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比怀念那个夜晚 ——四十年后，回望高考 肖鹰

原创 肖鹰  文汇笔会  2020年9月24日

一

“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开篇第一句。人生无论穷达，总有某个独特的时刻决定个人未来命运的漫长走向。对于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参加中国高考的众多考生，三天高考结束之际，就是这样一个决定未来命运的时刻。

1980年的中国高考，在7月7、8、9日三天举行。考试结束的当天晚上，学校宴请高中毕业生，我举杯把盏，一宵痛饮。40年后，当我追溯自我人生命运的转折点的时候，首先回想起的是1980年7月9日那个夜晚，在那个夏夜，金沙江拍岸的江涛见证了一个17岁少年告别中学时代的狂放和豪迈。作为我的成年礼，我大醉三天之后，才醉意全消。套用脂砚斋评贾宝玉醉酒的话说：“鹰兄真大醉也。”

我1962年出生，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因此在我15岁之前，绝没有“高考”意识，也没有上大学的梦想。我的母亲是原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1962年的毕业生，上大学前，她与我父亲是四川内江市政府的干部，两人结婚并生育了我哥哥。母亲上大学时就发表诗歌、小说和剧作等作品，云南作协（？）还为她的剧本《幸好爸爸不在家》开了专题讨论会。但是，因为是四川三台县头号大地主的女儿，母亲毕业后不仅不能回四川与我父亲、哥哥团聚，已有身孕的她，只身被分配到当时极端穷困落后的云南绥江县中学教书。数月后，我在这里出生。再过一年左右，母亲因为一个冤案被以“特务嫌疑”罪名逮捕，从此，我们家庭就沦入另类家庭。1963年被捕，直到1978年被平反，超过15年，母亲的案子始终没有审判、没有结案，她先是被羁押，后是被劳教。为了两个孩子的“前途”，等待10年无望之后 ，在内江市政府任职的父亲被迫与尚在云南接受劳教的母亲离婚，两人各自重组家庭。

我离开母亲的时候，只有半岁。当时她还没有被捕，但因为忙于教学工作，不能照顾我，就让我的一个伯父把我接回四川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我哥哥回到她身边。她被捕后，我哥哥也被接回到老家抚养，当时他5岁。

二   

我爷爷、奶奶是四川威远县乡下的农民，他们居住的乡村，是永新乡桃李村。爷爷和奶奶共生育了7个儿女，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们家是远近闻名的人丁兴旺之家。我童年时代，正是20世纪后半叶社会混乱、生活困难的时代。但是，在这个大家庭中，我作为最小的孙辈之一，因为爷爷、奶奶的特别呵护，我的童年生活是甜蜜、自在的。十二三岁读了《红楼梦》，我就想，虽然家境与贾宝玉无法相比，但以“老祖宗独宠”而论，敝人童年也与玉兄仿佛。

爷爷不仅识字，而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幼年习字，记得就是临摹爷爷写的字帖。爷爷经常教导我，写字的关键，就是字要立得住，像做人一样，站得稳。所以，爷爷是我的文字启蒙老师。爷爷是一家宗主，家里人都非常敬畏爷爷。逾越五十年以后，我仍然清晰记得爷爷坐在家中八仙桌后的威严神情——是神态自若透露出的坚毅。据伯父们讲，我爷爷早年做过使用黄牛贩运商品的生意，也曾是民间组织袍哥会的一个小头目，在当地是较有名望的乡绅。1949年之前几年，国民党县政府要委任我爷爷做乡长，他坚决辞绝了。一位伯父还告诉我一个电影画面一样的场景：当地政府抓住了一个被诬为土匪的外乡人，行刑者正要开枪的时候，忽然感觉背后站着一个人，回头看是我爷爷，扔下枪就走了。这是爷爷在1986年去世后，我听到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有许多需要解释的背景，但它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在我所受的儿童教育中，如果说爷爷给予我的更多是男性尊严和自重的品格启蒙，培养我做一个“站得稳的人”，那么，奶奶则以她无比宽厚的善良和慈爱培育我的良知之心。我幼年记忆中，爷爷、奶奶时常周济附近几位年老贫穷而且缺少儿女孝敬的孤寡老人。在我童年的眼中，这些老人不仅衰老而且可怕。有一位老太太，常从我家后门进家，以至于我特别害怕后门打开。但是，爷爷、奶奶待他们非常亲热，不仅把难得的好东西留给他们吃，而且还给他们带走。奶奶似乎不识字，但她有远近闻名的“论理”声望，附近人家有难断的家务是非，都喜欢找奶奶断理。当时，奶奶已是六七十岁高龄了。我儿童时代至上小学前，除了爷爷教习字，没有读过书。我自半岁至10岁前，都是跟爷爷、奶奶睡一张床上，我和奶奶睡一头，爷爷睡另一头。当时老家还没有电灯，也没有广播。奶奶身体不太好，躺下比较早。家中大小事，都会在奶奶床头谈论。奶奶躺在外侧，我睡在里侧。奶奶半靠着床背与床前的儿孙们说话，她富有逻辑而且非常理性的话语，就是我童年的语文课。

老家的房屋坐落在一片丘陵的腰际上。房屋背后是爷爷的桃林。春天桃花盛开，顺坡而上，层层渲染着悦眼的嫣红。夏天桃子成熟，桃林就成为馋嘴的孩子们的乐园。房屋前是一个小坝子，但是孩子们的眼中，这小坝子就是一个早晚嬉戏的大天地了。从坝子沿石级而下，是一口石砌的水井。这口水井，冬暖夏凉。大旱之年，远近的水井都干枯无水，它依然溢满甘洌的泉水。水井背后有一棵巨大的核桃树，它的左右两侧散布着几片竹林，在竹林中延伸出来的小路，就是我们外出的道路了。在竹林的外面，是一块面积很大的水田。它春夏种植水稻，秋冬蓄水。在这块水田的外侧，有一排樱桃树，樱桃成熟的季节，望着一串串鲜红欲滴的樱桃，我年幼的心中是无限欢欣的。桃园，竹林，樱桃树，核桃树，是我童年朝夕相处的近友。站在那块大水田的外侧田垄上，越过谷底眺望对面的山陵，尤其是在冬日晨雾浓郁的景况中，我的童心感受到的是一种冥想远方的惆怅。

三   

我1970年春天在桃李村的小学入学。1973年春节后，我在前两年已去内江市内父亲身边上学的哥哥的劝诱下，同意转学去内江上学。自半岁以来，10年中，我从未离开爷爷、奶奶，但这次，我要离别他们了。我是带着非常懊悔的心情离开老家的。在内江，在父亲重新组织的家庭中，除了父亲和哥哥，还有继母和她带来的两个女儿。我在这个新的家庭环境中，感受到莫名的孤独和压抑。父亲在进入机关工作前曾从军数年。自我懂事起，他给予我的记忆就是严峻和可怕，因为他的“军阀作风”。在内江生活的岁月中，我最希望父亲出差。在他出差的日子，我感到一个被释放的奴隶的自由。父亲的同事经常笑说：老猫走了，耗子就出来了。

父亲对我少年时代的“暴力管教”，现在想来，一则是因为我确实时常在学校弄出一些惹老师生气的事件，属于“非好学生”，父亲期望我做一个“好学生”；二则因为我是另类家庭的孩子，我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我无意做“坏学生”，但我总是管不住自己调皮的心。小学五年级，一天中午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不回家，把班上的桌椅堆成一个山丘，我坐在山顶上扮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反派主角座山雕，被来寻找我的父亲撞见；刚上初中，正值全国“评《水浒》、批宋江”，我却与班上几个调皮的同学结拜兄弟，我做大哥，几人还喝鸡血酒立誓，被老师查获。这些事情，都是必然被父亲“家暴”的案例。我父亲总说，我是被我爷爷、奶奶宠坏了。他这个说法，让我奶奶曾经痛哭一场。但父亲的暴力家教，从来没有让我内心屈服。我父亲打我，我就想，你管得了我的身，管不了我的心，我的心是自由的。

我少年时代生活的内江城，是质朴、清静的，而且还有些雅致的韵味。沱江河舒缓地环绕着城区，沿河两岸老旧的小街散逸着浓郁的老四川风味。从家中走出机关大院，穿越几条小街，就下到一大片乱石密布的河滩了。我喜欢深秋之际的河滩景色，尤其喜欢漫步走过河滩登上划向对岸西林寺山脚下的渡船。这渡船两头略为上翘，中部有一个圆拱形的竹棚盖，船工在船尾划着一支长桨。天色晴好的日子，河水清幽，秋风习习，西林寺的山头，越来越近，越来越高，我的心就越来越欢畅。西林寺是一座有些年代的寺庙，在我少年时代是荒废的。在山顶有座临江的亭子，名为“太白楼”。我不知道唐人李白是否游历到此，但是，伫立亭下，俯瞰秋阳下如宝蓝玉带一样的沱江河，我的少年情怀的确是充满诗思的，当然，也每每念及伟大诗人李白。

夏天沱江河的洪水会淹没整个河滩，浊浪漫涌。我的小叔，父亲的弟弟一家就住在距西林寺不远的一所职业中专学校中。在夏日洪水期，一个雨意清凉的上午，我和同住机关大院的一个同学去小叔家，走到那个学校附近的河湾，见有几个小孩在游泳，我们俩也脱了衣服跳下水。水意外地凉，这位同学很快上岸。我当时还不太会游泳，但大着胆子往外游了几米，再往回游，忽然发现踩不着地，心一慌，就越不能向岸边游，几番沉浮中，见附近岸上有一个用纤网捕鱼的大人。我把救命的希望寄托于他。但是，他只是喊我向岸边游，并无动身下水救我的意思。我同行的那位同学，蹲在岸上吓得发抖。这时，上游开来一艘汽艇，我想今日小命必葬身艇下了，就放弃了挣扎。不料，正是这艘汽艇在航行中掀起排浪，将我推向岸边，从而得救。从小家里大人不许我学游泳，偷着游泳被大人知道后必定挨揍。我记忆中爷爷真正打我的一次，就是我偷着一人在一个小水塘中游泳。这次沱江河死里逃生，事后似乎也没有逃过父亲的痛揍。

在我少年的记忆中，父亲似乎是完全为了那个时代而对我严酷管教。然而，他始终如一地坚持要我和哥哥努力读书，似乎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我在父亲身边生活的日子，几乎没有零花钱，但是，只要我要买书，父亲总是毫不犹豫地给我钱。每当继母阻拦时，他就会大发雷霆，用他军人的粗暴声调对继母咆哮：“老子就是要给他钱买书！”我在“文革”后期，购买了多本鲁迅的《野草》《呐喊》等小册子，后来解禁了，又购买了《红楼梦》等古典文学著作。这些著作的阅读，丰润了我少年寂寞的心田，自然也为我后来以意外成功通过高考，作了“史前铺垫”。 如果没有父亲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坚持让我们兄弟俩埋头读书，我们不可能在恢复高考后双双考上大学，并且两人都成为教授。父亲是一个聪明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强的人。他初中没有上完，因为家中穷困，就跑出去当兵，三四年后，做了排里的文书，后转业地方工作。由于长期受母亲政治问题的影响（虽然离了婚），父亲在机关工作数十年至退休，职位几乎没有提升。我至今也不明白，父亲当时坚持要我们兄弟俩埋头读书的“前瞻”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在那个年代，母亲的遭遇和父亲自身的处境，都应该让他明白，“埋头读书”不仅没有前途，而且还可能遭遇厄运。我现在能想清楚的是，父亲严酷要求我们兄弟俩“夹着尾巴做人”的另一面，就是要我们“埋头读书”。

四   

我母亲1978年获平反，并恢复工作。当年秋季的时候，母亲回绥江工作，只身从昆明经停内江，我们母子时隔多年后得以相见。母亲在内江住了两天，她临走前夕，我突然说要同她一起去绥江。父亲同意了。我向学校请了几天假，陪伴母亲起程。我们母子俩下午先乘火车到宜宾，次日换乘轮船沿金沙江逆流而上，经约一天航程到达绥江县城。这是我平生中唯一一次单独与母亲同行。

与母亲在绥江相伴度过几天之后，我告别母亲，回到内江继续上学。我就读的是内江七中80届一班，是这个中学80届唯一的“全市重点班”。班主任老师是一位语文教师，因为我有一次在他上语文课时开小差，他提问我答非所问，他当众讽刺我“这就是肖鹰先生”云云，并指责我曾告诉同学“班主任老师嫉妒我的语文水平”。我确实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事发生在1979年3月中旬末，我回家告诉父亲后，他说，既然这样，你就转学去你母亲那里吧。

1979年3月27日，我告别父亲和哥哥，只身经宜宾赴绥江投奔母亲。当时我还不到17岁，带着两大件行李。到宜宾下火车后，租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请车夫将我拉到一个靠轮船码头近些、价格便宜的客店。因为下火车时天已经开始黑了，这个车夫似乎并不熟悉码头附近的旅店，费尽周折，到晚上九、十点左右，他才把我放在一个名为“反修旅店”的客店门口。这个客店非常简陋，记忆中阴暗脏污，还是大通铺。我和衣睡了一觉，天亮醒来，就又雇了一辆三轮车带着行李去了码头。又是一天逆流而上的航程。那天时雨时睛，两岸时而山崖云绕，时而层林雨染。在船上，我非常怀念去年秋天与母亲同行的甜蜜、温馨。在一座峻峭的山峰上，有一只雄鹰在盘旋，令我想起，母亲给我取名“鹰”字，一定是“触物随情”（脂砚斋语）。

1979年3月末，我转学到绥江读书时，母亲已年过45岁。我没有母亲年轻时的记忆，熟悉的人都说我母亲年轻时非常美丽。在照片中，少女时代的母亲曾扮演过林黛玉；母亲在生产我一月后的照片中，是一位明丽优雅的少妇，有人说这照片像年轻时的电影演员秦怡。15年人生厄运的摧残，在母亲的身上留下了不可消除的伤害。她带着一身病痛。但是，母亲令人意想不到地充满活力。她重返工作岗位时，只有15年前留下的一年多的教龄。她不仅很快熟悉了教学工作，而且因为表现了较好的业务能力，被安排给高中快班生上语文课。我转学来，先就被安排在这个班插读，听了母亲大半个学期的课。1979年，进入高二学年，学校分文理科班。因为当时重理轻文的高考教学风气，学校将我母亲安排给高二理科快班上课，我因为自主选择文科班，则不能再听母亲的课了。

我来到母亲身边读书，父亲对我的监管权自然移交给母亲。相对于父亲的严管，母亲对我的管教是非常宽松的，在她的同事眼中甚至有放纵的嫌疑。进入高二前，文理分班时，我高一时的班主任是一个物理老师，他非常希望我选择理科班，一方面尽力说服我，一方面向我母亲游说。文科班的确集中了该校学习较差的学生。而且，“学文科没有前途”也是当时的社会流行观念，“好一点”的学生都不会选择文科班。母亲任由我自主选择了文科班。因为当时高中学制两年，进入高二，就是进入了决定考生命运的最后冲刺年度，不仅老师要求更加严格，学生们也普遍紧张起来。但是，母亲并没有给我施加任何压力，我甚至没有她督促我学习的印象。每有老师向我母亲告状：“刘老师，你看看，这就是你家公子的作业！”母亲听完后常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一定要严加管教！”但是，等那老师一走，母亲就笑着说：“儿子，你尽让你老妈为难！”

1979年3月末至1980年8月初，在我与母亲两人生活在一起的一年多时光中，我与母亲的交谈超过我与父亲十余年相处的交谈。母亲是非常健谈的人，而且谈吐非常风趣。人们聊天，她只要在场，一定是极受欢迎的中心人物。她的涵养、见识和聪慧，是我平生所遇的中国知识女性中少见的。你很难想象一个遭遇15年牢狱之灾的女性，仍然如此开朗、豁达和从容。在各科任课老师轮番角力鞭策下度过高考岁月，我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候是与母亲在晚餐后在夕阳下去学校背后的金沙江畔散步、聊天。母亲会不时背诵一些古诗词。我第一次听到苏东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就是母亲在我们母子俩散步后返校的路上背诵的。

我高考复习的这一年，母亲尽她所能，给予了我最大的自由学习空间。我时常草率应付各科作业，她是非常清楚的。但她并不过问我。临近高考时，她在学校图书馆借到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本来只是自己消遣的。我见了就跟着看，十数天中看得昏天黑地。母亲也不担心我高考复习受影响，她只是对我过度崇拜基督山伯爵有些担忧。大约高考前一个月，县城影院放映新片《小花》。母亲设法购买了首场电影票，在自习课时悄悄带我去看电影。一个高中语文老师允许自己临近高考的儿子昏天黑地地读长篇小说，还在自习课时私自带儿子去看电影，这恐怕是中国高考史上少有的“母爱壮举”。我实在记不得在高考复习的课堂上听了什么——当然努力将当时的教育部统编教材全部学习了一遍，但是，我课余时间（主要是晚上和周日），似乎多在读自己想读的书。高考前最后一个月，学校强化冲刺复习。我似乎很少理会一张又一张的复习试卷，傍晚多在金沙江畔的河滩上，以江涛为伴，逐篇背诵一本《唐宋八大家散文选》中的文章。这不是语文老师要求的，当然也不是我母亲要求的。这是我少年的心灵的渴求。朝夕盘桓的金沙江畔，以及背景中那急流汹涌的江湾和对岸那似乎是千古无人的险峻荒涯，激励和配合了我的心境。每当兀然独立滩头，暝色四合之际，朗诵着古人的文句，就宛然古人前来与我对话。这是我高考岁月中，最自由的心境，也是最真实的心境。

绥江上游一段江湾

我与母亲住在绥江县一中校内教师住宅——我不知道其中哪一间是我的出生地。我们母子开始是住在底层一个十数平方米的单间内，靠门口的小部分隔断，作为厨房。不久我们搬到一个二楼的房间，房间面积增加了一些，分隔为内外两间，母亲住较大的内间，我住较小的外间；厨房则在阳台上。在阳台上可以越过河滩远眺金沙江。学习一天后，伫立阳台，静静眺望夜幕下的金沙江和对面江岸的大凉山山影，星空辽远，江山沉郁，是我至今非常怀念的体验。

我出生时的绥江县城，因为在下游修建的一个电站大坝，如今已经被淹没在金沙江水之下。当然，我和母亲居住的房子也早已湮灭无迹，那个阳台上的夜景，现在只是我无限怀想的少年记忆。

五

大概是7月底，高考成绩从省上下达。我的成绩首先是从学校接收的地区教育局电话中知道的。我总分421分（满分530分），是全省文科并列第一；我数学考分最高，96分（满分100分），是全省文科第一。当年云南是公布分数之后报志愿。我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大学，专业志愿是：中文系，图书馆系。我第二志愿填报的是北师大，专业志愿是：哲学系，中文系。北大哲学系录取了我，我想，招生老师一定是意外地发现了我竟然在第二志愿中填报了哲学系。我在上初中后期，看了印度电影《流浪者》，非常崇拜做辩护律师的女主角丽达。我想报北大法律系，母亲坚决不准，我只能放弃。

以我的努力，以我的自知，我是顺利地通过了高考，意外地考了个“省状元”——更意外地“被”北大哲学系录取。高考前云南省摸底考试，我的成绩只是在那个50人左右的文科班上前5-6名。按这个摸底考试估计，我发挥最好，大概也只能上云南大学。高考录取的结果，班上同学，只有三个人考上正规大学，除我外，一个同学考上云南大学，另一个同学考上原江西财经学院。在高考前，我非常坚决地向母亲申明：如果考不上正规大学，我绝不复读，因为我实在不能再忍受高考生的生活；我去草原当牧民，写小说，如果成名，就回来报孝母亲，不能成名，母亲就当白养我了。高考后的第三天，我把所有课本和复习资料全部作废品卖掉了，此次贩卖所得全部用作与一位同学十数日间共饮的酒资——无论高考结果如何，我的中学时代结束了。

我无比怀念1980年7月9日那个夜晚，因为那个夜晚宣示了我的高考结束，也宣示了我的人生新岁月。在那个夜晚，我并没有预见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但我深知自我人生即将转入新的时代。

2020年8月22日-24日稿、28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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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

肖  鹰

文汇笔会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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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高考尘埃落定后，8月初，我告别母亲，离开云南绥江，去父亲工作的四川内江；停留几日后，我回威远乡下老家看望爷爷、奶奶。

当时，爷爷、奶奶都80岁高龄了。两位老人对我的回来，无比喜悦。爷爷要用家中的桃木给我做一对行李挑箱。他带着我走了十数里山路，去请一位木匠。爷爷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

我记得那是一个雨后的下午，山路崎岖而且泥泞。我害怕爷爷因路滑摔跤，但他拄着拐杖非常强健地往前走，不容我搀扶他，山路狭窄我也无法搀扶他。在爷爷行走着的身后，我深切地感受到爷爷心中的喜悦，感受到他令人敬爱的刚健和豪迈。那个下午，那条崎岖绵延的山路上，就走着我和爷爷俩，空气中弥漫着雨后的滋润气息，明丽的阳光洒在起伏逶迤的夏收之后的红土地上，让我感受到这片养育我十余年的乡土的无限温馨。

我从来没有努力追求，也没有想到会成为一省的“高考状元”。但我更没有想到，被北大录取到哲学系。我在录取通知书到达绥江前就已回到内江，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是母亲通过电话告知的。我被录取到哲学系，母亲和我都很失望。我的梦想是做作家，因此想上中文系。我甚至考虑放弃入学。但是，我实在没有勇气回头再做一个“高考生”。我是硬着头皮到北京入学的。爷爷听说我上的是哲学系后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折起来学。”爷爷不仅有威严、坚毅的一面，更有幽默的一面。他对“哲学”的风趣解说，我至今都认为是非常深刻的幽默智慧。

爷爷送我的两个行李挑箱，很快就做好了。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巨大的两个行李箱：光是空箱子，也难挑着走路；如果装满衣物，恐怕只有一个超级壮汉才能挑起来。我和爷爷、奶奶又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告别。我带着这两只巨大的行李箱，到了内江。因为箱子太大，我只带了一只箱子赴北京上学。

交通辗转，更加暑期洪水阻碍，我在内江拿到录取通知书已很晚；乘火车两天一夜赶到北京时，已过了北大在火车站接待新生的日期。我在北京火车站下车，已近傍晚了，不断问询和寻找，先乘103路电车，在动物园转乘332路公共汽车，到达北京大学站。下车后，我看见“北京大学”的校牌，心想“可到了”。然而，门卫见我是未报到的新生，告诉我，这是西门，走进去很难找到学生宿舍，让我往回坐一站。我再上反方向的车往回坐到北京大学小南门。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了。一下车，天就下起大雨。我的行李是托运的，由北大统一拉回学校，当晚无法知道行李在哪里。小南门的一位老门卫师傅非常友善，他借给我一床褥子，让我拿到宿舍放在床上凑合睡一晚上。这是我到北大上学的第一夜。

第二天清晨起来，第一眼看见的北大校园清朗新颖。学生宿舍区的房屋是1950年代的建筑，历数十载风尘，但并不显得陈旧。楼房间的树木在一场秋雨之后，一片葱郁之气。早餐后，我带着半是新鲜、半是好奇的心情去学二食堂背后的一座大库房寻找我的行李。从我居住的38楼到学二食堂，是非常近的，但我绕来绕去，总是找不到这座库房。可能是指路的人都告诉过我东南西北，我从西南来，当时分不清东南西北。后来我绕回到38楼门口，遇到了哲学系的芮盛楷老师，他是80级2班的班主任。可能见我神情像是一个摸不着头脑的新生，他主动询问我，知道我是80级1班的学生，就骑自行车带我去附近的学二食堂，找到我的巨大行李箱，并用自行车帮我推到38楼。在38楼412室，打开行李箱，我的大学生活就正式开始了。

哲学系大一学年的主课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外还要修高等数学、心理学、形式逻辑，以及英语、党史、体育三门公共课。我入学的时候，不满18岁。我们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已25岁，年龄最小的同学不到16岁。我的年龄在应届生中算大的，但与往届生相比，我又属于“小字辈”。我所在的412室有7个学生，出身工农兵学都有。同室中包括我，四个应届生。我们四人的年龄，从不过16岁到17岁多。那三位年龄大的同学，一开始就非常主动、积极地进入学习状态。我们四位年龄小的同学，对学习，很有一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消极或潇洒态度。我们四人睡上铺。每到晚上，我们早早洗漱好，就爬到床上，或写家信（情书？），或翻照片，或听收音机。我多是发呆。我在发呆中会长吁短叹地重复自己“被拉进哲学门”的不幸。

在大一，我一直想转到中文系。但是，80年代转系犹如转学，非有特殊而且充分的理由是不可能转系的。然而，进入大二，我不仅最终放弃了争取转系的念头，而且反而庆幸自己被北大哲学系录取。有两个直接的原因改变我的专业志向。第一个原因是，在大一第一学期末，同宿舍的刘荣凯同学在校图书馆借到了刚出版的《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阅读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因为我在阅读中情不自禁地划重点，把这本新书划满了线条，被图书馆重重罚款（款额数倍于书价）。这本书归类收藏在哲学书籍中。当时管理哲学类书籍的是一位年长慈祥的女老师，我只知她姓齐。齐老师在罚款后对我说：“你看你，给你妈惹祸！”但我很自豪地回答说：“我妈知道我为什么被罚款，她一定会非常高兴！”另一个后果是，我不仅从此知道了哲学门下有美学，而且被朱光潜先生明洁、透彻的文字引入了美学世界。第二个原因是，进入大二后，学习一年的西方哲学史课程，上学期由哲学翻译大家王太庆先生讲授。王太庆先生讲课没有讲稿，只有一些卡片。他是安徽人，口音非常重。古希腊哲学家的名字，被他郑重其事地念出来，我们很难对上教科书中的人物。他讲课不看学生，身体斜靠着讲台一侧，眼睛时常望着讲台上空的天花板。似乎他心中只有西方古哲，他们在天花板上与他对话。一学期下来，除了因为他的口音被同学引为笑谈的几个古希腊哲学家的名字，我实在记不得他讲了什么。然而，正是王太庆先生的讲演，把西方古典哲学的魅力神奇地传输给我，从此我不仅热爱哲学，而且认定自己未来的毕生事业属于哲学—美学。

回忆本科生活，我不得不记述大二下学期的英语老师。她似乎是当时的北大公共英语教研室主任，给我们讲课时，已经接近60岁退休年龄，在我们的眼中是老太太了。她讲课时说，学英语没有别的捷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借一本自己喜欢的英文小说，从头到尾读完，英文就过关了。我就借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英译本来阅读，读到安娜卧轨自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认为我读懂了。期末考试前夕，同室的刘向远同学借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我们俩入迷地传看，厚厚的四卷本，大约花了10天时间。本科时代，从大一开始，我平常课外基本不花时间温习功课，只是在期末考试前最后10天左右超强度突击应付考试。因为临考前的10天读小说了，我走进英语考场，一头雾水。我和刘向远考前约了一个备考充分的同学（记不得是谁了），我们三人有意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这位同学坐中间，我与刘向远各坐一边，考试中三人做尽各种小动作，试图“互通有无”。英语老师很快发现了我们的不轨动机，全场特别监视我们，使我们欲罢不能又百般无奈。考试结束后，她通知我们三人去她家中，要与我们谈谈。她家住在北大蔚秀园，也许是我们记错了楼门号，我们连续找了三天，才在一场夏雨之后的傍晚找到她。她语重心长地把我们三人教育了一通。我们诚惶诚恐地从她家中出来，心想这学期英语要挂了。然而，期末成绩下来，我们三人的英语都及格了。我的成绩是77分，这是我在北大本科学习期间的最低期末成绩。这位英语老师在我的本科记忆中注入了北大老师特具个性的慈爱和宽厚情愫，令我想起高二那一年母亲对我的态度。非常惭愧和遗憾的是，我已记不得这位英语老师的姓名了。写这篇文章时，我询问了班上几位同学，都说记不得了。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这位老师的“英语学习观”确实影响了我的英语学习观念，对于英文，我至今只能阅读，不能听说。

在整个本科时代，我们一个学期只有三四门课，而且很少作业，没有平时测验和期中考试（外语除外）。虽然各系情况不一样，但是当时上课时间少，学生们有大量的课外自修时间，是北大教学的普遍状态。这样的教学安排，对于勤奋好学的学生是自由，对于懒于学习的学生也是自由。然而，刻苦求学是当时北大的普遍学风。因为教室短缺，上自习找座位非常困难，被戏称为“打游击”。我非常适应北大这样的教学模式，生活其中，确实有天高鸟飞、海阔鱼游的恬适之感。我四年大学生活，多半时间是在教室和图书馆“打游击”中度过的。每当晚餐时分，我背着沉重的书包走到学一食堂门前时，那轮鲜红浑圆的落日挂在西边树林间的壮丽景象，常常令略感疲倦的我眼含珠泪，心中涌动深深的感恩之情。在寒冬的深夜，晚自习后走在校道上，每当月华朗照，道路两侧脱尽叶片的树冠料峭的影像，在冷峻之中让我体验到一种海底景象式的傲然出世之感，身心俱生出无限的鼓舞。

在北大本科四年学习中，无论是哲学系的老师，还是外系的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也是最深刻的认同是，老师们各具风格，但普遍具有一颗自由独立的心，也给予学生们莫大的自由独立的空间。而这正是我在中学时代深心渴望的。四年本科学习，深刻影响我未来成长之路的，不是北大老师讲授的课程知识或所谓治学方法，而是他们洋溢在神情举止中的治学精神和人格品质。

1980年代初期的北大，在我们这批学子的心目中延续着“老北大”的历史底蕴，她是古老而又青春的，不仅是学子们求知的圣殿，而且是青春少年身心徜徉的自由天堂。夏日傍晚，坐在图书馆东侧的草坪上，读书，聊天，或遥望绿荫梢头余晖映照着的那座标志性的水塔（当时似乎没有现在所谓的“博雅塔”一名），如那不时凌空的晚燕一样感受着静谧的飞翔。冬日里，在斜阳中独自踏着残雪穿越勺园东南大片树干高耸的林地，恍如一次幽秘的远行。还有，我直到大四的深秋之季的一个午后，才意外发现了北大后湖（未名湖之后的一角隐秘的湖泽和丛林），涉足其中所领略的是无限寂寞和荒古之感。这些景致后来都被改写和抹掉了。作为一名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都在北大求学的北大校友，我毕业后数十年来不断返回北大。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深深怀念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那个给我自由成长空间，引导我进入哲学—美学世界的母校。

2020年8月22-24日稿、28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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