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筑波科技城的样板，岳麓山大科城的似与不似
日本筑波大学在学术界颇有名气，既是日本RU11成员，又是SGU项目中的顶尖学校，除了学术成就，筑波更为人所熟知的是由筑波大学与科研机构所构建的筑波科技城，在日本“技术立国”的战略下，创新了一个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以筑波科技城为样板，从1999年开始，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很多城市也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学科技园（城）的建设风潮，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都想在产学融合、产研融合甚至产城融合的路上抢跑突围，成为中国的“筑波样板”。
经历了20个年头之后，如今算起来，由科技部和教育部共同认定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城）已有超过10批，大大小小各种大学科技园（城）的数量也超过了百个。
大家的起点大致相同，但如今进行复盘可以发现，各大学科技园（城）的发展却呈现出高低不等的状况，有的已经跑出，真正成为促进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的孵化器；有的进展甚微，有其形而无其神；还有的直接掉队，或成烂尾，或直接从国家大学科技园（城）的名单中除名。
在这场竞争中，我们明显发现，地处长沙的岳麓山大学科技城有些“特立独行”，它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国内其他大科城，与筑波科技城也有很多差异。
01
大学科技城的前世今生，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国际上知名的大学科技城很多，比如美国的斯坦福科技园（城）、英国的剑桥科技园（城），都因其大学的品牌不光有相当的知名度，科研成果向产业和企业的转化以及商业上的成果也非常可观，但为什么拿日本的筑波科技城来说事作为样板呢？
这还得从筑波科技城的历史说起，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科技城。
上世纪60年代时，日本政府意识到未来会是技术竞争的时代，其战略方向开始从战后的“贸易立国”逐步转向“技术立国”，1961年时，提出了建立筑波科技城的设想，后此设想于1970年被内阁会议通过。
从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筑波大学由前身东京教育大学更名后，与其他42所研究教育机构陆续迁往筑波科技城。经过10余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国立试验研究机构和筑波大学为核心，拥有拥有6个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奖得主，2万余科技研究人员，300余所研究机构、高科技企业的大学科技城。
由于开创了科学工业园区建设的新模式，筑波科技城也成了各国模仿的对象。
“智能相对论”认为，大学科技城发展至今，形成了三个模式和分支，即大学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产业主导型。
大学主导型大多为一校一园模式，上文提到的斯坦福科技园、剑桥科技园都是其中的代表，国内大学主导型最成功的科技园当属清华大学国家科技园。根据《中国火炬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2年时，清华大学国家科技园在孵企业总收入就达到13个多亿，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4.6亿元，净利润超过2.6亿元。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在2014年举行的第二届世界科技园区领导者圆桌会议也曾公开透露，此前10年入园清华大学国家科技园企业的总收入超过4000亿元，上缴税收总额超过400亿元。
政府主导型大学科技城以筑波大学科技城为代表，筑波大学城的所有基础设施建设都是日本政府的公共投资行为，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筑波大学科技城的建设周期非常长，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直至现今，日本政府仍在持续投资，截至2004年时，投资总计约25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63亿元。
国内的政府主导型大学科技城大多为多校一园模式，由政府出面组织在某一区域内形成一个综合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园区，国内比较成功的有东湖高新区国家大学科技城和岳麓山大学科技城。
前者由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这5所武汉知名大学共同组建而成；后者汇集了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湖南的高校院所20多所、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57个、拥有“两院”院士40多名，在湖南省和长沙市政府深度介入园区规划建设之后，真正形成了由大学科技园向大学科技城的跨越。
产业主导型大学科技城比较典型的代表有美国三角研究园和法国索菲亚科技园。
三角研究园的名字来源于其位置位于罗利的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达勒姆的杜克大学和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形成的三角区域，同时又是依托这三所大学建设而成。在园区的运营中，“三角研究院”作为市场和研究园的连接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服务的对象和领域包括政府、学术界、公共领域、产业界甚至美国之外的国家。也就是说，只要你提出需求，就可动用三角研究园的资源进行配置，直至满足你的需求。
索菲亚科技园的特点是依托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索菲亚分校和尼斯大学两所高校，园区所有的企业都参与园区管理，形成了“西埃姆-西米瓦尔-经营中俱乐部”的三角形管理架构。西埃姆公司负责园区宣传和招商引资；西米瓦尔公司负责土地开发和物业管理；经营者俱乐部制订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和人力资源培训。
02
如此多的样板在前，为什么国内很多大学科技城还是跑偏了？
由上文可以看出，有关大学科技城的建设，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国内不少城市的大学科技园（城）的建设并不顺畅。
公开资料可见，在由科技部、教育部联合组织的2011年度国家大学科技园评价中，南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就因为不合格评为D类而被摘牌了，此外另外一所985大学厦门大学为依托的厦门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以及山西中北国家大学科技园则被列入继续继续整改名单。
国内大学科技城跑偏的原因有哪些呢？
1、产学融合受阻，技术悬在空中难落地
从“大学”到“大学城”再到“大学科技城”，名称一变再变，内涵也一直在扩充，但实际上加入大学科技城建设的各方依然是各吹各的号、各走各的路、产学研政之间有明确的区隔，校园与城市之间、技术与市场之间存在高耸的“围墙”。
这里说的是“围墙”主要指的是产业与研究之间的对接服务。科技部火炬中心的数据显示，国家大学科技城2004-2007年的早期阶段，在孵企业的毕业率（是指按照一定评估标准，当年孵化成功的企业占所有孵化的比例）非常低，到2012年时，总体毕业率也只在10%以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孵化企业即便毕业了也不代表未来能够存活，毕业后的企业还是要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
相比毕业率，孵化企业的失败率更高，从2004年以来，孵化失败的企业数量每年都超过毕业的数量，2013年以来，孵化失败的企业均超过2000家，2018年更是超过了3000家。失败企业与毕业企业之间的比值接近4，孵化成功率下降到25%。
这也就是说，失败几乎成了大学科技园孵化企业的默认选项。
像国内很多大学科技园，由于规划的原因，孵化企业越来越多，但是孵化场地却没有增加，导致很多孵化企业只能在孵化器以外的地方办公，企业集聚的效应得不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也不利于孵化企业享受到科技园的创新创业服务，还有一些需有生产车间或厂房的企业，由于没有接产基地，发展大大受制，这也是产学融合受阻的典型现象。
2、产城融合走歧路，打着科技城的旗号做地产
在大学科技城的建设中，产城融合是无法回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筑波大学科技城，其从最初的基础设施到后来的信息网络建设都由日本政府一手包办了，日本甚至还出台了《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法》专门用来调控筑波大学科技城这一特定区域的城市建设。
回到中国，一说到城市建设，必定会与房地产套上关系，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大学科技城孵化的技术从实验室到产业的转化，再到形成产业价值推动经济发展是一条需要时间的长链条，如果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前瞻性，其获得收益的速度远远低于房地产。
于是这就造成了，利用大学科技城的人文氛围、教育资源作为地产项目的卖点，在产城融合的过程中，将品牌地产作为主角放在C位，从而形成以地产经济撑起大旗，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大学科技城。
很显然，这样的产城融合模式缺乏可持续发展意识和长远发展战略，当土地资源用尽之时，也就是这个大学科技城走向没落之时。
3、大科城竞争的关键是人才而不是经济指标
与产城融合的误区一样，在体现大科城竞争能力的各项经济指标与人才这两个要素中，很多城市在短期利益和长远战略的对比中迷失了方向。
选择经济指标，符合当前的工作目标，但必定会陷入无休止的数据焦虑之中，每天每月每年想的都是如何完成上级任务；选择积聚人才，虽然也是任务考核的项目之一，但人才对大学科技城建设和发展的作用难以量化，且需要很长一段孵化时间才能开花结果。
虽然人才重要的道理都懂，但在实际工作和执行过程中，积聚人才的推进往往被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
事实上，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默的观点里，除了传统的资本和劳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和新思想。
特别是在全球化、互联网和新经济时代，真正具有首要战略意义的资源与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而是人才。人才竞争力是城市硬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像筑波科学城的几百家科研机构和企业中，大约25%的科研人员是外国学者，来自中国、韩国、印度、越南、美国、泰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英国等10多个国家。这大大提高了科学城的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吸引力，也优化了科学城的功能。
另外，筑波当地也拥有雄厚的人才储备，如筑波大学前校长江崎玲於奈、筑波大学名誉教授白川英树、高能加速器研究所机构名誉教授小林诚等6人先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或化学奖。
03
岳麓山大科城凭什么从“中国围城”中跑出？
在中国的众多大学科技城中，清华大学科技园因为清华大学自身强劲的科研实力，以及清华大学品牌的积聚能力，可以说是国内的独一档。
除了清华大学科技园之外，国内还有哪些大科城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且特色鲜明呢？智能相对论认为，同是政府主导型的岳麓山大学科技城或有可能成为中国版的“筑波大学科技城”，其原因有三。
首先，在人才吸引上，长沙具有天然的优势。
长沙的芒果台、茶颜悦色、文和友，以及重大节假日都会如约而至的橘洲烟花是让人向往的文娱之城、时尚之都，这些或可构成吸引人才的“软实力”。
长沙的“硬实力”则是低房价。
截止2019年年底，长沙房价均价仅在1万元左右，即便中心城区的高价楼盘也仅有1.5万-2万元，这个房价，不仅低于同处中部的其他省会城市，甚至还不及一些东部地区的三四线城市。
根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显示，长沙以6.4的房价收入比成为“吊车尾”，同时在50个城市中也是唯一一个低于7的城市。
事实上，长沙牢守“住房不炒”的原则底线，既绕开了大学科技城产城融合误入开发地产的歧途，又为吸引人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其次，岳麓山大科城的创新产业已具规模。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长沙近年来在工程制造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智能制造、自动驾驶、机器人等以人工智能技术所驱动的创新产业，特别是自动驾驶在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被授牌、“双一百”项目完成、Robotaxi落地等行业标志性事件的推动下，基本坐实了中国“自动驾驶第一城”的标签。
事实上，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就位于长沙自动驾驶产业的核心区域湖南湘江新区之中，再加上湖南大学的机械工程和车辆工程专业这个国家立项的“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学科的智力支持，岳麓山大科城在智能驾驶这项创新产业上已经具备相当的基础和规模。
在岳麓山大科城的规划中，融合智能驾驶产业和技术落地的”智能驾驶城”的建设已经启动。
最后，跳出地产思维，对高校周边重新进行功能定位做产城融合。
前长沙市委副书记、岳麓山大科城推委会主任朱健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岳麓山大科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牵涉到20多个行政和利益主体，很多参与单位和主体之间没有隶属和硬性约束，因而进行跨行政区域、主体促进科技、经济、金融、人才和信息等资源汇聚和整合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挑战。
岳麓山大科城的特别之处在于，湖南省和长沙市政府的深度介入，打通了建设过程中各个行政和利益主体之间管理与协同的屏障。除了确定“两核一带”的规划布局之外，还对高校周边地区的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比如引入文创产业提升高校周边地区商业形态的形象，比如利用大学创新资源，建设后湖艺术设计区，打造“后湖意库”，再比如为连接产学融合、产研融合，建设岳麓智慧谷、岳麓科创港等项目。
显然，岳麓大科城的产城融合建设都是建立在科创经济综合导入的基础之上，都是为科创经济发展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