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是电影《南征北战》中的赵玉敏、《家》中的瑞珏、《凤凰之歌》中的金凤、《万紫千红总是春》中的王彩凤，更是《李双双》中个性爽朗、泼辣能干的妇女队长李双双……
张瑞芳是新中国电影界最资深的表演艺术家，她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更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时代的符号。
1918年6月15日，张瑞芳生于河北保定一个军官家庭。父亲张基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北伐战争中任炮兵总指挥。
1928年4月，张基因未完成作战任务，饮弹自尽。当时张瑞芳年仅10岁。
张瑞芳的母亲廉维是一个非凡的女人，丈夫去世后，29岁的她拒绝了友人的资助，独自一人带着6个子女来到北京。
右一为张瑞芳
母亲鼓励张瑞芳姐妹读书，教育她们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张瑞芳考入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攻读西洋画专业。因品貌出众引人注目，还受到北平著名的“爱美剧团”邀请，开始参与演戏。
虽然仰慕者众多，但张瑞芳已经心有所属。当时艺专在闹学潮，学生们想赶走顽固守旧的校长，于是推选了她和雕塑系的郑曾祜当学生代表，前去和学校的教务长谈判，教务长正是郑曾祜的父亲。
张瑞芳的画室在郑曾祜楼上，上课时间，张瑞芳在楼上作画，郑曾祜则在楼下叮叮当当地敲打凿刻，到了吃饭时间，张瑞芳就用自己的高跟鞋往木地板上顿几脚，郑曾祜就立刻收工到门外等张瑞芳下楼一起去吃饭。
放学后，他们各骑一辆小单车，边走边聊，两人的家不在一个方向，郑曾祜总是绕上一大圈，把张瑞芳送到家门口，再转身朝自己家骑去。张瑞芳的妈妈十分喜欢老成懂事的郑曾祜，常让他们俩各自带着妹妹，一起去北海、颐和园，划船、画画，两小无猜间，二人已经萌生了美好的情愫。后来，郑曾祜在重庆与张瑞芳见面，曾不无遗憾地说：“你知道吗？当初你娘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他们俩都只有十七八岁，如果不是后来的战乱，两家大人肯定会促成他们的婚事。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家庭的影响让张瑞芳满怀救亡图存的壮志，她与陈荒煤等人组成了“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后又加入进步团体“民族革命先锋队”，战乱中，党组织决定让“民先”南下重庆。
张瑞芳来找郑曾祜，希望他也能跟着一同南下。郑曾祜会弹琵琶，也是“民先”需要的人材，而郑家是传统的书香门第，希望儿子好好读书、出国留学，不希望他参与政治。郑曾祜已经考上了清华大学，怕这样一走拿不到文凭，因此无法与张瑞芳同行。临别前，郑曾祜请张瑞芳吃了顿饭，多年后，他迷惑地问道：“我那天请你吃的是烤鸭还是涮羊肉？我爸总怪我，不该请你吃烤鸭，吃了烤鸭，你不就飞了嘛，可我总疑心请你吃的是涮羊肉。”晚饭时，郑曾祜一口也吃不下去，送别心上人之际，他泪落如雨。张瑞芳说：“他一个劲儿地哭，我当时不太伤心，以为过些日子还能见面，哪知道会走那么长时间，８年抗战呀！８年，这一走，就是８年。我们就那么分开了。”二人分开后，郑曾祜不断给张瑞芳写信，希望她回去把书读完，拿到毕业文凭。他苦苦盼望着张瑞芳回来，却一直没有等到她的人影。张瑞芳到重庆后，满脑子都是演戏，１９３８年，她在重庆转入国立剧专旁听表演戏，后成为中华剧艺社演员，出演了话剧《家》、《北京人》、《屈原》、《棠棣之花》等名剧，张瑞芳在重庆话剧界红极一时，与秦怡、白杨、舒绣文并称话剧“四大名旦”。
而郑曾祜曾按父亲的意思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电机博士，与张瑞芳中断了联系。1938年，张瑞芳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并与郭沫若、曹禺等大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张瑞芳从小就是个影迷，崇拜阮玲玉、金焰、王人美、黎莉莉等大明星。1941年，张瑞芳终于梦想成真，在孙瑜导演的《火的洗礼》中扮演一名日伪女间谍，男主角是魏鹤龄。张瑞芳第一次拍电影，站在灯光下面对冷冰冰的摄影机，觉得无从下手，忘记了台词，连拍了几遍才勉强过关。拍哭戏时，她怎么也哭不出来，拍了几遍都不行，焦急之下突然放声大哭，总算拍完了哭戏。
张瑞芳对拍电影产生了抵触之心，甚至下决心再也不拍电影了。
全国解放后，张瑞芳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1951年，张瑞芳接到重点影片《南征北战》中饰演游击队长赵玉敏的任务，她对此毫无把握，因为她生长在城市里，害怕演不好这个角色。她回忆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塑造劳动妇女形象，和过去演的角色完全决裂了。” 张瑞芳来到了临沂山区体验生活8个月，她穿上粗布衫，剪了短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言谈举止逐渐贴近角色，成功饰演了赵玉敏，成为她表演生涯中的转折点。
接下来她又在影片《三年》中饰演纱厂女工赵秀妹，周恩来见到她时说：“我看了你演的《南征北战》和《三年》，你演了一个农民，又演了一个工人，都有点样子了，应当继续努力。”
张瑞芳又主演了《家》《母亲》《三八河畔》《聂耳》《万紫千红总是春》，在电影界大放异彩。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张瑞芳随《李双双》剧组到河南林县拍外景，一天到晚喝南瓜汤和榨过油后的黄豆渣饼子。
编剧李准告诉张瑞芳，李双双是一个泼辣、爽直、大方、豁得出去的农村妇女，你演时，就甩开膀子豁出去就行了。
1959年后，全国各电影厂都不太敢碰现实题材的影片，觉得还是拍历史题材比较保险。《李双双》是当时唯一一部现实题材的影片，影片拍完后，张瑞芳等剧组人员都惴惴不安，生怕把握不好尺度挨批。果然，《李双双》放映之初被专家批评喜剧不喜，李双双是个“中间人物”，这在当时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这年秋天，周恩来和邓颖超请张瑞芳来家中吃螃蟹，周恩来的第一句话是：“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李双双》这部好戏，你的表演也有了新内容。”张瑞芳一下子泪流满面，放下心来。
李双双是女性解放的代表，张瑞芳豪爽大度的性格十分契合这个角色，好评如潮，获得第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同年被文化部评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李双双》还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和最佳配角奖，张瑞芳也成为时代女神。“三亿神州新姊妹，人人竟学李双双”。
张瑞芳的演艺之路尚算一帆风顺，但她的婚姻之路就不平坦了。她一生遇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男人：余克稷、金山和严励。 余克稷是张瑞芳的第一任丈夫，1935年，余克稷在北平大学工学院学电机，同时又在北平大学戏剧系就读，他为还是高中生的张瑞芳排练话剧，两人有了好感。演出成功后，张瑞芳为了感谢余克稷，买礼物送给他。余克稷领着张瑞芳参观大学校园，游泳池，溜冰场，最后走进琴房，坐在钢琴前弹了一首《献给爱丽丝》。琴声很动人，张瑞芳的心弦被拨动了，初恋的蓓蕾就此萌芽。
1938年，余克稷将张瑞芳带到重庆，没多久张瑞芳就成了重庆四大名旦之一。1939年，21岁的张瑞芳和余克稷在重庆结婚，郭沫若先生是他们的证婚人。她对未来充满了期望，可惜余克稷是个不知冷暖的人，不懂得关心别人，整天只知道工作。婚后两个人之间没了距离，原先的浪漫消失了，缺点放大了，让张瑞芳十分失望。
张瑞芳的大姐张楠怀了孕马上要生产，张瑞芳忙着要排戏，就嘱咐余克稷照顾大姐，谁知余克稷并没有去医院，留大姐一个人在医院生孩子，结果姐姐难产，独自在医院苦撑了一晚上，生下女儿王好为。张瑞芳气坏了，不懂他为何这么冷漠。1943年，张瑞芳收到母亲的信，信中说她的小弟去世了。张瑞芳伤心欲绝，哽咽地告诉余克稷：娘来信了，我的小弟弟没有了。余克稷只是“噢”了一声，皱了皱眉头，就再也没有任何表示了。张瑞芳彻底寒了心，夫妻做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意思呢！
张瑞芳决定跟余克稷离婚，周恩来找她谈话时，她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哭着说：“我太寂寞了！我的心太寂寞了！”张瑞芳和余克稷出现问题时，花花公子金山乘虚而入。金山是著名的话剧皇帝，比张瑞芳大7岁，相貌出众，浪漫多情，他与张瑞芳相识于话剧《屈原》。他们在重庆演出《屈原》的日子里，金山刚与王莹分手，内心痛苦，演戏像发疯一样。他的戏太有激情了，张瑞芳不知不觉被他吸引，跟着他的节奏表演。
那天晚上，张瑞芳扮演的婵娟替屈原喝下毒酒倒在他怀中，屈原悲痛地拥抱着她，灯光熄灭，大幕徐徐降落后，金山突然失去控制，热烈地吻她，紧贴着她的耳边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弄得张瑞芳喘不过气来。金山开始热烈追求张瑞芳，张瑞芳理智地与他保持距离，后来她得知金山也是“自己人”，而她最恨余克稷不关心政治，她的情感天平向金山倾斜过去了。《屈原》之后，他们又同台演出话剧《家》，金山演觉新，张瑞芳演瑞珏，两个月的亲密合作，张瑞芳和余克稷的婚姻彻底瓦解了。
金山的风流名声在外，把话剧四大名旦都追求了一遍，因此身边的人说金山太花心，都不赞成张瑞芳和金山在一起。曹禺和吴祖光还专门找金山吃了一顿饭，说：“张瑞芳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你可不能当儿戏！”金山很委屈，争辩道：“难道你们就不相信我对瑞芳是认真的？”为了证明他的真心，金山把他和张瑞芳的情书交给周恩来“审阅”，把一些太缠绵的话用白纸条贴起来。周恩来叹了口气，说道：“都已经这样了，就只有祝福你们了。”
1943年，金山与张瑞芳在重庆的一个小礼堂举行了婚礼，证婚人是杜月笙。金山是杜月笙的关门弟子，他以地下党员和杜月笙弟子的双重身份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的新房堆满了贺礼，张瑞芳最钟爱的是来自延安的挑花桌布，非常雅致。来访的客人都说：“这块桌布真好看！”张瑞芳无限感慨地说：“噢，那是远方亲戚送的，他们不能来。”这家“不能来”的亲戚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
抗日战争结束后，金山接到周恩来的指示，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身份，和张瑞芳一起去长春接收日本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张瑞芳和金山在长春拍摄了电影《松花江上》，讲述了东北普通人家的悲惨遭遇，控诉了亡国之痛。他们离开长春时，把一些机器设备都运到解放区，不给国民党留下。1947年11月，《松花江上》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首映，影片大获成功。这个时期也是张瑞芳和金山关系最和睦的一段日子。
1949年10月1日，张瑞芳作为新闻处的联络秘书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张瑞芳和金山进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话剧《保尔·柯察金》中，金山饰保尔，张瑞芳饰冬妮亚，周恩来养女孙维世担纲导演。
在排演话剧的过程中，张瑞芳发现金山和留学苏联归来，才貌双全的孙维世越走越近，经常同进同出，晚上孙维世的屋里常飘荡着金山的声音。张瑞芳没有和金山、孙维世吵过一句，她在台上依然和金山卿卿我我，在台下形同陌路。
伤心的张瑞芳要求离开青艺，周恩来对此很无奈，为她做了安排：“去上海吧，做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张瑞芳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真正与她相伴一生的人，正在那儿等着她呢。张瑞芳遇到了上影二场主任严励，33岁的他还是单身汉。在拍摄《南征北战》时，严励经常来帮忙，跑跑龙套，朋友们极力撮合严励与张瑞芳，说严励是个有才华、有情调的好人。
张瑞芳反省自己的婚姻失败的原因是追求“爱情至上”，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既然大家都说这个严励好，那就不会差，应该听取大家的意见。严励多才多艺，绘画、书法、音乐、写作，无一不通，有一天他去张瑞芳家，带去了一把大锯，张瑞芳见状一愣。张瑞芳乐了：“得了，你也别演奏了，就帮我把床脚锯短点吧，哈哈哈！”张瑞芳对严励的好感陡增，和这样性格好、有小资情调的“好人”在一起，一定不会寂寞，而且踏实。1952年11月7日，张瑞芳与严励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张瑞芳因为不能生育，就领养了一个儿子，取名“严佳”，总算有了一个真正的三口之家。１９８７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郑曾祜利用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绕路回大陆探望张瑞芳。一到张家，看见张瑞芳的丈夫严励，郑曾祜就激动地走上前去，握住严励的手道：“哎呀，谢谢你照顾她，给她幸福。”而严励则哈哈大笑道：“我的爱人，我当然要照顾了。三人都已是七旬老人，两个心胸开阔的男人很快成为好友，有说有笑，十分投缘，反倒把张瑞芳晾到了一边。此时，大家才发现，原来严励竟然长得和郑曾祜十分相似。当青梅成灰、竹马老去，我爱上的人仍会有你的微笑和眼神，隔山隔海，隔着几十年岁月，相思今生不灭。在老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催促这两个从来没挑明过心事的老同学拥抱一下，在众人的推拥下，郑曾祜和张瑞芳留下了今生唯一一张合影，照片上，二人眼中闪烁的，依旧是少年一般的羞涩之情。回台湾后，郑曾祜给张瑞芳和严励寄来两箱衣服，里面也有严励的两套西服，所有衣服尺码都十分合身。此后，逢年过节，郑曾祜的第一个电话总是打给张瑞芳的。可有一年，张瑞芳拿起电话，那边却不说话，只是唔唔地哭，张瑞芳的心一下子拎了起来，询问了郑曾祜的家人才知道，原来郑曾祜已经中风，失去了语言能力，再也不能亲口问她一句：“你还好吗？”８６岁那年，张瑞芳仍在深深思念着早已过世的郑曾祜，她知道自己在世时间不久，希望能把这段心底深处珍藏的美好公诸于世，“对它有个交待”。面对记者提问时，她答道：“人世间，有着太多太多的阴阳差错，但是生命有多长，爱情就有多长，我对他的牵挂伴随了我一生。”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因为那是他和她曾经的青春，曾经的梦想。
2005年，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国家有关部门联合表彰“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张瑞芳是唯一一名全票通过的候选人。2007年，第16届中国电影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上，张瑞芳被授予“终身成就奖”。演员的一部戏、一个角色，演好了，成功了，有它的必然性，但也有它的偶然性。演员不像作家那样写出一本书完全是独立创作，属于个人的才能，演员是集体创作中的一员。当然也不可否认有自己的表演天赋和努力，但往往导演好、剧本棒、搭档默契为你提供了成功的机遇。我总认为演员这个职业很讨巧，他们的形象可以永久地留在银幕上，多少年后放映，观众看到的还是你当年的美好艺术形象，但你已经今非昔比，早和当年的角色没有关系了。这些年电视里放老片子，有的观众打电话给我，激动地谈起看片的感受。但我却有种隔世之感，很茫然。也许人生的阅历翻到今天这一页，我能够看淡荣誉，能够更理性更实际些了。但我还是要感谢表演学会给我这么高的奖项。扪心自问，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政治的干扰，我拍的片子数量很少，还不到二十部。现在的青年演员上戏的频率，真令我们这一代老演员羡慕。他们几年拍的片子比我们一辈子还多。所以谈不上有多伟大的成就，真的，我只是一个听话的好演员而已。面对荣誉，我的心情是沉甸甸的，遗憾是多多的。遗憾很多，更多的应该是反思，深深的反思。有些戏至今你也不能说它不好，甚至仍很感人，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真谛。我扮演的一系列平凡而伟大的妇女形象，至今令人感动，还是因为作品的时代感很强。但是由于当时政治气候的干扰，左的文艺路线的影响，今天又有几部作品还能再与观众见面呢？至于创作过程中遭罪、受到的非难就一言难尽了。就拿影片《李双双》来说，现在评论界将它说成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李双双，我获得了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但是1961年拍摄这部影片时，正处于文艺必须绝对跟着政治路线走的大气候下。河南著名作家李准1960年写出小说《李双双小传》，并在病中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赵丹看了剧本，欣喜万分，强烈地希望自己来演喜旺这一角色，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让他演。我那时正在舞台上演出，领导让我演李双双，我立即动身赶到林县参加拍摄。李双双是个心直口快、大公无私又极朴实的农村妇女，作品的风格定为喜剧，如何让自己和角色融汇一体？我考虑在表演上适当夸张一点、风趣一点，把人物的性格放开点演。表演时，导演鲁韧一直提心吊胆，时时提醒我：“不行，不行，千万别放开，那样会遭殃的，说不定会戴上丑化劳动人民的帽子。”所以我表演的时候也是顾虑重重，生怕犯错误。李准写的男女主人公的生活语言太丰富了，但还是被左改右改，鸡蛋里挑骨头，后来我实在生气了，固执地坚持我的台词，说：“希望你们一句也不要改，一个字也不要改。”“文革”中，《李双双》又被戴上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中间人物论”，“文艺黑线代表作”的帽子，我被斗得死去活来。1973年周总理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成员，我也在座。接见时，周总理突然将话题转到了文艺界，气愤地提到安徽省黄梅戏的著名演员严凤英的死是因为没有人关心她。又问在座的当时“四人帮”在文化部门的代理人于会泳、浩亮：“《李双双》电影有什么问题，它错在哪里？把我都搞糊涂了。”后来我也想通了，一部作品出来后，大家都习惯地把它当作教科书，上至中央下至各级领导都要管，都要干涉，创作人员的个性、作品的个性自然被抹去了。更可笑可气可悲的是，1958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电影生产也大放“高产卫星”，“天马”、“海燕”厂各拍出了七、八部纪录性故事片，我也参与拍摄了一部纪录性艺术片《三八河边》，它是作家鲁彦周根据全国劳模陈淑贞的事迹编写的。这部影片包括其它多部作品，今天已不能向观众复映了。我特别要提到的是，《三八河边》在外景地拍戏期间，刘少奇主席正在安徽宿县“三八”人民公社搞调研，听说我们在当地拍戏就和王光美一齐接见了主创人员并合影。就是这张集体合影照，十年浩劫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所以说，授予我终身成就奖引起我太多的记忆，我把这个奖看成是对我们这一代老艺术家的安慰吧。今天我还能去领这个奖，但是像赵丹、石挥、上官云珠、严凤英等等，他们那么有才华，一生对艺术、对电影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周总理就曾说过一句话，“一个优秀演员救活了一个剧种”，指的就是严凤英。可是你再也没有机会发给他们任何奖项了！
2012年6月28日晚21时38分，张瑞芳在上海逝世，享年94岁。7月3日上午10点，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的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在钢琴协奏曲《黄河》萦绕低回的伴奏声中，秦怡、仲星火、牛犇、唐国强、张瑜、奚美娟等著名演员到场送别，很多影迷从各地赶来鞠躬献花，陪伴自己多年的偶像走最后一程。作为杰出的电影和话剧表演艺术家，张瑞芳为中国的电影、话剧事业的贡献彪炳史册，永不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