦有‘武运弘昌’、“以武昌盛”等之说）之意改鄂县为武昌县，“武昌”这一地名开始出现后，武昌从此不仅声名大振，两度成为孙吴的帝都，而且成为吴晋后三百余年间和近现代重要的军事要地，并繁荣了一方领域。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武昌堪称“江表重地” 、“盛府”。

这一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和战乱中，战争次数比任何时期都多，仅发生在湖广的148次战争中，武昌就占有数十次之多。无怪乎南宋学者吕祉说：“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峡而抵荆楚，则江陵为之都会。沅、湘众水合洞庭之波而输之于江，则武昌为之都会。故吴大帝常都于此，而东晋、宋、齐、梁、陈之际号称盛府者此也”(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自此，武昌继战国时期成为军事重镇后，又“正式”成为战略要地，其军事活动才真正在这块大地上展开。从此，一千六百余年中，武昌城时而烽火连天、刀枪争鸣、尘埃蔽日，时而沉寂不语、荒芜凋敝、空无人烟。武昌城是几度被毁、几度重生。那些战火频仍的过去，攻城掠地将士们的生猛豪迈，对武昌来说，只是在重复一段又一段的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