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作家，决定住进精神病院
“身在旷野的人啊，面对黑暗孤独，你一定会害怕，会绝望。但是，你一定要相信，野地里，一定会有一束光为你而来，陪你走出无人旷野。”（李兰妮语）
这是李兰妮被确诊为抑郁症的第十八个年头。2003年她被确诊之时，精神障碍疾病在中国的研究甚少，公众普及度低，身边无人能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援。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如今精神疾病在我国的疾病总负担排名中已经居于首位。公众对于精神疾病的认知度、警觉性依然不高，歧视、污名化广泛存在，医疗资源不足……精神疾病仍然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
据北京“精神卫生发展论坛”报道，2012年中国重症精神病患者有1600万人，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92%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总人数估算为1.58亿人。
精神疾病不仅严重影响患者健康、家庭安宁，往往还伴随自杀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3年调研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有近百万人自杀，自杀者中约50%可诊断为抑郁障碍。
数字背后，是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和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个在疾病深渊苦苦挣扎的人。“几代中国人的精神障碍堆积至此，集体无意识将会打上幽暗的印记。”李兰妮说。
前段时间，患病十八年的李兰妮决定住进精神病院。
黑狗
2003年4月1日傍晚，当电视里传出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消息时，李兰妮正在四处求医。
那段时间，她的大脑越来越迟钝，似乎已经跟躯干脱节，情绪持续低沉。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像毕加索的一幅画，头、四肢、身子、两个眼珠子，浮在空中，各飘各的；有时候她又觉得自己“像堆积着次等木炭的烤炉，火郁在炭灰中时灭时燃，烟气堵塞结成块状”。
有人说她可能有抑郁症，李兰妮不相信。从小到大一直外向、独立、强大的李兰妮怎么会得抑郁症？张国荣的死唤起了李兰妮对于抑郁症的警觉，让她觉得“哦，原来世上真的有这种病”。但她仍然难以接受自己“抑郁症患者”的身份。
为了寻找病因，之后的十天时间里，她在广州的珠江两岸连跑两家医院，连看四个科室，心脏科、心血管科、消化科，包括中医。无果，只能又去看精神科，最终三个精神科医生中有两个都认定她有抑郁症。她只能认命。
治疗的第一步，就是吃药，这是所有精神病患者都要跨越的坎儿。抑郁症病人很难将自己的痛苦准确表达出来，但药物却让一切折磨显形。在当时的日记中，李兰妮记录下服用抑郁症药物的种种副作用：
“服药后，头皮、脸皮至颈部火辣辣地烧，强烈的恶心，从食管到胃部一阵阵痉挛。手脚冰凉抽筋。眼睛发矇，眼眶发热潮湿。强烈的晕眩感，全身控制不住地震颤，打摆子似的忽冷忽热。极口渴，舌头干得焦痛发麻。喝水不能解渴，反引发呕吐。小便困难，坐在马桶上怎么也尿不出来，冷汗直沁。四肢、头颈的血管里鲜血在沸腾，像锅炉里的热气烤得皮肤筋肉干痛。有时候恍惚觉得头很大很大，大得没有边儿；有时候觉得屋子像一个喝醉酒的怪物乱摇晃，天都让它摇进来了。”
每次医生都安慰她，吃三个月药就能好了，再吃半年你就不用吃了。“于是我盼哪盼哪，好不容易盼了半年，病情还没好转，还得吃药，吃完一年又复发。”李兰妮便一直在这种无限循环中艰难度日，没有一天停过药。
2009年，医生说她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单向抑郁症，而是双向躁郁症。两者用药不同，但是李兰妮吃所有双向躁郁症的药都会过敏，全身上下长密密麻麻的疹子，连手心、眼睑周边、鼻翼两侧、耳朵缝里都是疹子。其中有一种药，她吃了十天，直到心率降到一分钟只有 42下，人都起不来了，医生才给她停药。
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李兰妮还试过各种精神疗法，认知疗法、信仰疗法、谈话疗法……大多没有显著效果。住进精神病院，电击，是她的最后一搏。
“电击休克之后，我曾经有大半年都处于一种很恍惚的状态，脑功能退化得厉害，记忆力不能集中，而且脑子里头没词，不太会组织语言，有点像那种刚学会说话的孩子。”这时的李兰妮，就像一艘在荒海上漂流的孤舟。
出院回家之后，她的抑郁症再次爆发，体重从102斤降到96斤，整天没力气，全身疼痛，没有安全感，一天到晚抱着狗儿子周乐乐，把头枕在它脖窝的软发上，跟它说话，说自己断片了，告诉它活着比死更艰难。乐乐也听不懂，但它感受到了妈妈的情绪和心理变化，只能同情地看着妈妈。
有时候，保姆带周乐乐出门散步，李兰妮也要跟着，路上遇到别人跟她打招呼，总感觉这人是见过的，却认不出是谁。差不多一年时间，她才慢慢恢复过来。
电击也有一定的正面效果。以前李兰妮总觉得发虚，照片上的影像是模糊的，仿佛自己的灵魂正处于一个特殊时空。连续两三年时间，她站在16楼，把一只脚晃出去，恨不得往前一步就“走”了。现在从一楼往上看16楼，她会很害怕，腿肚子发软，再也不敢爬到上面往下跳。
“我的电击至少可以告诉未来的医生，这里有一个切实的电击病例，你也别嫌少，能救一个是一个。你不行动，说再多深刻的理论和哲理，都没用。你必须行动，就像救人似的，你真的要伸出手去把他拽起来。”就这样，李兰妮多年来拖着边缘的身体，用细腻的心思、坚强的心智，独自面对抑郁症这只黑狗，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入院
除了抑郁症患者、精神病人，李兰妮还有另一重身份——一名作家。
2008年，李兰妮写下《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记录下自己与抑郁症顽强搏斗的经历。书籍出版后，新疆有位读者给李兰妮打来电话，说自己抑郁几年了，但不能跟家人、同事说，他觉得自己太孤独太难受了，只好找一个陌生人聊聊。
在新书《野地灵光》中，李兰妮提及这件往事。“我告诉他，你必须求助。要跟父母兄弟姐妹或者同学说，要找到合适的医生来救你。他说：没什么救不救的。跟你说，是你能理解。不说了。以后不说了。”此后，再没接到这人的电话。生死难测。
这件事或许在李兰妮心中埋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2014年，在中国作协全委会上，作家同行们讨论创作要扎根生活。李兰妮开玩笑说，“那像我这种人，就应该扎根到精神病院去”。有人随即附和道，“你可能混得进去，但出不出得来就不一定了”。玩笑过后，“去住精神病院”的念头印在了李兰妮的脑子里。
有一回，中山大学研究生院请她去做一个有关学生心理健康的讲座，对话环节，有辅导员提问，有学生重度抑郁想自杀，却怎么也不肯住院，如果真的自杀了，责任谁来负？老师抑郁了又有谁来管？
李兰妮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按理说，该吃药吃药，该住院住院，可是，吃药几十年，我不还是抑郁吗？我没有住过精神病院，怎敢大言不惭说'该住院住院’？”
李兰妮觉得，于公于私，她都该去住一次精神病院。于私，自己的病情多年没有好转，她想尝试一下物理治疗；于公，了解住院病人的治疗效果如何，以后能把自己的真实体验告诉抑郁症群体，让年轻一代了解被遮蔽的信息，少走弯路。
她原本想把北上广深的精神病院都体验一遍，因为超一线城市患精神疾病的人肯定很多，而且南北的情况应该有所不同。亲友们都反对。李兰妮独立一人从深圳去往广州惠爱医院，之后又住进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它们都是全国精神病学专科医院排行榜的前十名。
住进惠爱医院前，她把存折、银行卡、户口簿、住房证，通通从深圳转移至广州。为了防止自己住院期间不慎卷入斗殴局面，被人揪住头发暴打，她把头发剪得比任何时候都短。
尽管已经下定决心，但李兰妮还是心里打鼓。住院之前，她上网看了很多有关精神病院的资料和吐槽，印象最深的是一则段子：“你越跟护士说你没有精神病，他们越是觉得你有精神病；你越不听话，他们越要把你关起来。只有你老老实实，非常听话，他们才会觉得你好了，可以出院了。”李兰妮心想，自己一定不能大喊大叫，不能往外跑，要听话。
北医六院入院前一晚，二十多年的好闺蜜田惠平打电话来苦苦相劝。上世纪90年代，田慧平带着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北上求医，在精神病院里住过三四个月，当时精神病院的治疗、管理滞后，病情没有好转，人的尊严都无法得到保证。通话最后，闺蜜给她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我这么劝你，你都要去，以后我们就断绝关系”。
当晚，李兰妮辗转反侧，第二天，她还是决定住院。李兰妮说：“别人给我预留了一个床位，我也承诺了要去，却突然不去了，在我的做人原则里，不太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国内精神病院床位大多紧张，特别是在北上广深这样的超一线城市，更是一床难求。据网上可查数据，北医六院现有病床213张，广州惠爱医院有1920张，这对于全国上亿的精神病患者来说，杯水车薪。精神科医生同样极度缺乏。2017年，中国约有29000名精神科医生，平均每10万名精神病患仅有1名精神科医生。
“宝贝”是李兰妮在北医六院认识的一名病友，她家就在医院旁边，每年4月份，她的病情都会失控，每天去医院问有没有床位，答案都是没有。最后情急之下，医院只能把她放进男病房，“比如说一个男病房里头住7个人，可能就会塞一两个女的，其实女生很不方便，但是没有办法呀。”李兰妮说。
病友
在精神病院里，李兰妮被赋予了新的公民身份。病人之间用病床号、绰号、微信号、小名、代号相称。李兰妮也不再是李兰妮，在惠爱医院，她叫48床；在北医六院，她是24床。
病友木姐得的是抑郁症木僵症，头发灰白、面部浮肿，顶着一张没有表情的“扑克脸”，让李兰妮想起希区柯克的《惊魂记》中旅店男主的老母亲侧影。
木姐的老公每周末来探视，每次都带来好菜好饭，在众人面前秀恩爱。木姐却十分厌恶老公碰她，从始至终不屑理他。她先生太喜欢表演了，李兰妮心想：“像木姐这种人，之所以内心冲突得厉害，就是因为她不太会变通，不能随大流，她心中有自己的一种原则。但如果碰上像她老公那样虚伪的人，为了孩子又不好离婚，于是可能就得病了。”
和木姐同龄的豆姨，年轻时在幼儿园当幼师，练就十八般武艺，下快棋、弹钢琴、打乒乓球、篮球投篮，样样精通。退休后，她率领一群娘子军跳广场舞，编排动作，四处参赛，拿过北京区一级的冠军。但是她的丈夫、孩子却认为她什么都不干，父亲生病住院，她也顾不上。家庭矛盾最终激发，她服下安眠药，被送进精神病院。
木姐和豆姨的致病原因，和婚姻、家庭关系密不可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3年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现有40%（约7400万）的老年人有程度较高的抑郁症状。
其中，农村女性或许承担着更大的精神压力。另一份2015年的调研报告显示，部分省份在扭曲的城市化模式下，两代妇女被迫忍受分离，扛起乡下生活重担，有抑郁症状的比例高达39.8%。苦心养育的儿孙无法给她们带来希望。
而对于住进精神病院的年轻人来说，李兰妮隐约觉得，他们的病根多少跟父母、职场有关。
朱莉亚是位90后，本该郁郁葱葱的年纪，却举止迟钝、反应缓慢。家境优越、学业有成的她，毕业后进入某国企工作。单位人事复杂、同事勾心斗角，单纯的朱莉亚长期处于压抑的环境中，最终患上精神障碍。
留学生“小澳洲”在澳洲读完两个学位，工作一年多后，得上精神分裂症。在跟“小澳洲”交流之后，李兰妮认为，留学生在海外，既要考虑学业和工作，又要想着恋爱、婚姻，融入当地社会，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耶鲁大学在201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也佐证了她的猜想，研究表明，45%的中国留学生称自己曾出现过抑郁症状，29%的人称有焦虑症状，发病率之大令人警惕。
事情总体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在某医学院读大三的高儿，因患有抑郁性木僵症，休学了8个月。医生建议给他做电击，高爸高妈不同意，怕他脑子坏掉。但听说李兰妮做过三次电击，病情有所好转，于是答应医生，去电一次。
“有一天，我正在洗衣服，高爸突然冲进来，非常激动地跟我说：我儿子笑了。八个月了，他第一次笑。”李兰妮当时坐在那儿，手还是湿的，但心里顿时生出一种欣慰感。
病友荣荣住院期间也没闲着，她自制精油，在网上做微商，荣荣妈每天快乐地跑去传达室，拿快递、寄快递。朱莉亚的病情后来有所好转，出院了。她畅想着出院后，去巴西看快乐的桑巴舞。
还有的病人，出院时特意在微信群里留言：“谢谢二楼的医生护士，你们用爱心挽救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有尊严地生活。我们是一群心灵受伤的人（不管什么原因），所以要修复，有你们的支持与引导，我们定能走向光明的未来。我感恩。”微信群里的病友纷纷点赞、发表情包附和。
“重要的是一种场上意识，”李兰妮说，“当现实和你的内心冲突过于巨大，你才会住进精神病院，你要把住院的阶段化为你的精神财富，用在你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它可以提醒你，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寻找支援，如何去帮助别人。”
“只要有这种场上意识，即便你复发、出院之后又回来，那也没关系，总有光明在你前方。闯过眼前这一段黑暗，光明在等着你。”
三个李兰妮
在独自与病魔战斗的十几年里，李兰妮没有任何“战友”。
母亲同样患有抑郁症。在精神疾病高发季节，母亲会出现幻觉幻听，通宵失眠，经常给李兰妮打电话，倾吐负面情绪，说自己很想死。前几年李兰妮还听着，后来她直接告诉母亲：“妈，我实话告诉你，我太想死了！这样吧，你也觉得活着没意思，我也觉得活着没意思，要不我和你手拉手一起去跳楼，谁不跳谁孙子。”电话那头的母亲又说：“我才不跳呢，我不会那么傻的。”
由于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中，李兰妮的童年一直属于集体，她没有什么“家”的概念。小时候跟爸爸住在边防海岛，岛上刮台风，把房顶上的瓦片全掀了；岛上有时没有菜吃，他们就往饭里放一点盐。后来有一年，李兰妮的父母杳无音讯，她和同学们在学校里头没人管，吃不饱，就到山上去抓蚂蚱，把蚂蚱烧一烧吃。日子也就这么过来了，“我多能活啊！”
长大之后，她也习惯独来独往，尽量不求人。上世纪80年代，深圳刚刚设立经济特区，百废待兴，她独自一人前来闯荡打拼。开会的时候晕倒，被同事送到福田急救中心，她独自苦撑，没让家人过来伺候，自己签字出院。
患抑郁症之前，她曾得过癌症，“人在阵地在”的军营熏陶再次起作用，让她历经3次手术和5次化疗，依然如芦苇般坚挺地活着。
广州新冠肺炎疫情时期，芳村被暂时封锁，没办法去医院取药，她从没想过给谁打电话，帮她取药。李兰妮说，她害怕别人说她是疯子，也自卑、焦虑于没有回报他人好心的能力，于是她常常拒绝他人的帮助。
这世上仿佛存在着三个李兰妮，写作的李兰妮、生活的李兰妮、生病的李兰妮。生病的李兰妮撑不下去了，另外两个李兰妮便会适时出现，拉她一把。一切“战斗”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在她身体内部。
住进精神病院后，有谣言说李兰妮疯了，神志不清，甚至有人说“深圳出了一个住精神病院的作协主席，是这个城市的耻辱”。
出院之后，她将自己的住院经历写成书，过程极其痛苦。脑海中很多恐怖、沉重的恶性事件，原本不敢去触碰的，都在第一时间跑出来，像电影一样反复在她内心上映。
支撑她坚持下来的想法很简单，她心疼精神病院的孩子们。虽然自己没有孩子，但是看到医院里的年轻人，她就想，假如他们自己或者父母有精神病学方面的知识，或许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我写就是想告诉大家，我是这样子走过来的，精神病院是这样的，你们不要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