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武林（一）
俗语云，穷文富武。
自古以来，习武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家资殷实。礼有来学，义无往教，孔夫子诲人不倦，尚要收下弟子的干肉十条（束脩）。习武更是要备下厚礼，遍访名师，况且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好师傅难得，总是要四方求教，才能学到些真本事，如此一来，耗费更大，非普通人家所能承担。这等际遇之下，穷苦人家往往无缘、无意、无心、无力习武。
文武本不分家。孔子克己复礼，儒家所推崇的“六艺”其实来自上古三朝，并不是孔子的独创。《周礼》言：“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六艺之教，人所共知，含：礼、乐、射、御、书、数六种，以现代教育学的分类来看，六艺之教乃是一个包含着礼仪教育、道德教育、科学教育、人文教育、体育教育、军事教育等各种教育形态的庞大系统。
射、御两项，现在通常被划归为体育教育，但严格意义上讲，其实都是军事教育，射箭是远程武器，也是最为重要的武器，古有“武艺三十有六，而射为第一”的说法，自唐以后的武举考试，也将“骑射”和“步射”列为最重要的考核内容。“御”并非是骑马，而是驾车，骑马易学，普通人几个钟头就能掌握，但驾车并非易事，马是活物，操控马车比现在的汽车驾驶技术还要繁难。商周时期的战车，标配三人，形成一个作战单位，一人驾驭，一人弓射，一人持戈矛。三人各司其职，又互为庇佑。远距离冲刺，先以弓箭御敌，车马距离缩小，则形成盘旋之势，短兵相接，就要靠矛戈手伺机突刺或护卫。盘旋一圈，交手一轮，就称为一个“回合”。因此，战车的驾驭技术，不可能教授平民，而只能由贵族来统领。
四马一车，配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为“一乘”。制作战车、豢养战马、培育战士，都需要大量的金钱，拥有千乘、万乘，自然成为了诸侯国国力的象征。
车战需要极大的场地，也需要一定的技术，因此，西周时期的战争，要布阵、叫阵、行礼，进退有度，看起来似乎不是打仗，倒似表演，亦可称战争的艺术。六艺之中有此二艺，作为教育，也就不难理解了。
文武之分，源于士族阶层的分化。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也带来了贵族阶层内部的分化，文士与武士的区分。武士不单习练武艺，也精研排兵布阵之法。所以诸子百家之中有“兵家”，譬如著《孙子兵法》之孙武、著《孙膑兵法》之孙膑、著《司马法》之司马穰苴、著《吴子兵法》之吴起、留《尉缭子》之尉缭子等。“诸子百家，皆出于王官之学”，兵家无非是原有六艺之教序列中的专门化发展，武士则是在六艺之中断章取义之辈。
下级武士沦为市井之徒，平民通过军功可以获得爵位，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或许是“侠客”阶层形成的诱因。古传四大刺客中，专诸、聂政都是屠户出身，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亦是屠户。刺客杀人，并不是为了家仇国恨，而多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豪迈。因此，民谚有“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总是读书人”的说法。如此一来，重情义，轻仁德，便成了游侠的特点。
班固《汉书·游侠传》将“战国四君子”视为“游侠”，他们招揽门客，为其效力，游侠与门客，并称为“侠客”
古之“侠”字，并无今天所谓之“侠肝义胆”的褒义，也并不单指那些武艺高强的侠客。班固《汉书·游侠传》称“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将“战国四君子”视为“游侠”，他们招揽门客，为其效力，游侠与门客，并称为“侠客”。班固对侠客颇有微词，斥其：“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韩非子亦称，“侠以武犯禁”，也是指侠客利用手中的兵权，僭越礼制，破坏秩序，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再如“杰”字，古通“桀”，《逸周书·谥法》称“贼人多杀曰桀”，也非善意。侠、盗不分，豪、侠不分，因为，彼时的侠客，其实也就是雄踞一方的霸主。豪侠的世界真实不虚。
魏晋之后，侠的名声似乎有所好转。曹植写《白马篇》，讲“游侠儿”本是位顽劣的少年，“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最终却能“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国家大义而视死如归。李白也写过《白马篇》，少年侠客“金鞍五陵豪”桀骜不驯，“杀人如剪草”，最终却也能“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这种侠客，已经颇有点“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意思了。再经过《虬髯客传》等一系列传奇小说的发酵，对于侠的认识也有所改变。不难发现，侠客成名后，一般都要投身行伍，一展抱负。
明清话本、拟话本小说，多以侠盗为题材，如《水浒传》《三侠五义》
明清话本、拟话本小说，多以侠盗为题材，如《水浒传》《三侠五义》《小八义》等，讲英雄豪杰聚众山林，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故事，又掺入了公案小说的元素，如《施公案》《彭公案》等，讲江湖侠客利用自由的身份协助断案，惩治贪官罪恶。此时的侠客，“身归绿林为寇，不劫买卖客商，单劫贪官污吏、势棍土豪。得了银子也不乱用，周济孝子贤孙。”（《彭公案全传》）对侠客的评价，重归道义忠孝，令“侠”转化成了一个褒义词。
吴宇森监制的电影《剑雨》，试图展示江湖侠客的日常生活。呼啸山林多是小说的想象，并非武林的日常。实际上，唐朝开武举之后，民间的习武者大都会通过武举考试登科进士，从而获得领兵带队的机会，武艺兵法稍逊者，也大都会选择寄身行伍，至少也会加入一些民间的团练组织。团练自西周即有，一直持续到明朝，后清朝又恢复团练。唐宋皆置团练使一职，由朝廷委派官吏进行管理，是重要的民间武装力量，苏轼就曾任黄州团练副使，也恰是在黄州，创出了著名的“东坡肉”。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在广东三江各乡镇组织乡勇及民团抵抗英国海军，取得成功。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则以团练为基础，加上兵勇、夫役工匠等编成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共一万七千人，人称湘勇或湘军。
吴宇森监制的电影《剑雨》，试图展示江湖侠客的日常生活
武林其实并不神秘，它的主流仍然与政治、历史相关，只是旁类异类总是更加有趣，惹人注目，再加上艺术的添油加醋，就令人眼花缭乱了。
侠的另一条脉络，就是仙侠。这是令武林变得扑朔迷离的最重要原因，我们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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