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德人民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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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军队在芦沟桥向中国军队进攻，当地守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奋起抵抗。8月13日，日本军队又进攻上海，并准备向华中内陆进攻，上海守军起来抗击。在此民族危亡关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展开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斗争，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更进一步的努力。7月15日，党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郑重地向全国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同时，重申四项保证，表明了共产党对于国事所采取的大公无私和委曲求全的态度。8月22日，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政府才先后公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名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命令，公布了国共合作的宣言，蒋介石也被迫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于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抗战期间，在党的领导下，旌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是建立抗战组织，开展救亡运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后，新四军在太平等地设立兵站，举办训练班，协助皖南各地党的组织广泛发动各阶层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冬，新四军政治部派代表来到旌德三溪，与中共地下党员接上了关系，党组织便在新四军政治部代表的直接帮助下，于三溪地方召开知识青年会议，组织和动员人民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5月，中共旌德特支委员谭笑萍等人因参与北乡大礼村区委组织的“六·一”暴动遭通缉，便化装成卖艺人避难于浙江桐庐而脱离了组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逃亡外地的谭笑萍、吕一鹤等人返回旌德，成立抗日救亡群众组织，投身抗日热潮中。
1937年冬， 在县城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的抗日救亡组织——抗日战地服务团。这是一个包括各阶层人民的统一战线机构，党组织派了自己的成员在团内担任了主要领导职务，并团结了团内的大部分革命青年。知名人士汪易如任名誉团长，县政府秘书杨德年任团长，吕一鹤任副团长，谭笑萍任组委，许普澍任宣委。战地服务团内设有总务、宣传、组织、慰劳、救护、缮印等10个队，全团工作人员约百余人。其主要任务是向各阶层人民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织群众救护过境的伤兵和难民，募集物资，分赴各医院和难民收容所进行慰问等。每个时期的宣传中心都是根据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和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的消息编成宣传提纲，向全县人民宣传，动员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行动起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这时，旌德的国民党当局，在人民的逼迫下，也不得不起来抗战。但是，他们执行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为了统治民众限制救亡运动，1938年4月，便把抗日战地服务团改组为旌德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谭笑萍、吕一鹤在其中任职。在参加动委会工作的党员的积极努力下，在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支持下，迅速建立起了工人、农民、妇女、学生、商界、文化界等抗敌协会。各乡除建立了动委会分会外，有的还成立了人民的抗日武装自卫队。动委会出版了《抗战情报》季刊和 《总动员》半月刊。党通过这些群众组织，对全县人民广泛开展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动员工作，发动各界人民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一个遍及全县的民族抗日运动，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更广泛地团结与教育广大青年投入抗日斗争，1938年5月，谭笑萍在西乡组织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成立后，很快在旌德西乡一带及城区发展队员100多人，在抗日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其中有一部分队员参加了旌德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所设立的“青年工作团”工作。吕一鹤任青年工作团团长，团员大多为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骨干。这个团是由共产党员直接领导的，是当时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最积极最有成绩的一个组织。他们在向城区广大人民广泛开展宣传的同时，又不辞劳苦克服各种困难，深入东乡和西乡各村及旌、太边境的龙山岭、雀岭等茶区开展活动。每到一村，都要编绘大幅图画、标语，进行个别访问，开座谈会、讲演会、游艺会，分发“告全县同胞书”、“告全县农民书”。在开展宣传活动的同时，还在各地调查抗属生产生活情况，进行慰问，有困难的给予救济；组织担架队、救护队等等。青年工作团在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的同时，又向本县各地的小学教师和在外县中学读书的学生推销我党出版的《新华日报》，销售数有几百份。在日军灭绝人性地向抗日军民施放毒气的时候，青年工作团一面发出通电进行控诉，一面发动群众捐款为前线战士购买防毒用具。
此外，青年工作团还发动团员集资筹办了“救亡书店”。大量推销毛泽东、斯大林等革命领袖的著作和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言论文集《走向革命胜利之路》。当延安“剧众”杂志发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文章时，一面广为印发和推销，一面向群众宣传讲解文章的精神和意义。为了对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党组织曾经通过“青年工作团”吸收社会青年和小学教师举办了一次短期训练班，学习“大众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七·七”抗战一周年的时候，党又通过这一组织，在县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献金救国运动。城区各阶层人民在共产党的号召下，人人争先恐后，个个踊跃捐献。青年工作团的活动和全县人民的积极行动，充分反映了党依靠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无比正确，也充分反映了在党领导下的旌德人民对民族敌人有着无比的仇恨，对抗日救国有着无限的热情。
旌德人民群众普遍起来投入轰轰烈烈地抗日斗争，引起了旌德国民党当局的恐惧和仇恨。他们立即采取一切手段，进行防范、阻挠和破坏。1938年7月，旌德的国民党顽固派就派遣了一些特务和反动骨干分子，进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担任要职，对群众运动百般阻挠和破坏。他们反对共产党员采取的深入工农、自下而上发动群众的工作方针，停发活动经费，接着又查封了“救亡书店”一部分进步书籍，并用中途扣押的方法断绝书店的新书来源。住旌德西乡江村的宁属六县联中反动校长江康世及一些地主阶级的当权派，这时也带了一批人来县城，到处进行反动宣传，制造黑名单，大肆破坏群众抗日工作，结果共产党和“民先”在这些群众组织中工作的成员就被迫纷纷离开。根据党的指示和介绍，秘密地前往泾县茂林，投奔新四军。“救亡书店”也从旌德搬到了泾县云岭。
二是发展地方工业，支援新四军抗战。
“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于日寇之手，沿海大部分工业毁于战火，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和难民流亡内陆。面对这种情景，上海各界爱国人士胡愈之、徐新六以及国际友人路易· 艾黎和埃德加·斯诺等为了动员后方人力、物力从事工业生产，提供军需、民用物资，支援抗战，共同发起筹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艾黎在筹建“工合”时，得到周恩来等人的鼓励，周恩来提出：中国“工合”一定要同国民党政权配合，但要保持自己的社会团体面貌，使“工合”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它的主要任务必须推动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并尽可能多的争取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工合”的支持。艾黎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经过多方努力，于1938年8月5日在汉口正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1938年9月，艾黎到江西赣州筹建“工合”东南区办事处。经中共党组织安排，“工合”总会派孟受曾去赣州协助艾黎筹组“工合”。次年初在西津路中华圣公会正式成立“工合”东南区办事处，艾黎兼主任，负责组建和指导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徽5省“工合”工作。在皖南开展“工合”运动，直接支援新四军抗日，是艾黎的愿望。同年5月，艾黎视察皖南、浙北后，准备建立皖浙办事处。1939年7月，他亲自在屯溪督办安徽第一个“工合”事务所，初设上黎阳河沿45号，后迁中山正街（现老街）还淳巷5号和下街114号。在“工合”皖浙办事处成立后，章秋阳、孟受曾先后任办事处主任。新四军军部派来了共产党员叶进明、蒋传源、侯蔚文到办事处任职，叶进明任事务员，蒋传源任技术员，侯蔚文任合作指导员。
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从南昌移至岩寺，同年8月又移至泾县云岭。在新四军的支持下，皖南地区的“工合”运动发展很快，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培训了“工合”干部，兴办了各类生产合作社，生产出各种民用、军需物质，为发展地方工业、支援新四军抗战，作出了贡献。
建立事务所，办好合作社。事务所是“工合”的基层组织，是指导生产合作社的指挥部。事务所一般设在原料丰富、有一定工业基础和交通便利的地区，以便指导组建各类生产合作社。皖浙办事处除在浙江的丽水、兰溪设立事务所外，在皖南设有屯溪、泾太和旌德3个事务所。
旌德事务所：1939年11月1日，在旌德夫子庙中心保116号正式成立，章周芬任主任。事务所成立后，立即筹建各类生产合作社。首先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开办生产合作社的目的、意义，动员失业工人、有技术的难民和出征军人家属进行登记。通过登记，凡有同业技术7人以上自愿结社的可推选筹备员，进行组社工作的筹划，并向当地事务所进行组社申请，经组织、技术、财务、筹款等考查认为条件符合者，可予批准；其次订立社章，召开社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理、监事会及其主席，负责全社生产经营事务；第三，各类生产合作社在获得上一级办事处承认并向当地政府登记后，方能向银行贷款投产；第四，生产各类产品，按总会统一规定，一律采用三角形中加“工合”字样的社徽为注册商标。各社所得的利润按四六分成，用于集体的40%，其中 20%公积金、10%添购设备金、10%公益金；分配社员的60%，一律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从全县合作事业发展来看，办得较有成绩的是三溪乡合作社，这与当地的商业基础是分不开的。三溪是旌德县的首镇，它拥有十几爿大店，近百家小店，方圆七八十里范围的男男女女，经常到这里来买卖东西。这些大店家有的还在泾县、芜湖设有分店，资本相当雄厚。
1940年冬，在王瘦之、汪兴仁、纪书年、汪雪品、王同年、王昌骞等地方人士的发起下，创建了三溪乡合作社，社址设在三溪大桥东边正街原倪万顺布匹丝线店内。合作社下设供销部、运销部，后来增设农业生产部。供销部设在三溪大街中心，出售细盐、粗布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生产运销部设在三溪街后河沿，计有油榨两段，每天可榨油100余斤。并有水碓舂米、碾坊磨粉、烛坊制烛。其榨油、舂米均代社员加工。农业生产部由程世进负责，在高山经营水田3 0余亩。合作社推行公共造产，发展养鱼、畜牧等农副业。合作社还重视兴修水利事业。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官坝水利， 1942年被洪水冲毁，合作社协助当地建立了“三溪官坝水利生产社”，于1943年修复了官坝水利。至于合作工厂方面，有“三溪妇女织袜社”，其产品有全丝袜、蚕丝夹纱袜，销路大，所出之货供不应求。“胜义棉织生产合作社”专织土布、毛巾之类，由于日军的封锁，纱线陡涨，成本很高，来源不易，采用土纱和机纱混织，既耐用销路又好。为解决当地蚕丝滞销，协助当地建立了“三溪联丰绸厂”，织造各种纺绸，销往屯溪、武汉及江西省。还协助地方搞一些生产摊子，既充实了当地和附近地区的物资供应，又解决了当地一些辅助劳动力的出路。
三溪乡合作社资金来源主要是屯溪中国银行，后是屯溪中国农业银行的农贷款，每次贷款数量不等。1940年，屯溪中国银行一次发放贷款1.2万元。其次是股金，股金又分提倡股股金和社员股金。1941年起，肥皂、棉纱、布匹、矿烛、煤油、食盐等货物，由管良卿、沈宽宏带着货运员在抗日前线的宣城、郎溪的梅渚、江苏溧阳一带采购，同时还兼销一些三溪乡社加工的袜子、皮油、绸料等。采购员、运货员都是步行，还要避开日军的封锁线，颇为辛苦。由于日军的封锁，食盐经常发生恐慌，合作社把食盐一项划为自筹基金实行定量分配，就是每户社员需要多少盐，缴纳一定基金，每月分两期领取，其盐由乡社代办，按照成本分配办理，解决了社员淡食之苦。
三溪乡合作社还分销《东南》、《前线》、《皖报》、《宣报》、《中央日报》等报纸，社中置阅报桌一张，以供民众阅读。三溪乡合作社兴起于抗战之中，衰落于抗战胜利之初。1946年，经理汪兴仁辞职，刘佩玉接任经理，王瘦之继任理事主席，汤学兴是最后一任经理。
经过广泛宣传和办事处的多方努力，各类生产合作社发展很快，旌德三溪乡合作社只是其中一例。据1941年3月统计，皖南各地先后建立各种生产合作社66个，社员660人，社员认股2.1433万元，实缴股金0.593万元，贷款22.2万元，每月生产产品价值30万元。特别是屯溪先后建立了缝纫、电池、皮革、漂染、织袜、皮件、制鞋、烧炭、印刷、铁器、造纸等30多个合作社。
皖南“工合”运动与新四军的军需密切相关。生产合作社为新四军制军衣、做军鞋、修军械、修汽车，并通过募集国际捐献支援新四军。总之，新四军支持了“工合”，“工合”也支援了新四军。具有民主特征的办社原则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工合”运动，在中共党组织和新四军的支持下，开创了皖南地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生产合作，推动了战时经济的发展。它是与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经济上实行官僚资本主义体系的国民党利益相矛盾的。因此，“工合”运动越发展，国民党当局越害怕。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诬蔑、破坏“工合”运动。至此， 皖南“工合”运动转入低潮，尽管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刁难，但各地“工合”组织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皖南“工合”运动在党的统一战线指导下，为发展战时地方工业生产，支援新四军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它的民主办社的指导思想和公有制的经济特征，按劳分配方式以及在民办公助的组织原则下进行各类小型工业生产，解决就业、服务群众等组社方针，至今仍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安徽省党史学会理事、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