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是怎么破灭的？他花了三年，向上百个亲历者要答案

“赵老师，我们准备重新布展，您方便过来一起聊聊，指导指导吗？”带着记者前往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的路上，赵洪波接到了馆长的电话。

赵洪波是中共灵丘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平型关战役多年，几年前已退休。不过，退休不代表退出，每每遇到纪念馆的事情，作为资深研究员的他，总是避免不了被“麻烦”。

他自己说，这辈子跟平型关大捷，是“绕不开”了。

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抗日的首场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中国的士气民心——很早以前，赵洪波就无数次听过、写过。1999年末，赵洪波调职到党史研究室，愈加发现平型关大捷的特殊性。“灵丘的党史是从平型关大捷之后写起的，没有平型关大捷，就没有灵丘的地方党组织。”2006年，重建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的消息传来，赵洪波开始了一项特别的工程：深挖这段历史的细节。

走在主战场乔沟的沟底，赵洪波指着两面的山坡，向记者展示当时115师的几个团的具体作战位置。“你得来现场看看，才能知道八路军怎么靠‘地利’夺取胜利的先机。我也是当年去基层采访，才知道了八路军夺取胜利究竟有多么不容易。”

3年多的时间里，他一面四处联系参战军人及后代，一面寻找各个村里超过70岁的老人，探索他们对于平型关的记忆。

“我去了东跑池、作新、白崖台等十几个村，有时候跟老人们一坐就是一天。”那段时间，赵洪波听到了许多从未耳闻的故事，比如有个叫宋守堂的老人，曾经赶着家里仅有的3头毛驴运送过伤员和物资，三趟跑了将近一个月……

曾思玉将军在访谈中介绍，1937年9月24日那天，师部综合各方情报，判断日军可能于翌日进犯平型关，于是便命令各部队当晚冒着倾盆大雨进入预定伏击阵地。战士们忍受着饥饿和寒冷，纹丝不动地趴在冰凉潮湿的阵地上，严阵以待。敌人进入伏击圈，人送外号“猛子连长”的685团5连的曾宪生在白刃格斗中英勇牺牲——在被日军团团包围之际，他用尽力气拉响了身上最后一枚手榴弹。一天后的9月25日，就是平型关大捷的日子。

截至项目结束，赵洪波共计走访了110多人，其中包括平型关战役的亲历者、参与者和研究者。这些鲜为人知的口述资料经过多方验证，填补了平型关研究诸多的空白。

最令赵洪波感慨的是，挖掘历史的过程，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过程。2008年，他辗转联系到当年参加纪念馆建设的原63军的李根源时，却得到了老人3个月前已谢世的消息。

而在当年驿马岭战斗的地方，赵洪波曾经采访过二三十位亲历战事的老人。2010年，赵洪波撰写的厚厚一本《平型关风雨七十年百人访谈录》正式出版，第一批书准备分送给采访对象的时候，赵洪波发现，这些老人几乎都不在了。

赵洪波说，抢救史料的过程充满了遗憾，但他终究与那么多亲历者聊过。“能让这么多人和事再次获得生命，可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采访手记】每一次的走访都是历练

对赵洪波的初印象，始自巷子里步履匆匆走出的那抹绿色身影：裹着军大衣，双手揣兜，头顶头发没剩几根，怎么看都不太像是个做过干部的文人。

不过，到了平型关的主战场乔沟后，这位在车上还寡言少语的人突然打开了话匣子。“咱们现在走的这条沟就是当时日本人被伏击的那条，八路军115师的几个团就埋伏在两边的坡上……”哪个地方埋伏了哪个团，哪块战争进行得十分惨烈，他讲得头头是道。在纪念馆参观时，听到讲解员讲得不准确的地方，他还会时不时纠正，俨然一副严师模样。

馆里的人习惯称呼他为“赵老师”，这些讲解员几乎都接受过赵洪波的培训。“赵老师有很多小故事，我们不了解的就得问问他。”

这许多的小故事主要来自于那场十几年前的走访，一件在赵洪波看来意义非凡的事情。“幸亏抢救得还算及时，你现在再去问，很多老人都已经不在了。”听老人们讲抗战时期的事情、描绘抗战时期的场景，还能够真切体会八路军的生活，对他来讲，是工作，也是享受，更是接受了一场淋漓尽致的爱国主义教育。

今日吾辈的寻访和昔日赵洪波的走访，错落十几年岁月交叠，都是为了铭记一段历史，感怀一份精神。

我也是灵丘人，跟赵洪波是老乡，对平型关并不陌生，却也谈不上熟悉。这次寻访，不但加深了我对这片土地的认知，更让我深切体会到“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涵，寻访本身，也成了一种精神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