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厂记忆,十四
寄爷
我在南通工作的时候,从《江海晚报》看到一则报道,说是瑞祥有一个男青年,出国去了意大利,回国时带了一个洋媳妇。在老家举办婚礼时,报社记者前去采访新娘,外国新娘说,这儿很好,就是寄爷太多,遇到谁都得叫寄爷,大寄爷、二寄爷、小寄爷、张家寄爷、王家寄爷、隔壁寄爷......根本分不清楚。
海门人把长一辈的人,除了父母、岳父母,不管男女,统统称为寄爷。这里的爷读作【ya】,在启海话里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寄爷的本义类似于干爹。以前小孩子出生后死亡率高,往往要把小毛头寄名给八字相符的长辈、或者有福的长辈、或者庙里的大和尚,我妈妈和舅舅都寄名给别家,我妈连姓都改了。
我公公奶奶生了好多孩子,存活下来四个,等这四个孩子平安长大后,他们老两口又成了有福之人,于是名下一堆的寄儿子(我不记得是否有寄女儿)。在外面,我很清楚,寄爷这个称呼是不分男女的,但在我家是分的,那些人来我家,喊我公公寄爷,喊我奶奶寄娘。
我奶奶做酒酿做得特别好,每到过年前,他们的寄儿子或者儿媳就来预订酒酿,记得我家那些木箱子里都塞了棉被,里面都是酝酿中的酒板,好在我对酒酿不感兴趣,不然很可能会偷吃。其中一个王伯伯每年都来的,住在新马路附近,开眼镜店,生意越做越好,后来把总店开到南通市里,在人民中路上,我高中开始戴眼镜,一直到南通上班,眼镜基本都是他家送的。
我上初一时,我家翻建房子,来了一票我公公的寄儿子,大部分我都不认识,反正每位我都得叫某某舅舅。其中一位长得很粗壮,嗓门大,有点像北京的板爷(好像叫申康?),那天要往二层吊楼板,空间很小,擦着邻居家的屋檐上去,我舅舅安排他指挥,一天下来,一块瓦片都没碰到。晚饭时,我舅舅特意过来敬他一大碗酒。当时我觉得算不了什么,不就是看着,然后吼二声。后来我负责供应商的生产质量管理,才意识到,要一直保证不出错,不良率保持在零,这世界上也就德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能做到。
我记得自己只叫一个人寄爷,而且是个美女寄爷:高小琴。她大概大我七八岁,家住前进中学东北角,中心街东边,她家和另外二家共享一个院子。有一阵子我天天往她家跑,跟她出去玩。我小时候好像确实不着家,整天在外面乌死野,难怪我奶奶一定要把我送进幼儿园,收收骨头。
可能是我一二年级放暑假的时候,小琴寄爷带我去河边玩,好像还有一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女孩一起的。那条河就在中心小学的边上,忘了是在东、还是在西。河边上长着茂密的水草,差不多有我一人高,中间有一个踏板,伸入河中央,那种踏板向下倾斜,夏天水大,在河中央的一段没入水中,我常来这儿玩,所以习惯性地这么判断。我很大胆地沿着踏板往河中央多走了一步,但那天不知发生了什么,踏板没有中央的一段了,结果是我一头栽入河中.......
等我醒过来时,我已经在小琴寄爷家的一个大澡盆里,见我醒来,她们帮我擦干身子,穿上衣服,让我不要和任何人提起今天的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我家里很可能到今天也不知道这件事。
我一生中有二次无限接近过死神,这是其中一次。就是在昏迷的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但中间那一段,完全不知道。如果像贾宝玉幻游仙境、卢生的黄粱一梦,那是梦境比现实世界更清晰,就完全相反了。
高小琴的哥哥高鹏程,我直接叫他高小鹏,原来比较二流子,后来去参军,回来分配一份工作,好像不在三厂镇。他们的父亲是工商所的总账会计,人称高会计,我喊他公公,在三厂镇有点地位的。
高家公公有一个爱好:集邮和集香烟壳。这个颇为高雅的爱好,当时很少见,不要说在小小的三厂镇,文革期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是要受到批评和打击的,即便是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里,还是不怎么敢让人知道。1984年,郭凯敏、陈燕华主演的《邮缘》,其实是一部烂片,但一下子掀起了全中国集邮的热潮。从那以后,彻底解开了收集藏品的禁忌。
我在高家出入的时候,远在1984年之前。高公公的邮票本子和烟壳本子藏在床和后窗之间的一个柜子里,很偶然的一次,被我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对邮票没有兴趣,但对香烟壳兴趣极大,那里面大部分的品牌我从来没见过,其中任何一张烟壳,在玩“打香烟壳子”的游戏中很可能是通杀级别的王牌。
我央求高公公送我一张富余的烟壳,他不肯。我就找小琴寄爷帮我求情,最后总算给了我一张“芒果牌”的烟壳,又叮嘱我不要外传。“芒果牌”的烟壳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游戏时,被其他大孩子告知,这种牌子的香烟不怎么值钱,无法通杀,所以很快就输掉了。
懊恼中回去找高公公要其他的烟壳,他再没有给我,哪怕高家奶奶帮我去要也不行,而且我再也没见过他的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