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印如何保管？宰相裴度、蔡京丢印后的处置办法令人莞尔

官印，是古代封建王朝官员们行使权力的信物，一般在制印材料上刻有文字，注明某某官员之印，如“丞相之印”、“御史大夫之印”等，也有注明某某官府之印的，在发布行政命令的文件上加盖上官印，即成为一份标准的正式文件，官印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章。

据不完全考证，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官印，比如我们熟悉的“苏秦佩六国相印”联合抗秦的故事，说明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相国之印。

比较完备的官印制度，大约形成于秦代，上至丞相太尉，下到郡守县令，由皇帝正式授予官印，同时配发穿在印纽上的丝带，叫作“绶”，以便让配印之人能随时随身地佩戴在身上。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项梁指挥项羽斩杀会稽郡守殷通，“佩其印绶”后自封为新的郡守，行令各县，“得精兵八千人”，开始走上了推翻秦朝的道路。

汉随秦制，官印制度自然被汉朝所继承。三国时期，“关云长挂印封金”的故事，说的就是关羽把曹操封的“汉寿亭侯”的大印悬挂在堂上，并把曹操历次所赠于的金银都封存起来放在桌子上，然后带着两位嫂嫂去寻找大哥刘备去了。

从上面我们熟悉的故事中可知，官印，在古代完全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也是一个各种政策、命令下达的确认证明。官印的安全保管与使用，也是历朝历代官员们最为重视的一个官场器物。

官印的保管方式，在秦汉魏晋时期，官印都是由官员们各自随身佩戴，一般都是寸步不离。

唐代起，官印成为机关公章，保管在官府，由专人负责看守，据唐代赵璘撰写的笔记《因话录》记载：“尚书省二十四司印，系纳值厅，每郎官交值时，吏人悬之臂以相授”。由此可见官印守护之严。

官印的使用程序也有严格的规定，以唐代中书门下即政事堂的“堂印”为例，凡是需要加盖此印的公文，必须由主管长官签字，并经校对后，再由“堂头”（相当于政事堂的办公室主任）审核无误后，方可盖印。

而且，对于官印的丢失，历代朝廷也有严格的处理追责办法，都是首先追究领导和专职保管人员的责任，一般有降职罢官的严厉处分。

用印制度之所以如此严格，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防止有官吏用官印做一些违法之事，越是等级高的官印，保管与使用越严格。

但是，再严格的管理办法，也是难以堵住一些官员借印一用而使出的高超手法。那些具体的经办人员，往往暗中配就印匣钥匙，需要用印加盖私活时，就偷出来一用，用完后再悄悄地原物放回。

唐代宪宗时期，名臣裴度担任宰相时，某一日，忽然发现政事堂大印不在印匣里，左右一时惊惶，裴度却不慌不忙，而是“即命张筳举乐，人不晓其故”，当大家酣饮到后半夜时，左右给裴度报来喜讯，说官印莫名其妙地又回来了，于是，大家尽兴而归。

事后，裴度对左右解释说：“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卷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

裴度这则故事，后来一直被当做宰相遇急事而不焦的故事来传颂。其实这也折射出官员们的无奈，因为印信丢失，不仅追究值班官员的责任，印信所属的最高官员也要受处分降职，所以他们只好装聋作哑，不进行大规模追查，而是坐等盗印者用完后再物归原处。

裴度的这种处理办法，也为后代所沿用，据南宋王明清所撰的笔记《挥塵录》记载说，北宋时，“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后开”。如果秤出来的印匣重量不足，索性不开，免得向上报失印信，大家都连累受祸。

据说，蔡京任相时，也碰到过这么一次，“一日秤匣颇轻，疑之，摇撼无声”，于是，蔡京说“不须启封，今日不用印”。第二天再秤，分量正常，遂开匣用印。

对此，蔡京的解释和唐代的裴度差不多：“此必省吏有私用者，偶仓猝不及入，倘失措急索，则不可得。”

两位宰相大员，面对丢印的这种大事，处理起来手段相似，而且也都是不慌不忙，结果也是大印都能失而复得，但这种处里办法是不是让人看了不禁莞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