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山下乡岁月的几个小故事

我上山下乡岁月的几个小故事

1975年的春天，芳龄十七的我和同样年少的三十七位“知识青年”背起极其简单的行囊奔赴“潮安万峰山林场”，开启三年半的修理地球岁月。

万峰山林场位于潮州凤凰山麓北部，海拔最高大约一千八，我们林场海拔应该不到一千吧。我们乘坐解放牌大货车颠簸三个多小时到达凤凰三级水电站，之后沿着五十厘米左右宽度的羊肠小道徒步爬山四个多小时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我们林场。

因为林场是刚刚批建的，当地农民提前过来帮我们搭建茅草屋。“房子”是这样建造的：首先用一些刚砍下来的小木棍，直径大约5—10厘米，大致削去分叉和下面削尖插进泥土里面，然后成排钉在坡度比较低的山坡上，用麻绳将这些木棍扎实，再用铁钉固定，围成长方形。离地面大约50厘米再把木棍垂直固定，平卧的木棍另一端同样垂直固定，这样“墙”和“床板”就完成了。“外墙”再用茅草裹上，不用开窗，因为到处漏风，留个可以进出的门就可以了。“屋顶”同样用木棍和茅草盖上。“床板”就是坑坑洼洼的木棍，大约间距5—10厘米，上面铺上我们自己带来的凉席就可以了。我们女生一间房，男生一间房，就这样住了一段时间，不记得住了多久，不过肯定是在冬天到来之前我们就搬进了“新房”。“新房”是这样建造的：有土胚砌成的墙，外面裹上牛屎和稻草混合的一块块圆形的，大约直径20厘米，厚5—8厘米的东西（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屋顶好像是有瓦的。我们终于每两个人有一张两层的“鸭仔铺”。新房又住了一两年，后面总场就把牛屎和泥巴混合的外墙变成石灰的了。但那是我被调到分场，分场住的还是牛屎和泥巴混合的墙。在总场可能是地盘比较大，好像没有见过毒蛇跑进房间。但到了分场就不一样了，房间里无论蚊帐顶上还是草席下面，地面都常常有毒蛇，最多的是竹叶青，有时还有眼镜蛇，五步蛇等等。当时几个女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办？有的还在哭 ，我没有哭，反正哭也没用。我找来四个木凳，每两个木凳累在一起，高度就有大约一米，凳子周围撒上厚厚的草木灰，然后用三块床板（那时分场都木凳和床板足够），其中一块压着蚊帐靠墙的一侧，蚊帐的四周再压上砖头，蚊帐的门用夹子夹紧，这样蛇就不会跑到蚊帐里面，可以安心睡觉。不管白天晚上都要关门关窗，门缝还要用砖头堵死。因为蛇太多了，不存在怕不怕的问题，想办法打死它就是。分场这一年多，我练就的最大本事就是“打蛇”。“打蛇”要站在蛇的后面，拿着锄头稳准狠的一锄下去，蛇的前段就冲出去几米远。这时千万别大意，蛇还活着，起码二十分钟以后才可以去看它死没死。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要打死七八条蛇。那时候不知道死的蛇可以吃，不然我们就不会“没有一点油水”了。若干年以后听说我们离开林场后那些跑不掉的男生不再有心思干活，倒是学会了“打猎”，所以后来他们的生活里多了一些乐趣。

说到“油水”，那几年确实基本没有油水。大米饭还算基本有保障，菜很少很少。菜地由两位年纪大一点，有点懂得种菜的知青负责。有几拢菜地，总数应该一两百来平方米吧。种的菜本来就很少，吃到谁肚子里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基本上没有吃到。肉就更不用说了，基本没有看见过。我们养了一两头猪，过年的时候才宰的，吃到我们嘴里可能就几片吧，平时根本不知道肉长啥样。我们的“菜”永远只有辣椒酱和萝卜干。辣椒酱销路很好，每个人每餐都是一大勺。萝卜干基本无人问津，因为越吃越饿。大约两个月我们会回家一趟，回来的时候都会带上一瓶萝卜干炒肉或者萝卜干炒猪油渣，有的人还会带上一点炒面粉当宵夜。我曾经带过一包大约一斤的红棉牌的牛奶，这是最最奢侈的了。记得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和同宿舍的一位女知青实在想菜想到睡不着。大约晚上11点我们就偷偷的出门，乘着月光我们来回走了四个多小时到当地农民的菜地里偷了一个包菜，回来后就在房间里用白水煮着吃，吃完刚好天亮出工。

一个小插曲，这也是把我害得很苦，几乎葬送了我一生的一件事。那时我父亲已经落实政策在某某权力部门工作，可以拿到布票和猪肉票。不知道管我们的革委会副主任，别名“菜脯姐”怎么就知道了，常常要我去跟我爸拿肉票。开始一两次我求爹爹拜奶奶的求了一点肉票（父亲原则性很强，绝不会给我肉票，我是找别人要的），还要跟家里要钱买。我自己根本不知道肉是啥味道却要给她送肉，一次两次也就罢了，可她没完没了，每次都要。几次之后我告诉她实在没有办法，当时她也没说什么，但很快我就被调到分场去当“副场长”了（在总场我是知青队副队长）。再之后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政审不合格”而剥夺了我参加高考的权利，那时说实在我死的心都有了。

说到高考，就聊一聊我的高考之路。

我妈妈是解放前广州华侨师范大学的学生，那是华侨陈嘉庚捐助的学校。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时她们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并上山打游击。解放后很多人留在广州，他们的前途都很好。但我妈和一部分潮汕籍的同学留在了潮汕，他们的结局却很惨（这故事以后再说）。打倒四人帮以后不久，广州的老同学给她寄信说未来有可能会恢复高考，问儿女中有没有人有机会参加高考？同时也寄来了一些中学的课本。有一次我回家探亲，妈妈就偷偷告诉我这个信息并把课本交给我。我也就带着课本回到林场总部。也许这就太“张扬”了，有人发现我工余在看中学的课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领导发现了，曾经被口头批评过一次而我还没有引起重视，结果当第一次恢复高考 的时候我被告知“政审不合格”，硬生生的剥夺了我参加高考的权利。开始我很震惊很迷惑，我找到了县委农林办主任说理，可是根本没有说理的地方。农林办主任直接告诉我：女孩子找个人嫁了就可以了，读什么书？然后理都不理我就走了。之后我一直找各级领导，一直“上诉”，最后人家高考结束了，我的“上诉”一点结果都没有。随后我便被调到分场去当“副场长”，其实完全就是普通队员的待遇。本来我已经填了入党志愿书，下一批党员就有我的份，但也因为这件事泡汤了。曾经有一天晚上，我跑到山顶，一个人大哭了一场。也是这件事之后我学会了思考，我思考了前前后后所有的事情，终于我明白了其中的奥秘。我也很生气为什么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都没有关心，帮助我一下，没有给我一点“生”的希望？我也想起来曾经这位农林办主任问过我喜不喜欢他儿子，我理都没有理他。他儿子是开手扶拖拉机的农民，没有一点文化素养，我从来都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也许这也就是他不理我的原因吧。

生活就是这样残酷，跌倒了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一个人在山顶上坐了几个小时。那天晚上我对天发誓：第一今生今世绝不步入仕途，第二我一定要参加高考，一定会走出大山。从此，我变了，变得很少说话。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安安静静的在分场劳动，再也没有人知道我的存在。每天晚上我关起房门，用自制的煤油灯，就是用咳嗽水的瓶子，盖上牙膏壳的头，再放上一条布条，倒点煤油就可以了，不够亮就用小镜子反射。不过也就是在这样的照明下，我的视力从2.0（比1.5的五米距离还远一米）变成了0.2。我把从家里带来的中学课本认认真真的学了一遍。我还有一个小的收音机是我大哥自己组装的，竟然能够收到“美国之音”的英语课程，不过说实在根本听不懂。有一次我正发着高烧没有出工，听说家里给我托来了复习资料（第一次高考之后，人们好像放宽了“政审”），我便走路去总场取。没想到原来那天山洪爆发，我要过一条溪流的时候水很大很急。于是我折了一根树枝试探着过溪，可是过了一半，树枝突然断了。我一下子就掉到水里被水冲出去几米远。我知道不远处就是“死人塘”，是一个大漩涡，于是我拼进全身力气终于抓住了一块石头，最后挣扎着过了溪流的那一头。经过这么一场拼命，到了总场我的烧也退了，不过后来咳嗽了很久，不知道是不是得肺炎了。就这样第二年的高考我参加了，入围了，也体检合格了。当时我的分数是292分，跟我一起入围的人275分都录取了，我却没有录取，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听说全省的高考档案在韩山师范保存，我就托人去查，结果查到我的政治卷在别人的档案袋里。也就是因为我没有政治卷分数，所以没有被录取。说实在，我感觉老天都在为难我，我已经不会哭了。第二次高考结束后听说有一次招工的机会，我不再是傻乎乎只会冲锋的我了，我也会“走后门”了。于是我找了一位爸爸以前的同事，跟他“叙叙旧”，在他的帮助下我招工到了四级水电站当工人了。不过当工人不是我的目标，我还是要上大学。我也学会跟领导搞好关系了，水电站的领导答应我去读“代培”三年，毕业后回到水电站当技术员。第三年的高考我虽然没有多少时间复习，而且新起来的学生成绩都比我好，但苍天有眼，我还是如愿以偿。虽然没有上到一流的大学，但毕竟我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了。这是上天对我的垂怜吧。感恩上苍！

下面说说“穿水鞋洗澡”的发明

林场无论是茅草屋还是牛屎茅草外墙或是石灰外墙的房子，地板都是泥土的，根本不存在水泥地。洗澡房就更是简单的茅草屋，初时连茅草屋顶都没有。水是从山下的小溪提上来的，一桶水提到山上剩下大半桶就算很厉害，我经常提上来剩半桶。天冷的时候食堂会给我们每人一瓶热水（5磅）。洗澡房的地板放两块稍微平一点的石头，那么地板除了这两块石头，其他地方全是黄泥，石头是摇摇晃晃站不稳的，怎么洗就是一大难题了。开始很多人只能隔着衣服擦身，开始我也是。但因为白天干活出汗多，尤其烧山（初期经常烧山为撩壕做准备）身上的灰尘粘的紧紧的，所以总觉得擦不干净，总觉得浑身不舒服（这也成为“资产阶级大小姐”的罪状之一）。后来我就发明了穿水鞋洗澡。怎么洗呢？就是先脱下上衣，洗好两条胳膊擦干，再湿擦上身，穿回上衣再脱下一边裤腿，穿水鞋的一边站地面，脱的一边站桶里，洗好擦干穿上裤子和水鞋再换另一边。这样就保证全身都湿洗或湿擦得到，能够基本上去除灰尘了，而且不用担心太冷感冒。洗头就另外用脸盆洗，大约一周洗一次就很好了，基本上都是在小溪边洗的。我把这个发明告诉了几位女生，后来她们基本都按这个方法洗。呵呵，今天说这种发明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这个发明确实解决了大问题哦。

说说我的被单是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我是可以不用下乡的，因为我姐姐已经去海南岛了。高中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就在街道厂做手工，街道厂主要负责潮绣厂的纽扣和下摆手工部分。做了几个月我就成了这个厂的“厂长”，负责管理九十多位姐姐、阿姨、奶奶的产品收放和发钱。同时每天给她们读毛选，成了她们毛选学习辅导员和毛选宣讲员（其实我也不懂里面真正的含义，只是按照字面解读）。工作了大约2年，我实在不愿意这样耗下去。听说上山下乡表现积极就有机会保送工农兵学员（我大哥就是工农兵学员），于是在万峰山林场成立的时候我就坚持要去。而且我们第一批去万峰山的全部都是干部子女，一去就是国营林业工人待遇，在当时是很惹人注目的，也是很多人羡慕的不得了的。

准备行囊的时候我正愁没有被子。当时潮绣厂一位跟我对接工作的车间主任大哥说要送我一点礼物，我想花钱的礼物就不要了。于是我看中了有很多浅绿色大约5厘米直角边的三角形的边角料，这些边角料每天都清走去烧毁的，而且这一批还是粗棉的（布料经常是丝绸的，都是国外的订单，那个年代其实也有国外来的订单）。我就让他偷一些给我，开始他很不解，后来我把计划告诉他，他就很积极的偷。每天下班偷一点，蚂蚁搬家，一个星期下来也就够了。于是我在家里把这些三角形布料用缝纫机拼起来，拼完每个三角形的直角边就只有三厘米了。但拼得很整齐也很好看，而且还是浅绿色的，在当时简直是奢侈品啊（几十年过去了，这被单还被一位今年九十一岁的好朋友杨叔叔收藏着，我考上大学时送给他的，他不舍得用就收藏起来了）。再后来回家探亲时我又同样拼接了一床床垫套，套子的下面是跟当地农民要了几捆稻草铺在下面，这就成了我的“席梦思”，好在那时我已经在分场，没有人关注我，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个地球上还有一个我，不然不知道会不会成为“资产阶级思想”被当典型批判。被子里面的棉就用一床很旧很旧的棉被去重新弹一下变成了新被子。当时还仿造“列宁装”做了一件棉衣。用积累了很多年的羊毛碎片（从小做潮绣厂的珠绣下道手工慢慢积累的五颜六色的小碎片）扯开接搓成毛线织了一件混合色彩的毛衣（不知道有没有人信？不过确实就“丰衣足食”了）。

其实在那个年代，只要你会手工会想办法，很多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不要按现代人的观念去想象以前，想是想不出来的。

再说说我们这些“资产阶级大小姐”赤脚“练山”的悲惨遭遇，这是最惨的一幕幕。

我们林场的任务就是种树，种树之前要先烧山，把山上原来那些杂草杂树烧掉砍掉，然后像挖梯田那样挖成一层层的“撩壕”，然后再被树苗种上去（这几年看电视剧人家种树不用烧山的，不知道我们的技术员怎么回事，那样挖反倒造成水土流失）。那么刚到林场的第一年基本都是烧山为主，要烧某一片山之前就要人工挖防火带，先把周围一圈树木杂草砍光，然后烧几天几夜才烧完。烧完之后就要清除灰烬。因为很多“山麽”（不知道是不是蕨麻）的头是烧不尽的，尖尖的，硬硬的，（现在可能要穿硬底的靴才行）我们只是穿着夏天的塑料凉鞋就已经扎得到处流血了。可那位农林办主任兼林场第一书记的老男人不知道哪来的黑心肠，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面对十几二十岁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有的才十五六岁，我十七年。我高中毕业十五岁，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我跟二哥，姐姐上一个年级）怎么就那么黑心，真怀疑是变态人格！他一直骂我们是“资产阶级大小姐”，是要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硬是不允许我们穿凉鞋，非要我们打赤脚。我们几乎每踩一步就扎一下，脚丫的血流的很多。每个人不敢哭也不敢说，只有非常痛苦的表情，到了晚上回宿舍，脚肿的像萝卜，后来很多人根本走不了路。一段时间之后，也可能是这件事反映到县管委会（毕竟这一批知青都是干部子女），总算有良知的人出现了，允许我们穿凉鞋，到了冬天还允许我们穿水鞋。当年那种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这是这辈子遭受最惨的“刑罚”了。

说说我的腰伤

我们住的地方是半山，一百多人用的旱厕也就在半山，所以每天要轮值去挑大粪到山下菜地。有一天刚刚下完雨地很滑，轮到我挑大粪。那时我一米五四，体重八十斤（四十公斤），潮汕女孩大多数都不高，基本在一米五到一米六之间，体重也差不多。挑的大粪有一百斤左右，本来就摇摇晃晃的，结果挑了一半脚一滑，连人带大粪滚下山去。因为全身都是屎，急急忙忙到小溪里清洗，之后站不起来。还是种菜的两位知青帮忙扶我回宿舍，换了衣服，感冒了一阵子，腰痛得很厉害。但林场只有一个“医务室”，有一些红药水，紫药水，咳嗽水而已，是一位知青在管的，没有医生更没有医院。腰痛了几个月之后慢慢也就不太痛了（从此烙下了腰病），这几个月没有一天给我休息，只是这段时间不用再去挑大粪，其他照常。

说说我的声带被损

读中小学的时候我还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虽说歌声不是很好，但也还是能唱能跳的。大概在上山下乡第二年吧，有一次感冒，鼻子塞的厉害，因为林场根本没有任何医疗，当地一位农民大爷很有经验的把“鹅不食草”捣成泥，然后挤出汁给我滴鼻，结果过敏很厉害，瞬间整个脸，嘴，喉咙肿得很厉害，喘不过气来。林场赶快用手扶拖拉机送我到附近公社卫生院，医生赶紧在屁股打了一针，后来又输液才抢救过来。之后就完全失音一个多月（说话完全没有声音），从此我只要唱歌喉咙就痉挛，连讲课都不行，讲大课超过二十分钟就喉咙痛，声音嘶哑。唉，那个年代！

说说在“天寒地冻”中生活和劳动

别看我们所处的是广东，南方地区，在海拔一千左右的凤凰山区冬天还是很冷的。零下七八度是很经常见的，虽然没怎么见过下雪但结冰是经常的，也许是湿度比较大的原因吧。我们住的地方不是茅棚就是简陋的土胚房，盖的被子也是很薄的硬硬的棉被，衣服更是单薄，有一件薄薄的毛衣和一件薄薄的棉袄已经很了不起了，很多人连毛衣都没有，只有一件薄薄的棉袄，裤子就更不要说了，只是一条从冬天穿到夏天，一年四季一样的裤子。我还好，1973年我外公去世换寿衣的时候身上穿着一条很破旧的裤子，舅舅说死人的衣服不能要，但我看到那是一条毛料的裤子，虽然破旧但还可以利用就拿了回家，裤头变裤脚改成我自己穿的，没想到几年后这条裤子成了我御寒的佳品了。我们的宿舍是绝对不要想“暖气”这个词。因此到了冬天经常是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再盖上被子还冷得睡不着。白天要去劳动，如果是用锄头的也罢，出出力会暖和一点，但是如果去种树就真的很冷。记得有一次我们实在是又饿又冷，四个人负责一片山，带的是树籽。不知道谁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我们躲到一个山坳里，找了一些干草点燃后弄灭成为暗火，放一些树籽埋在暗火里面烤来吃，树籽很香，几个人都吃了有十几个。突然我一阵不舒服，说“不要吃了，别等下中毒回不去”，结果我们把剩下的树籽草草地撒开就去偷老乡的红薯烤来吃。那段时间，时不时偷老乡的红薯还是挺好的，老乡不知道是不是可怜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孩子”，也没有把我们怎么样。

第一次烧火做饭

我们要轮流做饭的，烧的是很大的土灶，上面一个很大的铁锅。我从来就没有烧过这种灶，结果熏的眼泪鼻涕一大把还是没有烧熟饭，后来是一位当地农民大姐姐帮忙和教给我技巧才保证了大家放工回来有饭吃。

第一次走十个小时山路去挑木炭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去很远的地方挑木炭，我们知青是没有用过木炭的。每次大概去十个人，走羊肠小道上上下下来回十个多小时。早上五点前出发，回到宿舍天已经很黑了，每个人带一点红薯当干粮。一个人挑回来几十斤木炭，挑一次真的很累。

还有一个修公路的故事。我们到达林场之后很重要的一项劳动就是修公路。从凤凰三级水电站修道林场。路怎么修是技术员的事，我们只负责用锄头一锄一锄的把泥土扒到旁边就可以了。用力大小也是自己把握，有人很卖力有人会偷懒，大家都心知肚明。我是属于比较卖力的，但再怎么卖力也就那么多力气，好不到哪里去。我们每人都有一条兼擦汗和中午休息垫在地上的布，是男人的浴巾。大约六十厘米宽，一米八长的薄薄的布，有点像阿拉伯男人头上围的布。有一天中午我躺着山坡上休息，突然看到一条一米多长的银镜蛇就在我身边几十厘米处，头正对着我。我吓得不敢说话，眼睛死死的盯住蛇，身体绷得直直的，硬硬的，动都不敢动。过了几秒钟，蛇从我的肚子爬过去，竟然没有伤害到我，等蛇走远点。我哇了一声，跳起来，从此再也不敢“午休”了。

刚刚到林场的头两年我真的很拼，也许是潜意识里想通过积极表现可以保送工农兵学员吧，其实后来才知道，表现积极跟保送完全不相干。那时我是知青队副队长，优秀民兵，基干民兵连副连长，县里的三八红旗手，申请入党积极分子，学习毛选积极分子等等。一切的努力，所有的信心，对人世间的重新认识都在被取消高考资格之后发生了彻底改变。

好了，乱七八糟写了很多。也许属于“回忆录”吧。人老了可能都这样，现在一切都只是讲故事，过去的只是人生中的一场经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