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立音乐，缺一堂危机公关课

今年8月，通过选秀节目《快乐男声》出道的白举纲作为摇滚乐队"白日梦症候群"的主唱在《乐队的夏天2》中演唱了自己的原创歌曲《蠢梦》。令人意外的是，投票环节在20位专业乐迷中仅有1人投票，乐队最终以136票在乐夏中"一轮游"。

对于白日梦症候群的表现，现场观众、专业乐迷和大张伟、周迅等"超级乐迷"之间产生了较大分歧。有些专业乐迷认为，虽然白举纲的唱功很好，但白日梦症候群的音乐"没有核"，乐队表现"太好孩子"，是"包装过后的混不吝"。

面对这些争议，白举纲在节目录制现场回应称自己并不在乎。而在近期的，白举纲在综艺节目《出逃两日又如何》中再度回忆这段经历，依旧直言自己"不需要通过别人的指指点点，来决定我们该怎么样"。

白举纲的坚定让人钦佩，但从人之常情出发，被批评永远都不太可能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白举纲的乐队队友也坦言："老白的心里其实有时候还是蛮脆弱的，特别是自己的东西没有得到认可的时候"。

作为一支成立仅一年的年轻乐队，白日梦症候群因为上述争议背负了不小的压力，而如何面对来自市场和专业人士的负面评价，甚至舆论危机，也是所有艺人尤其是独立音乐人成长道路上的必修课。

公关方面，乐队该多学学

作为一档乐队类原创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为很多音乐人带来了流量，两季节目下来，很多乐队的收入和知名度都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提高。但也有位数不多的几支乐队，和白日梦症候群一样，在节目内外遭到了争议，甚至是不太体面的负面评价。在面对差评时，原创音乐人好像普遍不是特别擅长在舆论场上扳回一城，往往任由自己受伤，静待风波平息。

在白日梦症候群被淘汰之前，老牌校园民谣组合水木年华也在《乐队的夏天2》中经历了尴尬一幕，他们的表演被乐评人吐槽"没新意"、"油腻"。

平心而论，乐评人的看法并不能代表整个市场的品味，在某些特定的演出环境和观众群中，水木年华的市场价值未必低于重塑、五条人等Top 5级别的乐队。在节目中，大张伟、马赛克乐队等也在为水木年华说话，节目播出后，郑钧等知名艺人也站出来为水木年华鸣不平。所以，面对批评，乐队大可不必过分纠结。

然而，据乐评人邓柯透露，在当天的录制间隙，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直接跑到了专业乐迷休息间尬聊，不停地说一些"评价乐队到底是个什么标准啊"、"我们也挺真实啊"之类的话。

在其他节目中，哥儿俩也是大倒苦水，说出了诸如"想证明一下我们宝刀未老，结果你正要拔刀，人家给你摁回去了"、"本来想唱一首《要感受生活》，原来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之类的丧气话。本来水木年华的"乐夏之旅"只是引发了不同市场群体的观念之争，如果艺人团队运作得好，甚至可能还有借此事为乐队吸睛。但水木年华的种种言行，反倒给认为他们"油腻"、"过气"的人们提供了证据。

虽然白举纲和水木年华所遭受的争议让他们感到痛苦，但小部分听众对音乐作品和演出质量的负面评价，还很难对音乐人形成致命的打击。相比之下，后海大鲨鱼面临的困难要更加严重。

作为一支拥有十余年历史的知名乐队，后鲨在《乐夏2》的首演质量并不能服众，在第二轮被淘汰后，后鲨又陷入了"刷票疑云"：根据节目赛制，被淘汰的乐队可以通过观众投票被复活，在投票截止前最后几个小时，票数一直处在十名开外的后鲨突然冲到了第二，这样的涨票速度让人不由得怀疑有黑幕。当舆论开始异动，后鲨的经纪公司摩登天空和与后鲨深度合作的自如公司均发出声明，表示其没有刷票，但摩登天空的声明在发出不久后便被删除。这样的操作，就不得不让人多想了。

根据全球知名危机管理专家史蒂文·芬克提出的危机传播四阶段模型，舆论危机分为征兆期、发作期、延续期、痊愈期。如果后海大鲨鱼团队事先对刷票事件真的毫不知情，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处理这件事的最关键时期就是"发作期"，也就是舆论开始猛烈质疑后鲨作弊的这个阶段。然而，最为后鲨的经纪公司，摩登天空不仅没有第一时间给出能够安抚舆论情绪的解释，其秒删声明的举措还让整件事情显得更加可疑。

而作为争议的核心，后鲨大鲨鱼的官方微博对刷票疑云"零回应"，这一系列失败的公关策略也致使乐队的风评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很多百万级别的音乐博主都对此事表达了失望与不满。甚至，还有音乐博主公开表示，未来将不再为后鲨做宣传，并将无偿宣传被后鲨挤出复活名单的傻白乐队的任何新歌和巡演。

虽说面对舆论的批评与质疑，当事一方很容易出现"多做多错"的错误，但"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显然也不是最好的应对策略。与上述几组音乐人相比，面临公关危机，更加主流的艺人及其团队显然表现得更有经验。

比如，在经过了与虎扑网友对骂、发表"Diss Track"怒怼Haters的冲动操作后，于2019年4月发行单曲《大碗宽面》，在这首歌中，放下包袱，把自己的黑梗写进歌词。也因为这种低姿态的"与民同乐"操作，在某种程度上和很大一部分虎扑网友和黑粉们达成了和解。

与的危机公关路径类似，蔡徐坤" 唱跳rap打篮球"的视频曾一度在B站被很多UP主恶搞。最初，蔡徐坤团队选择发布律师函硬刚，结果事态不仅没有好转，"律师函警告"还变成了一个新梗，引发了网友的二度恶搞。今年3月，蔡徐坤转变了策略，在《青春有你2》中，他主动提到：我曾经以为我的特长是篮球，后来我发现只是爱好而已。此言一出，蔡徐坤的路人缘也有所好转。

所以，沉默或者硬刚都不一定是最好的策略。独立音乐人在遭遇差评的时候，或许可以借鉴一下、蔡徐坤这样的应对思路，说不定能反转一波。

无论是否独立，公关对艺人都是有价值的

很多独立音乐人不懂得公关之道，不善于回应差评，除了缺乏相关经验与能力，还与自身态度有关。面对争议，很多有性格的艺术家往往会觉得做自己就好，没必要讨好别人。

当然，不止文艺界，很多行业中有个性的人都有过对公关嗤之以鼻的阶段。

罗永浩在经营锤子手机时，就曾对投资人说，自己完全不需要媒体公关，企业耍流氓才需要媒体公关。在他早期的世界观中，企业做公关是因为老板干了脏事或者企业耍了流氓，需要擦屁股。但随着公司的运营，罗永浩渐渐发现，如果企业与媒体缺乏足够的沟通，即使双方都不是坏人，也有可能会相互误解。如果媒体误解了企业，报道发出来，吃亏的首先是企业。

类似的关系也可以套用在艺术家与观众上面。米未创始人、《乐队的夏天》主持人马东曾经介绍过两个名词，一个是"听者责任制"，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当表达失败的时候，责任在听的人身上；另一个词"讲者责任制"的含义则相反：观众没有准确理解的时候，表达者应该为此负责。

对于音乐人来说，在与媒体和观众的相处过程中，应该奉行哪一种"责任制"，或许取决于艺人对于自身的定位。如果艺人希望从市场中获取流量和商业认可，那么当自己被误解，或者遭遇负面言论攻击时，艺人及其团队就有责任在自身市场价值下跌之前及时进行危机公关。

另一方面，舆论压力是一把无形的刀子，不管艺人是否想在市场中挣钱，只要需要抛头露面，就有可能被它伤害。民国时期因"人言可畏"而死的阮玲玉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所以，即使从自身心理健康的角度出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运用合适的技巧，为自己消解一部分负面评价，也是有好处的。

与其他行业相比，文娱产业的公关更有其独特的意义。无论是音乐，还是电影、电视剧，绝大多数文艺作品的好坏都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而普通民众对于一部作品的评价，很容易因为其对艺人的固有印象受到影响。乐评人邓柯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一首英文歌放给某资深媒体人，没有告诉他这首歌的是鹿晗唱的。这名媒体人听后说：还是熟悉的北欧风啊，国人什么时候能追得上啊。

换句话说，如果艺人遇到舆论的负面评价后，没有及时进行公关，不仅自己的形象受损，自己的作品可能也会受连累。

危机公关不一定等于"自黑"和"认怂"

近几年，文艺圈危机公关的正面案例往往都是一些敢于自黑，对公众态度温和的艺人，态度稍微强硬一点的明星往往会被视为负面典型。但将时间轴拉长后，我们可以发现，有时候面临舆论危机，艺人未必不能硬刚。

1965年，在美国新港民谣节上，靠木吉他弹唱起家的鲍勃·迪伦拿着电吉他，穿着皮夹克，带着电声乐队出场，唱起被民谣歌迷们视为低俗、堕落、幼稚的摇滚乐。面对观众的嘘声，鲍勃迪伦没有选择妥协或表现得"不在乎"，而是直接在之后的演出中回怼歌迷。表面上，鲍勃迪伦的转型和强硬的态度让他损失了一部分民谣听众，但从长远来看，鲍勃·迪伦的转型改变了流行音乐的传统分类，摇滚单曲《像一块滚石》也成为了流行音乐中的殿堂之作，让他突破了原有的听众圈层。

鲍勃·迪伦对Diss自己的观众说"你在说谎"

作为经纪公司，当艺人陷入公关危机，或者面临潜在的公关危机时，需要在快速安抚公众情绪、保护艺人长期发展、维护公司利益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味地硬刚或服软都是不可取的。如果一家公司仅仅是公关经验丰富，或许能打造几个成功的艺人形象建设案例，但只有既懂公关，又尊重艺人想法、具有长线经营意识的经纪公司，才能孵化出真正的巨星。

上文提得到的白举纲曾表示，面对去《乐队的夏天》的机会，自己的公司其实不太支持，甚至因此错失了参加第一季节目的机会。站在经纪公司的角度，这种态度可以理解，与其让艺人冒险，维持现有名气、杜绝一切被批判的可能，显然更加稳妥。但这种过度维稳的心态可能会影响艺人的发展，为其事业设定天花板。如果当初哥伦比亚公司用这样的方式限制鲍勃迪伦，可能世上就不会再有《像一块滚石》这首歌了。

作为音乐人，想获得市场的认可，绝对不能只靠埋头创作，也有必要学会建设和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而一个成熟的音乐市场也应该给予创作者足够的包容度，既能最大程度地保留音乐人的锋芒，又让他们尽量远离舆论是非的羁绊。

先声话题

话题内容：面对舆论危机，还有哪些成功的应对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