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的感叹！35岁后，不可能有更好的工作了
失业一年后，35岁的熊斌还常回想，过去出差期间周游列国的日子。
“奥地利最富有的小镇每年都会举办豪车聚会，五星级酒店就坐落在瓦尔登湖旁，泳池的水也是饮用级别，随便喝。”
2019年，因为离婚，熊斌从上海一家外企辞职。有十年时间没找过工作的他，此后才意识到，面临35岁的关卡，想要找到合适的工作，需要满足各种苛刻的条件。
一年间，熊斌面试了几十家企业，却因为年龄、跨行业等原因碰壁。如今，他一人住在广州郊区的城中村，每月固定开支控制在2500元，没有多余的社交活动。
到达35岁的年龄关口，就业障碍、年龄歧视应约而至。环顾就业市场，关卡随处可见：公务员考试大多要求35周岁以下，互联网大厂也喜欢拿35岁以上的人开涮。
于是，知乎上有个提问，“找工作时单位普遍要求 35 岁以下，那 35 岁以上的人都干什么去了？”
“第一个体会是，要找到铁饭碗，”一个高赞帖子给出了40岁中年人的回答。
裙带效应随之而来，35岁危机的焦虑渐渐蔓延至年轻人，虽然两个群体毫无关联，却共享着同一份焦虑。这里面关乎前途，关于人生，但更根本的，关乎生存。
中年危机最早在互联网行业传开。华为、腾讯、字节跳动等以IT技术为长的企业，正是凭着大力倡导996的工作模式，靠着年轻人踱步天下。
37岁的上海人徐歌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呆了10年，成为里头元老级人物，她的职位是新媒体运营主编，工作节奏不算很快，她过着朝九晚六的双休生活。
如果不是几个和她关系较好同事离职，徐歌能在这里呆一辈子。这次辞职的决定，她依然感到后悔，“留下的好处是不用担心日子不安稳”。
公司曾经出现过业务下滑的信号，这是她离职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9年，徐歌与几位前同事的合伙创业失败。她想重回老本行，做回内容运营。只是这次，除了接了一些短暂的兼职项目，她找不到合适的全职。
她这才意识到，与过去所处的互联网的环境不同，如今的科技巨头对年龄卡得很紧。同龄朋友面试蜻蜓和喜马拉雅，均因为年龄太大，对方表示不考虑。她还听几个内部面试官说起，同级别职位说过不要35岁以上的人，因此不能破例。
今年8月始，她安装了3个求职软件，投出了上百份互联网企业的简历，都石沉大海。10月，徐歌转而考了中式面点师资格证。在被好几家独立咖啡店以年龄为由拒绝后，她最终当上了某连锁咖啡店的店员。
11月4日，徐歌发的朋友圈
徐歌热爱这份工作，尽管她还刚上手。但是，为了还房贷，她迫切需要更高的收入，为此，她还要继续投简历。
折腾了三年，她的体会是：“被互联网企业的衰败惊到了。”
35岁的李逸也没有预想到，过去他12年的产品经理经验，在年龄面前不值一提。
从7月开始找工作以来，李逸预测的一个月职场过渡期，被无限延长。曾经年薪破百万、自信满满的职场老手，如今在家当起了全职奶爸，时间由女儿支配。
李逸的中年失业是“主动”选择的。疫情期间，他离开与大学同学共同创业的公司，这家创业企业，成立三年已经实现在港交所上市。
创业期间，李逸与妻女两地分居，他把家安在了办公室。成功将公司经营上市后，他还常收到猎头的电话，邀请他跳槽。
选择离开，是李逸看到了公司业务开始走下坡路，并且与合伙人理念不合的趋向。李逸遣散部门团队时，打算“抓紧回归互联网企业的怀抱”。
只是，朋友引荐的几家公司，他都在经历与大老板的终面时，最后“挂了”。起初他还有信心，但等到第三次面试时，再度被拒绝，他开始“感到不对劲”。
与一位高级别的HR朋友交流后，李逸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年龄问题。他从多方了解到，不同公司对年龄的“潜规则”不同，例如，B站招总监，给猎头的要求是：32岁以下。
他这才反应过来，这几个月简历石沉大海是为什么。
创业前，李逸是腾讯的员工，他自认过去在腾讯的级别还不够高，只是一位年薪100万--150万的“基干”--这是腾讯内部对基层管理者的简称。相对于这样处在最低级层次的管理者，目前巨头们偏爱的是干劲充足、工资还更低的年轻人。
日本电影《七个会议》
年轻人才，是全球互联网公司的标配。美国调查机构PayScale显示，在硅谷公司中，苹果员工的平均年龄是31岁，谷歌是30岁，脸书和领英则为29岁。
放到中国语境里，有最新报告指出，19家互联网企业的人才平均年龄为29.6岁，其中字节跳动和拼多多的员工平均年龄最低，仅为27岁。
“这几年，互联网的速度慢下来了，”李逸持与徐歌一样的观点。“没有增长就没有足够的坑位。高端的职位需求自然就少了。”
对此，有网友总结了一碗现实版毒鸡汤，“人不会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年轻。当你25岁和35岁的人做同样的事时，你是人力资源；当你35岁和25岁的人做同样的事时，你是人力成本。”
遭遇35岁危机的不止互联网员工。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曾形容，所有职业都有中年危机。“过了中年，就会习惯活在危机里了。”
竞争力变差，是很多30岁+中年人的直观感受。
2018年离职前，熊斌在上海某行业龙头外企，手握35万-40万的年薪。
2019年，34岁的熊斌从广州某外贸公司的销售岗位离职后才发现，“7000月薪的工作都不好找”。
34岁后找工作的过程，不再是一问一答的职场初探，而是需求和现实的刚硬碰撞。面试官抛出的问题，都是谈及他过去的经历，熊斌认为没有问及自己的长项，为此，他好几次与面试官翻脸吵架。结果也可想而知——大多数面试都草草收场。
法国电影《工作的人》
他有过反思，过去所负责的领域属于无机非金属材料里很小众的一部分，与市场化产品相差太远，企业很难重视他的能力。
辗转一年，熊斌依然没有工作。2019年9月，遭遇屡屡被拒的职场窘境后，他备受打击，只身一人跑到湖北恩施，想要“隐世”。
最落寞的时候，他在县城中央摆起了地摊，卖玩具手办。
直到大半年过去，熊斌才意识到，这是一种变相的逃避。恩施独居的日子里，他没有社交，没有和世界的交流，只能不断徘徊于自己的内心。
今年6月，熊斌感到整个人“想通了，也豁达”了，重新回广州找工作。现在和他交流，他会告诉你，“隐居是傻子才干的事”。
熊斌并非没有收到offer。一年间，他和一家提供9000元月薪的公司签了试用期合同，上了几天班就离开了。今年11月，他接了广州的一家供应链公司的offer，当了外贸业务员，但很快又被辞退。
他的解释是，感到和公司的理念不合，熊斌说，这个过程“就像化妆师把你化成70岁的样子时，你对着镜子看会哭，肯定接受不了。”
图片来源：《校对女孩河野悦子》
拮据的失业生涯里，熊斌用上了拼多多，会为了买一张摆在床上的小桌子货比三家，看看怎么最划算。他戒了酒，服饰等不必要的开支都省去了。
尽管如此，多年的积蓄已经耗尽，他自嘲“已经快要乞讨了”。朋友知道他的难处，在几个月前凑了两万块塞给他。
熊斌自己倒是乐观了不少。在城中村找工作的时光里，他一边学会了欣赏生活。每天早晨七点起床，他要走到几公里，喝上一杯咖啡，再回家捧起书阅读。出租屋停水，他也学会了耐心等待，然后跑到村口的保安亭，听保安拉小提琴。
熊斌镜头下记录的保安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徐歌学会了花15元在上海CBD的咖啡店里呆一下午，中间不吃午饭。随后在里头用文字和阅读陪伴其投简历，或者在网上兼职笔译的时光。她称这样的咖啡时光为“自习”。
她的文字记录了失业期间的不安。
她曾经怀疑是新家风水不好，导致她屡战屡败。她老说自己想呐喊，但“又不知道能冲谁喊”。她开始反思媒介影响下的消费主义风潮，责问自己过去为何能花几千块买一个包。
最后，她会在日记的结尾问：“我们的社会怎么会对年龄介意成这样？”
她同样变得感性，生活中的种种细节都能让她心生感叹。一次，上海下大雨，她看到天桥底上的一位流浪汉，用楼梯间自上而下涌出来的水洗脚，自娱自乐的样子，仿佛小时候玩水龙头撒欢时的自己。
那一瞬间，她的脑海中闪过的想法是，“如果有一天我流落街头了，会不会也能如此。”她无法给出答案，那位流浪汉的欢乐与他的境地显得格格不入。
她心里叹了一句，“这就是生活，就是那么真实”。
真实的生活伴随着理想与面包之间的权衡。即便已经尽可能调节心态，熊斌还是给了个结论，“如果没钱吃饭都是空谈。”
复盘了过去13年的工作经历，熊斌总结了几个关键点，“良好的生活作息”“保持新知识摄取”“摈弃无效社交”“制定好职场规划”。他表示：“做好这些，职业选择也就水到渠成了”。
“那你的规划是什么？”
“找个工作，”他回答得斩钉截铁，再补充一句，“现在需要的是机会。”
（徐歌、李逸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