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巴迪欧：三个五月风暴
三个五月风暴
文｜阿兰·巴迪欧
译｜蓝江
（学生的五月风暴）
（法国总工会的五月风暴）
（受德波影响的学生，写出“不要工作”标语）
一、有三个五月风暴，第一个……
显然同时有三个不同的“五月风暴”。我们还要再加上第四个，但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边。法国“五月风暴”运动的力量和特殊性在于它交织、结合、叠加了三个有着宵壤之别的过程。我们可以马上说出它们的名字：1）68年5月的学生。2）工人的68年5月。3）自由主义者的68年5月。而如果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如此不同，那是因为我们一般都保留了它的一个方面，而不是构成其真正历史性质的复杂整体。
在这里，我们首先谈谈5月1日，因为正是这个5月1日，至少在表面上，让世界为之沸腾。
五月风暴首先是青年学生和高中生的起义，是一场反抗。这是最壮观的一面，最知名的一面，也是留下强烈印象的一面，我们最近一直在重温这一点：大规模的示威，路障，与警察的战斗，等等。暴力、压抑和热情的形象，在我看来，我们必须从中总结三个特征。首先，这次起义在当时是一个全球现象。从墨西哥公共广场大屠杀，到德国硬派的学生起义，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从意大利的工人自治到日本的红军旅，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改良派起义到以色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巴勒斯坦叛乱，各地的青年都起来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重建的世界。五月风暴，对学生而言，是一个全球现象的法国版本。
其次，重要的是要记住，当时，在法国部分地参与在全球青年迫于压力而进行的全球反抗之前，学生，甚至是高中生，只占青年的极少数。这一现象在今天被掩盖了，因为自1985年的舍韦内芒法案（loi Chevènement）和随后的那些法律以来，我们可以认为，截至2012年，79%的适龄年龄段已经通过了高考（Bac）。事实上，这种胜利的说法掩盖了恒定的阶级划分。对于普通中学毕业证书，也就是旧式中学毕业证书的唯一真正继承者，在过去20年里一直非常稳定：1990年有33%的年龄段通过了这种中学毕业证书，2012年为38%。最难的“"热门”中学毕业证书，即技术中学毕业证书，也同样稳定，甚至略有下降：1990年为18%，2012年为16%。正是“职业高中”，一个真正面向大众的次级高中，有着明显的增长：1990年刚创建时是5%，2012年是25%。事实是，2012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阶层涉及38%的人口，而两个主要阶层涉及41%。这样一来，就有21%的人被排除在外，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数字在阶级分析方面给出了一个相当经典的结果，当它涉及到一个“发达”国家，也就是一个大帝国：38%的人是寡头和富裕的小资产阶级，62%的人是普通工人和失业者。也就是说，当涉及到1968年5月时，“高考”一词所体现的情况与今天迥然不同。
1967年，一个年龄组中只有15%多一点的人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当我们说“学生”时，我们谈论的是整个青年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显然是有特权的一部分，这部分人与大众青年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1968年5月的青年运动的大部分是由资产阶级的子弟，包括上层资产阶级的子弟。而这一现象反过来又解释了为什么运动的意识形态一致性很弱：从1970年代末开始，尤其是那些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人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倒退，严重削弱了激进阵营。许多知识分子为此捶胸顿足，放弃了毛泽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而大规模地团结在“民主”、“人权”和“西方文明”周围。当我们记得1968年5月的学生青年实际上绝大多数来自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时，这种奇怪的现象就变得更加明显了。看到他们可以发挥光荣的作用，展现他们一技之长的革命无法胜利，对于那些政治团体的临时领袖们来说，这并非声名狼藉的叛变，而是五月风暴革命中的常态，即相当一部分人回到了他们原初阶级所代表的阵营。
事实是，首先在1968年5月，其次在1968年至1978年这一时间序列中——十年的“红色岁月”——部分学生和整个知识界的领导了一场强大的思想和实践运动。
关于这第一个“五月风暴”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评论，有两个因素让“五月风暴”有新意：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和符号的卓越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革命的思想。除了蜂拥而至的往往是激烈对立的组织和团体外，一种共同的语言——无政府主义的毒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氛围下的诗歌的混合物——统一了运动的象征意义，并使其口号具有可识别的语调。美术学院学生制作的精美海报从视觉上再现了这种创造。另一方面，一般来说，有一种新的对暴力的接受，对其合法性的接受，即使它只是由有组织的和受限制的团体在街上实施。
这种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是反压迫性的，是针对国家力量的，但不仅如此。在未来的许多年里，我们将能够看到大学分队向银行分行、美国佬的窝点或雇主的办公室投掷鹅卵石。甚至在巴黎高师课程中也会学到燃烧弹（cocktail Molotov）的制作和处理。从1968年的春天开始，在后来的几年里，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和活动家的武器库为学生和高中生的起义提供了它的色彩，它的巨大形象。
说到这里，我们不应该忘记，学生运动中数量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永不停歇地参加着集会，从根本上旨在改造大学，建立“工作组”（groupes detravail），挑战考试，批评“主干课程”，想象着改变整个程序，以及其他次等的职业，尽管这些都是善意的活动。
但每个运动都有其固有的惰性部分，或者说是徒劳的鼓动。一种形式化的革命意识形态、具体的艰苦行动、浪费时间和虚假的改革：所有这些构成了第一个五月风暴运动。
二、有三个五月风暴，第二个……
第二个五月风暴则完全不同，它是法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罢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在许多方面，这次大罢工是相当经典的，并将经常与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gouvernement deFront populaire）成立时的伟大工人起义相比较。它立即围绕着大工厂和国有化公司——汽车、钢铁厂、化工、炼油、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等——展开。除了最初的事件（我会再谈这个问题），它基本上是由工会，特别是由法国总工会（当时仍完全由法国共产党控制）组织和领导。特别是，运动向中小型企业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具有说服力的工会分队的“鼓舞”。
因此，我们可以说，就其范围和持续时间而言，就其“平均”数字而言，这次罢工在历史上所处的背景与年轻人的起义非常不同，法国共产党将试图——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点是至关重要——在二者之间划出一道真正的鸿沟。我想说的是，这属于一个更经典的左翼的背景，在这个意义上，毫无疑问，当时的法国共产党是在工人阶级左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这也是由诸多新的激进因素激发的大罢工，其中有四个。
1. 首先，罢工的发起，它的触发，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官方的工人机构的控制。大多数时候，是一些年轻的工人群体在大的工会组织之外发起运动，然后聚集在一起，部分是为了能够控制它。因此，在这个工人的五月风暴中，有一种反抗的因素，这也是青年的内部因素。这些年轻工人实行通常被称为“野猫罢工”（grèves sauvages ）的做法，以区别于传统的大型工会的罢工日。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小规模的罢工肇始于1967年，特别是在诺曼底，工人的五月风暴不仅仅是学生的五月风暴的后果，也预期了学生的五月风暴。受教育的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之间在时间和历史上关联十分特别。
2. 另一个激进主义的要素是：系统地利用工厂占领。显然，这是1936年或1947年的大罢工的遗留问题，但它更具有普遍性。几乎所有的工厂都被占领，并挂满了红旗。那是一个伟大的场面！但我们必须记住，大学的建筑也被占领了，并贴满了海报、横幅和旗帜。你必须看看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的，在同一时间，所有的工厂和所有的院系都挂满了红旗。任何看过这个场面的人都无法忘记它。
3. 第三个“硬核”因素：从那时起，以及在随后的几年里，不仅有相当系统的做法，即夜以继日地占领生产设备，而且还扣押老板，与管理层或共和国保安部队（Compagnie Républicaine de Sécurité）进行外围斗争。这意味着，我前面谈到的一点，即学生和高中生运动中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暴力，但在于工人运动中也以不同的形式接受了暴力。
4. 最后，在结束这第二个“五月风暴”之前，我们必须记住，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运动的持续时间和控制问题将是非常尖锐的。在法国总工会领导层的意愿，以及在历史学家哈维·维纳（Xavier Vigna）所说的“工人的不服从”的做法之间，罢工运动内部会有冲突，非常激烈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议会“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希望他们与国家谈判的能力占上风，希望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正式承认为运动的领导力量。时任总理的蓬皮杜（Pompidou）批准了他们的这一结果，并在劳工部展开了一次重要的谈判，即所谓的“格勒内尔”（Grenelle）谈判。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即大幅增加工资，以及支付罢工日的费用，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好处，即学生的反抗与此无关。但是，在一次大会上向比兰库尔（Billancourt）雷诺汽车工厂的罢工者隆重介绍的这份协议书，被绝大多数人拒绝。因此，该运动的持续时间要超过所有通常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反叛的工人主体性将罢工与一些仍不明确的东西联系起来，但无论如何，在工人要求和工会谈判的经典双重要求下，这些东西是无法解决的。一个突破口正在打开，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在另一种对这种类型斗争看法那里，这个政治突破是真实的。
三、有三个五月风暴，第三个……
这第三个五月风暴，比起第一个五月风暴，无疑它更接近于第二个五月风暴，但最终与这两个五月风暴异曲同工，我把它称为自由主义五月风暴。可以说，它并不完全处于民主起义（这是真正的、带有有点无政府主义味道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议会意义上的起义），也不处于法国共产党、法国总工会以及工人斗争等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所传达的阶级斗争参数之中。我们可以把它并入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即傅里叶的传统，甚至在一个更理智的层面上，并入超现实主义的传统，即认为“革命”首先意味着：改善我们生活的审美。
在这个意义上，第三个“五月风暴”的拜物教思想家可能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他是20世纪20年代超现实主义的伟大现代后裔，是一个时尚的、有点贵族化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是一个被剥夺的世界中的生存上的变异，他坚决拒绝一起商品和消费崇拜。即使在今天，有些人仍然认为德波尔在五月风暴中具有无可比拟的核心地位，尽管实际上他只触及了三个五月风暴中的第一个风暴，并对第三个风暴发表了一些言论，而与第二个风暴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德勒兹的生命论哲学在五月风暴中也有着同样的命运。在我个人看来，德勒兹与激进政治保持着距离。但他那炽烈的思想有助于创造“运动”，而且只有“运动”，才能成为一个让新世界和生活升华的承诺的得到实现的范畴，而欲望则是运动的个体化的引擎。
不得不说，1968年5月3日的事件最能反映出这种运动。其核心问题是道德的转变、恋人之间的新关系和个人自由。透过“性压抑”的视角，一些人质疑了学生运动。审美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政治。正是透过无政府主义的坩埚，为女性主义运动以及同性恋权利和解放运动增添了一些色彩。所有这些重要的宣传也扩展到了文化领域，通过促使发生突发事件、即兴表演和电影院的总体状况，提出了一个让身体直接出场的新戏剧的想法，这是一种新的公共演说形式，一种新的集体行动风格......这也构成了五月风暴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说这是意识形态的五月风暴，尽管它有时变成了利欲熏心的演讲和节日上的颓废，但还是为五月风暴事件的总基调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