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文：墨翟和《墨子》
一、关于墨翟故里的争论
墨翟是战国初期著名思想家，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翟究竟是哪里人，历来说法不一，至今仍有宋国人、鲁国人、楚国鲁阳人、印度人四种说法。详考有关史料，我们认为，鲁国人、鲁阳人、印度人三说皆不可靠，墨翟实际上是宋国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市一带人。
最早提出墨翟为鲁国人的是东汉末年人高诱。他在《吕氏春秋·慎大览》注曰：“墨子名翟，鲁人也。”又在《吕氏春秋·当染篇》注曰：“墨子名翟，鲁人。”清代学者孙诒让在《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上》更明确指出墨翟“生于鲁而仕宋”。他说：“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又《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云：'公输班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墨子为鲁人之佐证。”孙诒让的考证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也得到了后来不少学者的赞同。但是，墨翟为鲁国人的说法仍然有很多疑点，令人难以信服。首先是孙诒让的考证也只能证明墨翟曾经居住在鲁国，与鲁国关系比较密切，并不能真正证明墨翟就是鲁国人。众所周知，墨翟是一个游走四方的学者，他的居住地并不一定就是他的出生地。况且从《墨子》全书来看，墨翟曾经在宋国、齐国、鲁国、楚国等许多地方居住过，并非一生都居住在鲁国。其次，鲁国是孔子的故乡，那里儒学极盛，略晚于孔子的墨翟创立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说，在鲁国缺乏社会基础，很难成为“显学”。再次，今人钱光先生在《墨子当为宋人考》一文中曾经考证，《墨子》一书没有体现出齐鲁方言的特点，例如带后缀“如”字的复音词在《论语》中出现了28次，在《孟子》中出现了4次，而在《墨子》中却没有出现过。可见《墨子》一书不是产生在鲁国，而墨翟也不是鲁国人。
最早提出墨翟是楚国鲁阳人的是清代人毕沅和武亿。毕沅《墨子注叙》曰：“高诱注《吕氏春秋》以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楚四竟，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武亿《跋墨子》曰：“《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后来也有一些人附会此说，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上》曰：“毕沅、武亿以鲁为鲁阳，则是楚邑，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再者，《墨子·贵义篇》有“子墨子南游于楚”一语，《墨子·公输篇》有“子墨子归过宋”一语，也证明墨翟非楚国鲁阳人。《墨子》书中对楚国还多侮诟之词，例如《非攻下》称楚为“好战之国”，《公输篇》更称之为“楚寇”，这也证明墨翟非楚国人。
提出墨翟为印度人的是胡怀琛。1928年，胡怀琛在《东方杂志》《中国学术周刊》上发表《墨翟辨》《墨学出于印度辨》二文，后又撰《墨子学辨》一书，大胆提出了“墨翟出于印度” “墨翟为印度人”之说，还提出“墨翟为印度婆罗门教徒”一说。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当时同意他的观点的还有卫聚贤和太虚法师等人。金祖同曾撰写《墨子为回教徒考》一文，也基本上赞同墨翟为印度人一说。但现在赞同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少了。墨翟所创立的墨家学说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民情风俗密切相关，墨翟不可能是外国人。同时，除了《墨子·贵义篇》曾言及黑翟“色黑”以外，“印度人”之说毫无史料根据，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人信服。
最早明言墨翟为宋国人的是东晋人葛洪。其《神仙传》云：“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为大夫。”又其《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可信。
第一，说墨翟是宋国人有最早最多的史料根据。详查先秦典籍，无言及墨翟之国别者。言及墨翟国别的史料最早见于汉代，且多认为墨翟为宋国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盖墨翟，宋之大夫。”《汉书·艺文志》曰：“《墨子》七十一篇。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史记》、《汉书》虽未明言墨翟为宋人，但皆言为宋大夫，这实际上已经暗示出墨翟是宋国人，因为战国前期的大夫之职多为世袭。正如陈奇猷先生所说：“关于墨子，《史记》虽未明言为何国人，然谓为宋大夫，大夫之职多由世袭，则墨子之先世必居宋无疑。”西汉初年人邹阳也认为墨翟是宋国人。他在《狱中上梁王书》中说：“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计囚墨翟。”邹阳拿鲁逐孔子与宋囚墨翟对举，很显然是认为墨翟为宋国人。东汉人马融《长笛赋》中有“使鲁班宋翟构云梯抗浮柱”之语，也是认为墨翟为宋国人。《文选六臣注》卷十八《长笛赋》张铣注曰：“鲁班，鲁公班，鲁人。宋翟，墨翟，宋人也。皆古之巧智人矣。”这种解释是可信的。现存汉代谈及墨翟国别的史料除了这4条外，还有一条就是《吕氏春秋》高诱注，称墨翟为鲁人。我们是相信多数还是相信少数呢？我们是相信西汉前期的邹阳、司马迁，东汉初年的班固、马融，还是相信东汉末年的高诱呢？答案不言自明。要说汉代以后谈及墨翟为宋人的史料，那就更多了。《文选》李善注、《荀子》杨倞注、林宝《元和姓纂》、《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等等，皆认为墨翟是宋国人，不再一一详述，只引用其中一条。《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这条史料不仅明言墨翟为战国时宋人，而且还谈及墨氏之由来，自然更有些价值。
第二，从《墨子》全书来看，墨翟在宋国的活动较多，与宋国的关系最为密切，对宋国的感情最深，这也可证明墨翟是宋国人。《墨子·公输篇》所载墨翟止楚攻宋的故事是墨翟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墨翟听说“公输班为楚造云梯”，“将以攻宋”，立即从齐国起身，“行十日十夜而至郢”，制服公输班，说服楚王，使宋国避免了一场战祸。墨翟不仅只身前往楚国去说服楚王，而且还让弟子禽滑厘等300人持防守器械在宋城上以待楚寇。从这里可以看出，墨子与宋国的关系多么密切，感情多么深厚。《墨子·鲁问篇》还曾载“子墨子出曹公子而于宋”，也就是将弟子曹公子送到宋国去做官，这也可以看出墨翟与宋国的关系。《墨子·鲁问篇》还多次运用“中国”一词。墨子曾对公尚过说：“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大意是说，自己若为衣食封地而出仕，也只能在中原一带，怎么能到越国去呢？可见墨翟是“中国”即中原一带人。再联系到《吕氏春秋·爱类篇》所载墨翟曾向楚王自称“臣北方之鄙人”，我们可以看出，墨翟不可能是楚国人或鲁国人，而应该是北方中原一带人，极有可能是宋国人。
第三，《墨子》一书明显带有宋方言的特点，这也可证明墨翟是宋国人。陈奇猷先生曾经指出：“《墨子》书中多用宋方言，如《鲁问篇》'刘三寸之木’。扬雄《方言》云：'秦、晋、宋、卫之间谓杀曰刘。’是'刘’为墨子乡语。”钱光先生在《墨子当为宋人考》一文中，还考证出《墨子》书中曾13次运用“植”字来表示木柱或用以关闭门户的直木，这也体现了宋方言的特点。《方言》卷五云：“槌，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植。”陈光先生还认为，《墨子》书中多次出现的“轒”字，“也是陈宋地区的方言词”。既然《墨子》书中多用宋地方言词，墨翟当然也就应该是宋国人。
第四，近人梁启超先生在其所著《墨子学案》一书中，据《墨子·公输篇》有“归过宋”一语而否定墨翟为宋人。后来还有不少学者据此否定墨翟宋人说。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墨翟是宋国人，也不一定就一生居住在宋国。他止楚攻宋时，是从齐国（一说鲁国）前往楚国的，归齐国时自然就是“过宋”而不是“归宋”了。这“归过宋”3字只能证明墨翟当时没有居住在宋国，并不能证明他不是宋国人。春秋战国时期离开本土居住在外国的学者是很多的，非独墨翟一人。
我们推猜，墨翟本是宋国人，曾经在宋国袭职为大夫，受子罕陷害还曾在宋国被囚禁。他后来也可能像孔子一样为了事业理想而周游列国，曾经居住在齐国、鲁国、楚国等地。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过宋国，与宋国始终有着血肉的联系。一旦宋国遇到战争等大事，他会随时挺身而出。墨翟不但是宋国人，而且还应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一）墨翟的生平事迹
关于墨翟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也很少。
司马迁写《史记》没有给他立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附了几句简单的话：“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清人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传略》云：“就今存《墨子》书五十三篇钩考之，尚可得其较略。盖生于鲁而仕宋。其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寡人虽不得天下，而乐养贤人。’墨子辞曰：'翟闻贤人进，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遂行矣。’……鲁阳文君言于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书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尝游弟子公尚过于越。公尚过说越王，越王大悦，谓公尚过曰：'先生苟能使墨子至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公尚过许诺。……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虽子（指公尚过）亦不知翟之意。’……宋昭公时，尝为大夫。……昭公末年，司城皇喜专政劫君，而囚墨子。老而至齐，见太王田和。……卒，盖在周安王末年，当八九十岁。”孙诒让根据《墨子》一书所钩列的墨翟传略，仅供参考。
（二）墨翟的思想
墨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翟本来从儒者受学，因不满于儒家所维护的周礼烦扰，所以才创立了墨学。战国时期儒、墨两家同为“显学”。《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孟子·滕文公下》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说盈天下。”可见墨翟的学说在当时影响很大。
墨翟的学说，有十条五类纲领，即《墨子·鲁问》所云：“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
墨翟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兼爱”和“非攻”，而“兼爱”更是他的学说的核心。墨翟的“兼爱”与孔子的“仁爱”有所不同。孔子虽然也提倡“爱人” “泛爱众”，但是孔子的“泛爱”有君臣、贵贱、尊卑、亲疏的“礼”的限制，有厚薄之分。而墨翟的“兼爱”则反对“礼”，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若爱其身”，是没有尊卑、亲疏的差别的。墨翟把天下一切怨恨祸乱的根源都归结为人们的“不相爱”，因而才提出“兼爱”的主张。他设想，诸侯相爱，就不会发生战争；大夫相爱，就不会互相篡夺；人与人相爱，就不会彼此伤害；只要天下人都能够做到相爱互利，一切就会太平了。墨翟还提倡“非攻”，在当时诸侯国互相攻伐兼并的情况下，他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墨翟可能出身于小工业者。墨翟的学说代表着当时“农与工肆之人”，也就是手工业者、自由农民和小商人的利益。墨翟的“兼爱”思想，是企图把小生产者互爱互利的德性扩大到全社会；他主张“非攻”，也是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企图过安定生活和反对破坏生产的愿望。
墨翟的政治思想是主张“尚贤” “尚同”。墨翟的“尚贤”带有否定“世官世禄”制度的进步意义。他主张“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者，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还提出了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能之人参与政治管理的主张。他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又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这样明确地提出平民有平等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利，在我国历史上还属首次。墨翟的“尚同”是指统一思想舆论，认为只有由上而下地统一了人们的思想，社会才能由乱而治。
墨翟的经济思想是“节用” “节葬” “非乐”。凡事应当节俭，这是墨翟的一个基本观点。墨子提倡“节用”，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为了生活上的享受，向人民征收繁重的赋税，给人民带来了痛苦。为此，墨翟要求统治者杜绝奢侈而励行节约，要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仿效古代“圣王”的处事原则，一切生活器用都要以低标准和切合实用为原则。墨翟主张“节葬” “非乐”，要求丧葬礼节要节俭，认为统治者贪图音乐的享受会费财误事，因而坚决反对，这些实际上还是“节用”思想的具体体现。
墨翟的哲学思想是主张“天志” “明鬼” “非命”。“天志”，就是天的意志，墨翟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他说：“天必欲人之相爱互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又说：“天欲义而恶不义。”“明鬼”，就是辨明鬼神的存在和他们所起的“赏贤罚暴”的作用。墨翟主张“天志” “明鬼”，实际上是借助于“天志”与鬼神来警告那些暴虐的统治者，但他力证鬼神的存在，倡导尊天事鬼，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墨翟的“非命”观则包含有唯物主义的内容。“非命”就是对有“命”的观点予以否定，他认为贫富、安危、治乱等都不是“命”决定的，因而更强调人的作为和意志力。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代表作，为墨翟及其弟子、后学所著。《墨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为71篇，又据宋人所作《中兴馆阁书目》尚有61篇，现存只有53篇。《墨子》作品的内容十分庞杂，大致可以分为5类。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为哲学和论理学的论文。《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10论23篇，是弟子记录的墨翟的讲学辞，体现了墨翟思想的基本内容。《耕柱》《贵义》《公孟》《鲁问》4篇，是弟子所记的墨子语录和答问辞。《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非儒》《公输》9篇，是墨家后人所编著的有关墨翟言论事迹的材料。《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11篇，是后人作的守城兵法。
陈柱在《墨学十论》中对于《墨子》的文体作了分类，也涉及到了各类文体的不同风格。他认为《墨子》之文体，可分为7类：《亲士》等开头7篇为论说体；《尚贤》至《非儒》11篇为演讲体；《经》为经体；《经说》为传注体；《大取》《小取》为书序体；《耕注》至《公输》5篇为列传体；《备城门》等11篇为杂记体。他说：“诸体之中，论说体文颇华丽，演讲体文最平实，经体传体最奇奥，序体最严整，记体亦简洁。论说体似古文，演讲体如近日讲义，经传体如科学之定义定理，序体如学说提要。”
确实，《墨子》一书中含有多种体例，而它们在风格上又各有特点，无法一概而论。一般说来，谈论《墨子》散文的写作特点，多以其中的论说文为代表，也就是陈柱所说的论说体与演讲体。
《墨子》散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逻辑推理极为严密，善于通过具体事例来说理。例如《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这段文字的中心思想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但作者却先从小偷事件谈起，先后举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者、“攘人犬豕鸡豚者”、“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等种种事例，说明“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最后推论到统治者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更大的罪行。这种论证方法的特点是首先从人们能够认识的具体事实和道理出发，然后由浅入深，由小到大，由明及隐，逐步推论，一环扣一环，一层深一层。只要你承认了第一步，不由你不承认第二步，以至于第三步、第四步。这样步步紧逼，直到最后击中要害，得出结论，使对方完全信服。《墨子》文章论辩的严密逻辑性，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是独具特色的。
除了善于逻辑推理以外，《墨子》的文章还极重论证依据，明确提出了“三表法”原则。《墨子·非命上》载：“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表”就是标准。墨子的“三表”，实际上是提出了判断是非真假的三项标准：一是要有古代事实作根据，证之于历史；二是要有广大人民的生活经验作根据，证之于现实；三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看是否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证之于效用。这三点可以使论辩散文的论据更加充分，论证更加严谨。
《墨子》之文质朴无华，很少修饰。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曾说《墨子》“意显而语质”，这可以说是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墨子》文章的风格特点。墨家学派重视实用，不讲文采，并非文化水平低下，写不出典雅华丽之作，而是怕“以文害用”，担心人们只是留心华美的文辞，而忽视了文章的内容，从而妨碍了文章的作用。
《墨子》在先秦散文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以《论语》为代表的语录体散文，是早期散文不成熟的形态。《墨子》散文在语录体散文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文体已经呈现出由“对话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趋势。这在《尚贤》《兼爱》《非攻》《明鬼》《非乐》等篇中，有着突出的表现。首先，这些文章已经有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标题，与《论语》随意取文章首句用作篇名不同，这些标题都起着贯串全篇，概括全篇主旨的作用。其次，《墨子》文章中亦载墨子之语录，但这些语录并非各自孤立存在，而是围绕中心论题，互相被连缀成一个整体。再次，《墨子》中不少篇章已经从具体问题的论争进而发展成为概括性的论辩，由对话进而成为理论的发挥。还有，《墨子》文章谋篇布局已初具章法，它已向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结构的论说文形式发展。总之，《墨子》散文体有因革，承前启后，在我国先秦论说散文的发展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附：《墨子·公输》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愿藉子杀之。”公输盘不悦。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盘服。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盘曰：“诺。”
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穅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有窃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摘自《商丘古代文学史稿》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