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苏记】扬州石塔寺：禁花论饭（上）

元祐七年二月、三月间，苏轼接到朝廷命令，调他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州事。此时东坡仍在颍州太守任上，他到此任刚半年的时间，治理颍州西湖的工程还未完工。

在此前的一段时间，东坡一直想找机会隐退，然接到此令后，他觉得可以在扬州等弟弟苏辙前来，由此一并返乡。《东坡志林》中载：“今年吾当请广陵，暂与子由相别。至广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诣梓州，泝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言之怅然也。”

处在路当中的石塔

广陵乃扬州之古称，可见他虽得此任，但依然返乡心切。然他从颍州前往扬州的路上，看到大量流民，这又激起了他的责任心，他到达扬州后立即给朝廷上了《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他在此状中首先称颂了二圣的仁孝慈俭：“臣闻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后可以即戎，古之所谓善人者，其不及圣人远甚。今二圣临御，八年于兹，仁孝慈俭，可谓至矣。”接下来话锋一转，他谈到了了解到的情况：

而帑廪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水旱相继，以上圣之资，而无善人之效，臣窃痛之。所至访问耆老有识之士，阴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宽政，无它疾苦，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免于僵仆则幸矣，何暇举首奋臂，以营求于一饱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号为无比户者，皆为市易所破，十无一二矣。其余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积欠。监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门，鞭笞日加其身，虽有白圭、猗顿，亦化为筚门圭窦矣。

楠木楼

苏轼的所谈乃是当地百姓的积欠问题，所谓积欠就是指这一年所欠官税，因为拖欠太多，使得丰年还不如凶年好，因为遇到天灾的凶年可以靠节衣缩食而不用交更多的税，但到了丰年，虽然多打了一些粮食，但要补交历年所欠之税，反而吃不上饭，于是大量的百姓远走他乡去乞讨。面对此况，苏轼向朝廷提出希望减免这些积欠，他为了强调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在奏状中说到了这样的话：

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石塔宾馆

奏状写好后，东坡立即派人星夜兼程赶往京城，然而主管大臣却认为国家正在西边用兵，财政吃紧，不同意减免积欠。到了六月十六日，东坡听闻附近的几个州发生了瘟疫，苏州、秀州等地很多人为此故去了，但是当地的官吏还在下令催逼积欠：“臣访问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为鬼腊。”

面对这些危急状况，东坡不再顾及朝臣对他会有看法，他又给朝廷上了一封奏状，详细谈及目前的困境。当时正赶上哲宗册封皇后，于是皇帝下诏书：“不论新旧，各种积欠一律宽免一年。”虽然这些积欠并未能免除，但有这一年的宽限期，也让疫情中的百姓得以喘息，此乃是苏轼到任扬州后为当地百姓办的第一件好事。

沿便道前行

东坡在扬州任给当地百姓办的第二件好事，则是解决了扬州漕运的困境，李廌在《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载：

国朝法，纲船不许住滞一时，所过税场，不得检税。兵梢口食，许于所运米中计口分斗升借之，至下卸日，折算于逐人之俸粮除之。盖以舟不住，则漕运甚速，不检则许附私商贩。虽无明条以许入，而有意于兼容，为小人之啗利，有以役之也。借支口粮，虽明许之，然漕运既速，所食几何，皆立法之深意也。自导洛司置官舟载客货，沿路税场既为所併，而纲兵搭附遂止。迩宋导洛司既废，然所过税场，有随船检税之滞，小人无所啗利，日食官米甚多，于是盗粜之弊兴焉。既食之，又盗之。而转搬纳入者动经旬月，不为交量。往往凿窦自沉，以灭其迹。有司治罪，鞭配日众。大农岁汁不充，虽令犯人逐月克粮填纳，岂可敷足!”

楠木楼外观

京杭大运河对解决中国南北水陆运输问题至关重要，朝廷每年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都是通过古运河。这些粮食供应军民之需，可见运河是国家的生命线。水运行进缓慢，运送一次往返需要几个月时间，为了加快运输速度，官府同意沿途不检查这些船只，同时默许船工可以稍带一些私货，以便维持沿途的开支。但是有人借口要严格执行规定，禁止漕运船工稍带南方土特产到北方贩卖，这些船工收入大减，于是他们就偷盗官家所运物资，甚至有的船工因拖欠货款而被治罪。

苏轼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认为应当按实际出发，建议朝廷允许船工适当带些私货到北方贩卖。《徽宗实录·苏轼传》中载：“轼知扬州，发运司主东南漕。先是漕挽听其私载，往往视官舟为家，以时修葺，故所载无虞。近岁严私载之禁，舟坏人贫，公私皆病，轼奏乞复故，从之。”

介绍牌

苏轼发现那些船工基本视官船为家，所以他们对官船修护颇勤，使得船不会中途出问题，后来因为禁止搭运私货，船工变得很穷，没有钱来修船，这既影响了漕运，又让船工因贫穷而出了很多问题。所以，他提出了恢复以往惯例的建议，朝廷认为他所言在理，故同意了他的建议。苏轼为民着想的举措，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广泛夸赞。

苏轼在扬州为当地百姓办的第三件好事，乃是取消了劳民伤财的万花会。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说：“花之名天下者，洛阳牡丹，广陵芍药耳。红叶而黄腰。号金腰带围，而无种，有时而出，则城中当有宰相。”扬州芍药与洛阳牡丹并称，更为重要的是，有一种红叶配黄腰的芍药最令人瞩目，据说这种芍药花开，城中会出宰相。可能是这些缘故，扬州当地的官员特别在意每年的芍药节。

树龄220年

对于扬州芍药节的盛况，刘克庄在《贺新郎·客赠芍药》一词的上阕写道：

一梦扬州事。画堂深、金瓶万朵，元戎高会。座上祥云层层起，不减洛中姚魏。叹别后、关山迢递。国色天香何处在，想东风、犹忆狂书记。惊岁月，一弹指。

楠木楼业态

扬州芍药万花会的盛况不在洛阳牡丹之下，在经济富足的情况下，当然是锦上添花之事，然而那时扬州等地因为闹灾而财政吃紧。东坡认为不应该举办这种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万花会，但他刚到达扬州任上时，正赶上芍药盛开，扬州通判晁补之认为应当依照惯例继续举办一年一度的万花会，以此让新任太守有与民同乐的机会。但苏轼觉得百姓的积欠问题已经让很多人流离失所，现在还没有解决好，怎么能还要办这样的万花会呢。于是写了篇《以乐害民》之文，以此说明他取消万花会的原因，该文记载于《仇池笔记》中：

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蔡延庆为守，始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既残诸园，又吏因缘为奸，民大病之。予始至，问民疾苦，遂首罢之。万花会本洛阳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意洛阳之会，亦必为民害也，会当有罢之者。钱惟演为洛守，始置驿贡花，识者鄙之。此宫妾爱君之意也。蔡君谟始加法造小团茶贡之。富彦国曰：“君谟乃为此耶？”

楠木楼斜对面即是石塔

扬州芍药为天下之冠，但是万花会的举办始自蔡京任扬州太守时，自此之后相沿成习，当地每年都举办这个活动，但每年的芍药节都要剪芍药十几万只，这么做既伤残了花园，又成为了一些奸吏敲诈百姓的机会。所以他认为应当取消这些华而不实的活动。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载：

扬州产芍药，其妙者不减于姚黄、魏紫，蔡元长知淮扬日，亦效洛阳，亦作万花会。其后岁岁循习而为，人颇病之。元祐七年，东坡来知扬州，正遇花时，吏白旧例，公判罢之，人皆鼓舞欣悦。作书报王定国云：“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公为政之惠利于民，率皆类此，民到于今称之。

石塔外观

东坡把万花会视之为扬州之大害，所以他坚决要将其罢之。但东坡是性情中人，他也知道这么做乃是煞风景之事，故其在《次韵林子中春日新堤书事见寄》中写道：“羡君湖上斋摇碧，笑我花时甑有尘。为报年来杀风景，连江梦雨不知春。”

但这件事更加说明了东坡做事懂得轻重，他并不为了满足自己的游乐之心而让当地百姓受苦。但是东坡的这种做法，显然会令蔡京不快，故东坡去世后，蔡京还是会找各种茬来攻击他，《家世旧闻》卷下载：

先君言：（蔡京）崇宁初作相，即为徽庙言：“泰州徐神翁，能知前来物。元祐中，苏轼知扬州，遣人往来求神翁字，神翁大书曰：‘泄慢堕地狱，祸及七祖翁。’神翁虽方外之士，而能嫉元祐人，所宜禳显。”其言可笑如此。然上颇喜之。

石塔顶头

崇宁初年，蔡京做了宰相，他跟徽宗说泰州有位徐神翁，能够预知未来，当年苏轼做扬州知州的时候，曾派人向神翁求卦，神翁说泄天机要下地狱的，就没有给苏轼算卦。蔡京的结论是：那位神翁虽然是方外之士，但他竟然知道元祐党人不是好人。这种因果关系牵强至极，但徽宗却因喜道家言而令神翁来京城，并以宾礼接待他。

皇帝为什么看重这位徐神翁，孔凡礼所撰《苏轼年谱》中转载了《舆地纪胜》卷四十中的所言；“元符中，哲庙以嗣子未立，遣中使求字，翁书吉人以对。已而徽宗即位。‘吉人’字，盖析御讳也。”

当年哲宗派人向徐神翁求卦，这位神翁书写了“吉人”二字，后来赵佶就继位了。因为他的名字就是吉人二字的合体，可能是这个原因，徽宗很相信这位徐神翁，但是东坡却不信这种歪门邪道。《墨庄漫录》卷二载：“东坡先生知扬州。一夕，梦在山林间，忽见一虎来噬。方惊怖，有一紫袍黄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谒曰：‘昨夜不惊畏否？’公曰：‘鼠子乃敢尔！本欲杖汝脊，吾岂不知子夜术耶？’道士惊惶而退。”

石塔下方可透视

东坡在扬州任上，某天晚上梦到山林里来了一只虎咬他，危急时刻，一位身着道袍之人把虎赶跑了。第二天有位道士来见苏轼，问他昨晚是否受到了惊吓，东坡大声呵斥他：少来这一套，我当时想用棍子打你，可惜醒了。他的所言把那位道士吓跑了。

虽然公务繁忙，但东坡在扬州任上得暇仍然在搞诗文创作，这乃是他重要爱好，他在此任上所写最重要之诗乃是《和渊明饮酒诗二十首》。东坡的诗作中专有一类名叫《和陶诗》，他几乎和遍了陶渊明所有的诗，而这个爱好始自扬州。

石塔文保牌

在宋代之前，陶渊明的诗作留意者较少，钟嵘在《诗品》中仅将陶诗列为中级。后世有很多人不认可钟嵘的评级，经过后人的推崇，特别到了东坡时，他极力推崇陶诗的价值，逐渐使得陶渊明成为了与屈原相并提的一流诗人。可见东坡乃是把陶诗提高到如日中天地位的一大功臣。

苏辙在其所撰《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转引了苏轼的所言：“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

不敢跨越宽阔的马路

东坡很自信地说，他是追和古人之诗的创始者，虽然这句话不无争议，但亦可见他对陶诗是何等之爱。东坡眼界甚高，他说对历代诗人的作品只偏好陶渊明，虽然渊明的诗存世不多，但是他的诗作却有独特的韵味，东坡甚至认为鲍照、谢眺、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都比不过陶渊明。他又接着说这些年来他和陶诗一百多首，虽然是和诗，但意境却是自己的，和的最好的诗，其成就不在陶渊明之下。而后东坡又说道，其实他对陶渊明哪里仅仅是喜欢他的诗，想来更多者他是喜欢陶渊明的处事态度。

故苏辙在《诗引》中点出了哥哥喜爱渊明诗的真实原因：“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