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0日19点，一天没进食的我感到胸口阵阵难受，想来身体也在抗议这次搬家的忙碌。谨以此文纪念这一次搬家以及在小木桥的两年瑞金生活。在上海的第一次搬家，2013年的1月，从闵行校区搬到卢湾校区，从东川路搬到中山南一路。当时的室友是桢哥、超以及贵州，学院请了搬家公司帮忙运输，我们所要做的便是打包行李。学院通知的是凌晨7点，我们前一天晚上便将床铺拾掇好，四人坐在电脑前，以电脑游戏的方式度过了在闵行的最后一夜，那是我第一次通宵。在上海的第二次搬家，2013年的7月，从卢湾校区搬到闵行校区，从中山南一路搬到东川路，寝室四人都选择转专业，从医学院回到校本部。当时是自己打包，室友帮忙搬运，后来因为自行车上没有标注我的名字，结果被园区保安扣留不让搬走，于是这辆自行车就永远地留在中山南一路在上海的第三次搬家，2017年7月本科毕业，从东川路的东15搬到西23。毕业抽签，抽到临时宿舍过渡，于是便有了这次的搬家。在上海的第四次搬家，2017年8月，从东川路搬到中山南一路，本科养成的看书习惯，随之带来沉重的纸质书积累，便成了搬家最大的困难。当年感谢皓姐以及淼哥，让我跟着医学院的本科生搬家完成了这次长距离的搬家。在上海的第五次搬家，2018年7月，从基础医学院到瑞金医院，从中山南一路到小木桥，成为了住在复旦上医附属中山医院的交大二医人。这次搬家主要是室友昌盛和诚斌负责，我那一整箱沉重的书——他们在搬家那天骂了我一整天——真的太沉。在上海的第六次搬家，2020年7月，从瑞金医院搬到仁济医院，从小木桥生活园区搬到由由生活园区。10个小箱子（书），4个中箱子（书），5个大箱子，一个特大箱子，两个行李箱，一个背包，一个书柜和两个桶，就是我全部的家当。“安土重迁”是国人的传统习性，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述传统村落是熟人社会，正是这种相互熟悉构成了道德规范的基石。虽然巨大的社会变革将这种熟人社会秩序冲散，但是这种习性却融入部分人的骨子里，而我就是这部分人中的一员。我内心很享受着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学习和工作，不喜欢变动。中国的变化太快、太大。离家几年，回乡已变了样；出国几年，回国发现有很多自己没接触过的新生事物。Bernard-Henri Lévy出生于1948年，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90年代的中国。《孟子·告子下》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时刻提醒着我不要沉醉于安逸的现状。离开小木桥生活园区的前一晚，我不是那么的开心，甚至有些抑郁。园区保洁阿姨进寝室打扫卫生，从最初的不适应到离不开。诚斌提议寝室铺塑料泡沫垫，立下安全的保证书后，征求园区老师的同意，大家一起装扮寝室。寝室卫生基本上名列前茅，虽然后来被老师批评卫生情况不如最开始。最开始，甚至还因为差两分满分而问为什么。六楼的晒台，衣服忘记收，会有保安师傅帮忙收回避免露水。开水房的开水和微波炉，帮助下班后无饭可吃的我解决多次的晚饭问题。窗户外的衣服架，偶尔的鸽子屎、被风吹落衣服让人惆怅。习惯了小木桥园区的生活，无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的经历，都变得怡然自得。今年的上半年，因为新冠疫情，被关在园区的三个月，让自己对园区更加熟悉。进门刷卡、出门刷卡的程序让偷偷回园区的人尴尬地被门卫发现。点餐的微信群，解决我们的中饭、晚饭的需求，真正做到足不出园区。两年的时间里，园区周围的商铺也渐渐熟悉，取快递的齐飞；山东煎饼的聋哑人摊位；批发牛奶的店铺老板；还有买蔬菜及卤味的老板娘……即将离开瑞金的六月，我收到党支部书记推选我为“优秀党员”的消息。这不是我第一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之前是在交大校内，这次是在医院。在一群援鄂医生中，没离开上海的我不值一提，这是我诚惶诚恐的缘故。在填写自我评价那一栏的时候，回想在瑞金的两年时间，我所做的也还是普通党员应该做的。某次，我和小玲姐聊天提到，提及自己害怕辜负她和周围人的期望和信任。她给我的答案“不会，你就是你，现在就是最好的样子”这两年的生活教给我的，还是“不忘初心”，如是而已。最后的最后，本来想吐槽初到园区的各种不适应的念头，在沉淀了两三天后，已逐渐模糊。也开始发现之前所未曾发现的优点：24小时开放的浴室、恰当的偏远又不离喧闹太远……
记忆碎片 | 人活80岁，一年365天，那就是29200天；一天24小时，那就是700800小时；一小时60分钟，那就是42048000分钟；一分钟60秒，那就是2522880000秒。有25亿的瞬间可以记录，它不一定精彩，但却是属于你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