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出现的“二简字”，笔画简单好认，为何在后来没有沿用下来
文·段宏刚
汉字在数千年前被华夏先民创造出来后，虽然在写法上经历了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多种字体的演变，但在形式上，大多数汉字是以“繁体字”的形态出现的，一直沿用到几十年前。
繁体字由于笔画繁琐，字形复杂，在普通大众中间，被调侃为“三多五难”，“三多”是指字数多、笔画多、读音多。“五难”是指难认、难读、难记、难写、难用。
这就导致汉字只能在文人中间流传，普通大众很少有机会和条件去读书识字，这对传播文化、普及知识、交流思想都非常不利。
从19世纪开始，“汉语文化圈”的各个国家掀起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思潮，纷纷弃用汉字。在此影响下，国内不少学者也建议弃用汉字而使用拼音文字。
此时期，于内于外，都不利于汉字的发展。因此，改造汉字势在必行。
1956年初，酝酿已久的《汉字简化方案》终于出台，采取三种方法对数千个常用汉字进行了简化。
第一种方法，删减俗体字的笔画，让写法不再那么繁琐。
比如，関——关，覌——观，縂——总，覚——觉。
第二种方法，根据古人在草书、行书中的写法，对一些字进行“省变”，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对偏旁部首的改变上。
比如，讠（訁），饣（飠），纟（糹），钅（釒），省变后的偏旁部首要比原来的简单得多。
第三种方法，用同音字或近音字来取代复杂的字。
比如，稻榖的“榖”和山谷的“谷”，原本是两个不相干的字，但为了省略笔画，就统一用笔画少的“谷”来替代。
如今，在“汉语文化圈”内，我国大陆地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地区，使用的是简化汉字，而我国港澳台地区，日韩，以及国外其他华人地区，仍然在使用繁体字。
简化字和繁体字到底孰优孰劣？到今天，学术界依然没有争论出所以然来。
不过，简化字被推广起来后，在各行各业发挥出巨大优势，最显而易见的作用是：让普通大众读书识字更加便捷，对扫除“文盲”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毫无疑问，《汉字简化方案》的实施，是非常成功的文化工程，对汉文化走向全世界的意义非常重大。
在《汉字简化方案》通过后的21年后，也就是1977年12月下旬，《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呼之欲出。被第二次简化了的汉字，俗称“二简字”，是在简化汉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删减一些汉字的笔画，改变一些汉字的造型，而推出的一种新式的汉字字体。
可以看出，“二简字”要比“一简字”更加简单、好写，以至于从1978年4月到7月，教育部发出了好几次通知，倡导人们在课本、教材、报纸、杂志、图书出版、板报、标语、书信等媒介上，全面停止使用第一次简化字，而使用“二简字”。
在那些年，所有平面媒介上出现的汉字，都是看起来有些怪异的“二简字”。
为什么说“二简字”看起来怪异，大家看看它的造型就清楚了。
“二简字”的简化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种。
第一，用笔画简单的同音字代替笔画繁琐的字。
比如，“酒”简作“氿”，“葱”简作“茐”，“籍”简作“笈”。
第二，用原来字的特征部分来代替原来的字。
比如，“贰”简作“弍”或“二”，“柒”简写为“七”。
第三，对一些复杂的汉字只保留原字的轮廓，省略其中的部分笔画。
比如，“堂”简作“坣”，“停”被写作“仃”。
第四，对一些原字笔画复杂的部分，用简单的笔画（或单字）来代替，产生如同符号一样的字。
比如，“割”简写为“刈”。
第五，以会意字的组合方式，把一个复杂的字，用几个常用字（或偏旁）组成一个字。
比如，“矮”简写成“仦”。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几年，“二简字”被推广起来后，很快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写起来简单，但几乎没有起到正面作用。
比如，“副部长”会被写成“付部长”，观者很容易产生误解，还以为是姓付的部长。“鸡蛋”会被写成 “鸡旦”，对习惯了前一种写法的人来说，看到后一种写法一脸懵懂。
最大的麻烦体现在对一些姓氏的改变上。
比如，“萧”姓被写作“肖”，“廉”姓被写成“连”，“蓝”姓被写作“兰”，“戴”姓被写成“代”，“阎”姓被简化为“闫”，“詹”姓被简化为“占”，“虞”姓被简化为“于”或者“余”，等等。
姓氏是一个家族祖祖辈辈沿用下来的，代表了一个家族的血缘关系和宗族观念，怎么能说改变就改变呢？
“二简字”的出现，给普通大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麻烦，弊端远远大于利好，甚至阻碍了社会的向前发展。所以，《人民日报》在80年代初，专门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声讨“二简字”，对其评价为：字形怪异，令读者困惑。
1986年6月下旬，国务院宣布废除“二简字”。至此，流行9年之久的“二简字”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简字”在当时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一简字”推广20多年来，我国的文盲人数大大减少，全国大多数人已经能认识不少汉字，文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因此，继续简化汉字的必要性已经不大，过度简化汉字反而会适得其反，不但会降低汉字的文化内涵，还会增加学习成本，给人们的交流带来困难。