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山山：家书

2013年8月，和我们相濡以沫五十多年的父亲离开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破碎了。很长时间，我都走不出内心的伤痛。

父亲走的时候87岁，也算高龄了，让我伤痛不已的不是他走得太早，而是太痛苦。眼看着癌症把他折磨得不成样子，我们却束手无策。这让我一想起来，心里就刺痛。

父亲走了两年后，我和姐姐才去彻底整理他的房间。

在一个很旧的樟木箱里，我们发现了满满一箱信件。这些信件用报纸包着，细绳子捆着，上面贴着小纸条，注明了是谁的信，哪一年到哪一年。全都是父亲的笔迹。

我从来都知道父亲是个生活很有规律、喜欢收藏的人，他甚至收藏了我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所得的奖状，最早的一张是1965年的，薄如蝉翼，还是老师油印的。我发表作品的所有剪报，他也都一一剪贴归纳放好。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满满一箱信件时，内心还是被震撼了，很感动，也很悲伤。我即刻拍了几张，发在了朋友圈，不料引起了很大反响。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动。有的说，他的父母也为他保留了早年的信件，只是没我那么多；有的说，很遗憾自己的父母不会写信，从来没有收到过父母的信，很羡慕我；还有的说，几乎没有和父母分开过，所以没有书信往来。更多的朋友说，这些信太珍贵了，你应该整理出来，写本书。

起初我并没有这个念头，但说的人多了，心就动了。尤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谢锦和陈蕾，也鼓动我把它们写出来，写成一本书。我终于下了决心。因为在我这里，也保留了父母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写给我的信，“两地书”，合二为一，应该非常有意思，是一个时代在一个小小家庭里的缩影，是漫长的生命河流的流痕。

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此，来纪念我的父亲。

一、早期的家书

1、

我们家，是一个很特殊的家庭。

特殊原因之一，是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一辈子在部队，不说南征北战，也是漂泊无定。因为他是一名铁道兵，铁路修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于是乎，他和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女儿，总是聚少离多。父亲母亲恋爱的时间很长，因一直是“异地恋”，好不容易确定1950年底结婚，父亲又突然接到命令随部队去了朝鲜，一去三年。母亲一直等，等到朝鲜战争结束，才与父亲完婚。所以两人结婚时，都已经28岁“高龄”了，生姐姐已29岁，生我已32岁。

特殊原因之二，是母亲是个职业女性。许多军人的妻子因为没有工作，婚后就随军到了部队，一家人总是在一起的。可母亲是省报编辑，有自己的事业，故婚后他们继续分居。父亲随部队在福建江西一带参加“鹰厦线”的修建，母亲在杭州独自抚养我们。整整十年。

因为这个缘故，父亲和母亲之间的通信也是非常多的，可惜“文革”的时候都被销毁了。因为其中有不少他们对时政的议论，在如履薄冰的年代，他们怕给已经“声名狼藉”的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

我们这个家最稳定的时期，莫过于我的童年，父亲调到铁道兵学院教书，而母亲因为被打成“右派”，不得已离开报社，带着我和姐姐随军过去，一家人于是团聚了整整七年。这七年的生活，我在长篇小说《河之影》里，有大量描述。尽管这期间经历了“文革”，但我们这个小家，还是有过很多温馨的日子，父亲对母亲和我们两个女儿，都非常疼爱，它们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好景不长，1970年，父亲又被调动，调到了正在大巴山施工的部队工作。母亲虽然带着我们也一起来到四川，但部队所在地和家属所在地，依然相距遥远，那十几年里，父亲只能靠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回来看我们母女三人。

如此，我们这个家总是分离，分离。最极端的时候，一家四口分在四个地方。第一次是1958年到1961年，那时父亲随部队在福建修鹰厦线，母亲被打成“右派”去浙江临安山区“劳动改造”，三个月的我被托付给嵊州乡下的祖奶奶抚养，三岁的姐姐被托付给杭州姨妈抚养。一家四口天各一方，天涯零落。父亲探亲回家，一个月的假，要跑三个地方看望亲人。所以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经一岁半了。

第二次一家四口分散四处，是1978年到1984年，父亲从铁六师调到长沙铁道兵学院教书；母亲“右派”平反回到杭州，在《浙江日报》工作；姐姐因下乡去了陕西咸阳，后调到国棉二厂当工人；我因当兵在重庆，后考上大学到了成都。

这回的天各一方更为遥远，是四个省份。那时我回家探亲，跟父亲当年一样，有时去杭州，有时去长沙，有时去西安。幸运的是，那时的我和姐姐，都已经能给父母写信了。

我给爸爸写，给妈妈写，给姐姐写，然后他们分别给我写。我们互相交织着写。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在信上，在途中。一封封的信，将一个四面八方的格局链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妈妈当时曾戏言，我们家四个人，一个在华南（长沙），一个在东南（杭州），一个在西北（西安），一个在西南（成都），只需找一个东北女婿和一个华北女婿，就占领全国了。

自然是分久必合。先是父亲离休回到了杭州，和母亲团聚，然后是姐姐调回了杭州，和他们团聚。我虽然还在成都，但毕竟，每年探亲有了固定的去处。一个具体的有房子的家，在杭州成立了。

我似乎接替了父亲的角色，每年回家探亲。

2、

家书最早进入我记忆，是七十年代初。

那时父亲在川陕交界的大巴山里修建成渝线，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在重庆北碚的家属基地。所谓家属基地，就是租借了北碚机械厂的两栋筒子楼而已，一层楼住八户人家，公用厕所，公用水龙头，两家合用一个厨房。

那时的部队家属大多来自农村，没有文化，每每要给自己丈夫写信时，就来找我妈帮忙。我妈是家属里为数不多的和她们一起做临时工的“文化人”（另几个“文化人”在外面单位上班），因为她是“右派”，早已放下了作为一个省报编辑的身份。

妈妈写信的时候，阿姨们总是围着看。

一般是某个阿姨先拿来自己丈夫的来信，让妈妈念，然后再由妈妈代回复。我们家没有书桌，妈妈是坐在小竹椅上，趴在木凳上写的。那个情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

比如给邓阿姨写，她说一句妈妈写一句。一般来说，是讲孩子的情况，或关心丈夫身体，鲜有感情表达。但其他阿姨会在旁边起哄：加上“亲爱的我想你”，加上“你快回来看我吧”。

邓阿姨就红着脸打她们。虽然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依然很羞涩。这个时候，我们家昏暗的灯光下就充满了欢乐。我很喜欢这种时候，能看到妈妈脸上洋溢着笑容。

阿姨们排着队，一个写完了下一个。妈妈听完阿姨的口述，也会帮她们再加两句，比如，你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什么的。然后读给她们听，阿姨们总是连连点头，表示满意。

铁道兵是一个危险系数很高的职业，加之那个年代条件简陋，工地上时不时传来噩耗，就单是我们住在北碚那五年，父亲所在的29团，就有两位工程师在施工时遇难。所以阿姨们天天盼着老公来信，尽管一个字不认识，拿到信依然是眉开眼笑。而她们的丈夫，知道自己的老婆不认字，也总是把信写得简洁明了，跟文件一样有标配：最近工作很顺利，身体很好，不用担心。孩子们怎么样？几乎回回如此。但等不到信的阿姨，就会焦急万分。真的是家书抵万金。

除了请我妈读信回信，阿姨们还时常会向我妈请教一些问题。比如曹阿姨问：徐大姐（我妈姓徐），我昨天听到广播里说，某某去世了，中（终）年76岁。这76岁还算中年吗？我妈就尽可能通俗地解释说，这个终年不是那个中年，虽然读音一样意思不同。王阿姨又问，叶剑英明明是个男人，为啥叫个女人名字呢？我妈就说，剑是刀剑的剑，英是英雄的英，这就是个男人的名字呢。

阿姨们的态度和我妈的态度，都非常诚恳。我曾以这些阿姨们为题材，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明天是八一节》。

整理这些书信，让我感到最最遗憾的是，爸爸妈妈早期的信件没有了，就是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到“文革”前的信件。那应该是他们最珍贵的信件了，包括五十年代初父亲去朝鲜的三年，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撑；五十年代末母亲被打成“右派”去劳改的三年，他们商量怎么安排孩子渡过难关。这些信一定是在“文革”时烧掉的。那时父母如履薄冰，我完全能想象他们的恐惧：父亲被打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母亲是“摘帽右派”，他们成天提心吊胆等着造反派来抄家，怎么可能保留那些信件呢？

现在留下的这一包，仅仅是母亲平反后，也就是七十年代末，到父亲1984年离休，他们团聚在一起那几年的，已经很少了。

但母亲的第一封信，却被父亲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

因为那是他们恋爱的奠基石。

父亲和母亲，是经我们的二姨夫介绍相识的。

我的二姨夫，是父亲的大学同学，因为关系好，就把自己的小姨妹介绍给了父亲。父亲看了母亲的照片，一个清清秀秀的江南女子。也许是生在江南清秀女子见多了，没生出什么特别的感受，但出于礼貌，在姨夫给姨妈的信上，代问母亲好。

母亲便回了一封简洁的信。这信将父亲一下子“打倒”了，彻底征服——一手漂亮的小楷，通篇落落大方机智有趣的语句（要知道当时母亲只读过初中一年级），时至今日父亲仍能背出这封信的全文。可见其魅力。

可遗憾的是，这封信也找不到了。这封信我和姐姐是见过的，父亲离休后，曾从一个笔记本里拿出来向我们“显摆”过。“文革”时他尽管烧掉了所有信件，也没烧掉这封，一直保留到晚年。

我只隐约记得开头的话：

你是我姐夫的朋友，就是我姐姐的朋友，那么也是我的朋友。

我想父亲一定是夹在哪个本子里珍藏着，但我翻遍了家里的抽屉柜子，没有找到。实在是太遗憾了。

3、

在这样一个有写信传统，或者说必须靠写信才能维系的家庭中长大，会写信是必须的。

我写的第一封信，是给父亲的，1971年。13岁。

这封信能历时四十多年保留到今天，连同那个印着“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信封，肯定是靠父亲这个严谨而又仔细的“档案管理员”。他不仅保存了我的第一封信，还保存了我写给他和母亲的所有的信件。

毋庸置疑，父亲也保存了自1979年以来他和母亲的所有信，他大女儿我姐姐写给他们的所有信，以及他和老朋友老战友之间的通信。总之在他看来值得留存的信件，全都留了下来，一一归类包好，摆放整齐。它们用发黄发脆的报纸包着，上面贴着小纸条，全部是父亲的字迹，如：山山87年4月到89年9月来信。

在一箱子信中，我的最多，这是因为我长期不在他们身边的缘故。从18岁当兵离家到父亲离世，我都远在部队。尤其在2000年以前，电话不便，完全靠写信。我的那些信被父亲用报纸包好，捆好，注明了日期，我粗略数了一下，大概有近百封。

从某封信里我明确看到，父母家装电话是1992年。但在那以后我和父母依然是靠写信交流，也许是习惯了，也许是那时的电话费太贵。一直到2000年以后，父母还时不时地给我写信。

是什么时候彻底结束通信改为电话交流的，我已不记得了。好像有一次父亲说，你那么忙，就不要写信了，一个星期打一次电话好了。

我就改为每周一个电话，时间是周六上午。

父亲是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人，我也得有规律才行。说周六上午，就不能是下午或者第二天。假如那天我有事耽误了，他一般熬到11点就熬不住了，会主动打过来，问我怎么了。所以我尽量在上午9点、10点左右打过去——无论我在家，还是在部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也无论是在西藏采访、灾区采访，还是在开人大会，我基本都坚持在每周六上午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父亲每次接起电话，都会很开心地说，我就知道是你。

拆开父亲留下的一摞摞信件，竟然腾起了细小的灰尘，一时间仿佛钻进了往事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很久没有碰过的过去了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