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进博会背后的时代密码
长久以来，跨国企业在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带来的资金、技术、理念甚至管理模式，不论对企业自身、合作伙伴，还是东道国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外资对华投资从踌躇、试探，到将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大规模转入，再到全球范围供应链再造并将中国作为研发创新的重要选择，经历了从不熟悉、不信任，到相信再到笃信的转变，这当中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的作用功不可没。
中国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双循环的经济社会运行模式为包括外资在内的所有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吸引了更多高质量的外资来华发展。
1月21日，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场网上推介会——德国海外商会网上推介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外资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方向也是条件，蕴含着丰富的实现路径和发展机会。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维系供需关系、确定交易价格的执行者，也是创造就业、形成社会福利的发动机。外资企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使其可以更为有效地响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从而形成样本效应。从全球经济发展历史来看，行业领先企业往往都具备较强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善于把握发展机会，降低商品生产或服务提供的成本，这种创新反过来又支撑企业在与同行竞争中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
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包括对外贸易在内的各项主要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外资的经济行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状态。《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0》显示，2016年至2019年，中国吸收外资总量达5496亿美元，年均增长1%。2017年至2019年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二大引资国。公报初步预计“十三五”时期吸收外资总规模达6900亿美元左右，年均引资规模较“十二五”时期增加100亿美元。
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外资企业出口总量达3.9万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达41.7%，进口总量达3.4万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达44.8%；缴纳税收总额11.4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税收比重达19.3%；拉动城镇就业4000万人左右。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投资出现大幅萎缩，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极少数外资流入正增长的国家之一。在供应链加速重整、全球疫情防控尚未出现拐点的大背景下，中国市场以其规模、完整性和稳定性，为外资提供了难得的空间。不断提高经济的发展质量，满足人民日益提升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广大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创造机会，平衡疫情防控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二者间的关系，都需要包括外企在内的各方贡献智慧与力量。
外企的进入，加快了创新的进程，为应对经济社会挑战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解决方案，也成为人力资源不断丰富和优化的重要推动者。无论是外企员工的创业，还是企业间的人才流动，对整个社会的创新和资源优化而言，都是有利的，这已被各国发展所证明。由外企投资带动东道国行业发展或市场出现的例子比比皆是。以日化行业为例，外企在华经营不仅响应了中国消费者的原有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引领和重塑着消费者的习惯，对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优化产生了强劲的推动。而日化用品消费者通过反向创新方式推动生产商提供个性化的产品也已逐渐成为现实，对其他企业可能形成示范效应。
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为外资企业从市场运行到参与法律法规政策环境创造了平台，也为反映诉求提供了渠道。外企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对影响外资准入准营的政策法规提出建议，成为塑造营商环境的重要力量。尽管来自不同国家和行业的外企的诉求可能各不相同，但多元而广泛的建议会对改进经济发展的环境带来诸多裨益，有利于减少政策措施的负面损害，提高各项政策措施的执行效率。
7月26日，第四届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展前供需对接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外企新举措的现实作用
在双循环的背景下，外资企业在华的一些新举措，比如数字经济实践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将有力推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兑现国际承诺。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各国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在看起来很美、做起来无规可循的市场中，如何建立合理、公平、有效的市场规则，保障各方的权利和利益，并没有现成可以借鉴的模板。
外资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实践者，积极响应市场需求，加快传统经营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将数据要素作为企业内部提升效能的重要资源，也建立了与市场间良性数字化双向反馈通路。将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数字化处理，通过数据挖掘把握市场趋势的变化，提供消费者定制生产的渠道，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降低实现成本。外资企业以其自身的属性，天然存在跨国经营的需求，即便是在华的业务部门，也可能服务于全球网络的需求。在缺乏全球规则的情况下，为满足全球分支机构在各东道国的合规要求，外资存在内部资源整合和协调的需求，会尽量寻找各国规则的最大公约数以降低合规成本。将其经验和做法与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减少中国参与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确定中的壁垒和成本。
双碳目标符合全球发展的未来，将本世纪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需要各方付出积极的努力。外企在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行动较为积极和有效，不仅通过能源管理和环境改造减少了自身的排放，而且通过与其业务伙伴的协同形成更为广泛的影响。
事实上，外企并非是高科技企业的代名词，不少外企所从事的领域仍位于贸易或劳动力密集型领域，其减排空间并不算小，对供应链上下游的影响不可忽视。伴随头部企业的主动作为，更多的中国企业主动减排的意愿变得更为强烈，可能加速相关技术的创新和商业化应用，进而通过规模效应使得低碳经营变得更为经济可行。中国对实现“双碳”目标的承诺坚定且有力，外企在华的实践也会影响其全球业务模式，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理念和做法的推广。
2020年12月，以“享进博机遇，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日本 松下居住体验中心，在上海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开幕
改善营商环境的更高要求
疫情后，全球经济加速重新调整，不同经济体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可能比疫情前更为明显。中国选择以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更为广泛和更大力度的优质资源支撑，也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的优化可能并没有终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变化和技术的不断进步都改变着各类市场主体对营商环境的期待。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传统的理念强调给予企业更为优惠的政策，采取包括税收减免、土地和水电气网低费用等方式，使得企业可以降低成本，形成竞争中的价格优势。但是，国际经贸规则越来越强调“公平”，而各行业的领先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对于优惠措施的考量权重也呈现明显弱化态势。除了政治环境的稳定之外，对包括创新企业、高水平人才、高附加值业务和高收益知识产权等优质资源考虑的因素可能更多集中于两个方面：是否有利于其实现价值的环境，和是否有高标准的要素流动便利化条件，这都对改善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
要创造实现价值的营商环境，需要为优质资源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基础支撑和发展环境。以数字经济产业为例，要能够形成足够强大的算力，需要有更强的计算设备、存储设备、灾备设备，还要有高通量的网络连接条件，以及具备短延时、高频率、高用电安全保障和充足的网络带宽。而数据硬件条件的前期投入往往较大，如果能够采取租赁公共服务的方式可能对中小企业有更强的吸引力。当地是否拥有充足的、适合的人力资源也是企业考虑的重要因素，缩短人力资源适配企业需求的周期，对于比拼创新商业化速度的数字经济企业十分关键。
当然，创新企业最关心的还是法律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创新的业务形式可能尚未有成熟的规则加以规范和约束，因而对是否有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以及企业所在的发展环境对于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态度等颇为看重。如果企业所在市场的消费者更有意愿尝试新的产品或服务，创新企业在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时就可能更为容易。此外，基于产品生命周期考量，企业在开辟新市场后就需要寻求对其创新理念的保护，以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并为后续创新积累资源。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有效的执行，能够增强企业将更多优质资源配置到这一区域的信心。总之，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密集型的传统企业相比，创新型企业可能消耗资源的强度更低，但对社会服务的环境要求更高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加友好的环境能够增加对创新型企业的吸引力。
提供高标准的要素流动便利化条件，需要充分理解并相应调整优化要素流动的整个过程。一般而言，便利化既要求要素流动的经济成本更低，也意味着完成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周期更短。对高水平人才而言，跨境流动、居住、工作等的便利性对其流向有着重要影响，满足其配偶、子女的工作、居住、教育和医疗等需求往往也是加分项。要想吸引高附加值业务和高收益知识产权的流入，除了能够创造实现价值的便利条件外，收益再投资、消费以及汇出的选择更为多元和灵活等也是要素流入的决定因素。
高标准的要素流动便利化条件不仅需要明确的政策条文和制度保障，更需要实际的执行效果。相关便利化举措在应用中形成的成功案例更具说服力，而有碍资源流动配置的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封闭的市场难以形成对优质资源的吸引力，即便偶有创新的火苗，也有可能因缺乏新鲜空气而熄灭。对于优质资源而言，在某地集聚往往并非单一现象，相关企业间的配合，双向流动便捷，都对资源集聚的意愿、形态和可持续性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所以，秉承开放的理念，着眼于创造优质要素双向自由、便利的流动条件，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对外经贸协定承诺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和统计，将数字技术等技术创新用于提升监管效率和流程优化之中，或许对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能起到更为重要的支撑作用。（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